上次說到，在英國小說家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筆下，蕭斯塔科維奇試圖以政治上的屈服，來保護音樂的純粹；也即是說，以政治人格的破產，來換取藝術人格的完整。問題是，藝術和政治真的可以分開嗎？二十世紀最着力主張兩者不可分割的，應該是喬治．歐威爾莫屬。歐威爾和蕭斯塔科維奇是同代人，只相差三歲，若不是前者早死，說不定兩人會出現某種交接。作為最早關注蘇聯高壓統治的西方知識分子，歐威爾肯定知道蕭斯塔科維奇。蕭斯塔科維奇有沒有聽過歐威爾，則不得而知。
“All Art is Propaganda”是歐威爾的口頭禪，在他的文章裏反覆出現。在著名篇章《Why I Write》中，歐威爾以招牌的坦誠態度，列舉了自己之所以從事寫作的四大動機：一、純粹自私（虛榮心和自我中心），二、審美熱情，三、確認歷史真相的衝動，四、廣義的政治目的。最後一項值得引述：「把世界往某方向推動的欲望，改變人們對值得追求的社會的想法。再說一遍，沒有書是完全免於政治傾向的。認為藝術跟政治無關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他非常簡潔地歸納了自己的政治觀點：自一九三六年以後，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和希特勒上台，自己的寫作便一直以對抗極權主義和支持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為職志。根據上述的宣言理解，歐威爾的最著名作品《動物農莊》（1945）和《一九八四》（1949）完全貫徹了他的政治信念。
我第一次接觸到《一九八四》，就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時候我剛考完中學會考，暑假期間逛書店，看見一本題目和當年年份相同的外國小說，在全無背景知識的情況下，純因好奇心的驅使買了回家。雖然小說預言的世界並沒有在一九八四年成為事實，但那惡夢一樣的情景，還是困擾着我小小的心靈。所謂極權國度，完全超出一個在自由社會成長的十幾歲少年的想像。最近往書架上搜尋，這本三十多年前的舊書居然還在。那是民國六十八年台灣桂冠圖書出版的中譯本，譯者是邱素慧，卷首有殷海光五十年代初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評介。《自由中國》當初的立場是反共的，後來卻觸怒了國民黨，惹來了封殺的命運，事件頗有「歐威爾式」（Orwellian）的恐怖。當然，這些我當年都不懂。之後讀了《動物農莊》，雖然也覺精彩，但震撼性卻遠遠不及《一九八四》。大學時期又讀了自傳性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記述作者早年流落社會下層的生活體驗。當時也是不懂，只覺得很悶，很瑣碎，完全沒有《一九八四》的力量，頗為失望。也許是因為這個落差，加上後來自以為有了點文學修養，嫌歐威爾的小說欠缺藝術性，便魯莽地斷定這個作家可以close file了。
之前因為寫了關於蕭斯塔科維奇的文章，很自然地想起了歐威爾，便把書架上一直頗為扎眼但卻一直不屑閱讀的歐威爾文集《All Art is Propaganda》拿了下來。裏面收錄了歐威爾一九四零至四九年的評論文章，當中大部分是書評。作為文學評論人，判斷座標依然是政治，但對語言的運用也格外敏銳。歐威爾站在被壓迫者的一方，立場很容易跟左派混淆，但他同時是個特立獨行的人，不但跟左翼陣營保持距離，甚至擺明車馬要跟對方的教條主義過不去。在他的眼中，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更邪惡。他親眼目睹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如何為了遵從蘇聯的領導，不惜謊話連篇、顛倒是非，甚至出賣和背叛真正的革命力量。對歐威爾來說，一切意識形態都是可疑的，必然會腐化藝術家的人格完整。
歐威爾所說的「一切藝術都是宣傳」，原意並非藝術應該服務政治，要不就跟極權主義沒有分別了。他想說的是，藝術無可避免展現出創作者的世界觀，而世界觀必然是政治性的。所以，他批判狄更斯的中產階級道德觀和保守立場，批判史威夫特對人類社會有破壞無建設的惡毒攻擊，但是，在一輪猛烈和精準的轟炸之後，在硝煙瀰漫之中卻冒出了頌揚的旗幟──雖然如此，狄更斯和史威夫特依然是他心目中最優秀的英語作家。
歐威爾的文學批評除了具體入微、拳拳到肉，全無離地的理論和僵化的意識型態，也帶給讀者意料之外的驚奇和困惑。堅持和平民大眾站在一起的歐威爾，最喜愛的當代作家卻是喬伊斯、艾略特、羅倫斯等，也即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羣所謂「高等現代主義者」，縱使前者是純粹藝術的代表，中者是反動派天主教徒，後者是逃避現代文明的空想家。對於緊隨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正宗左翼文學，如年輕時期的詩人奧登，他卻嗤之以鼻。在歐洲戰雲密布之時，歐威爾竟然讚揚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說他逃避現實的「沉默主義」（quietism）是當下政局的唯一文學可能。到了戰後，特別是在寫作《一九八四》之時，他又宣告藝術家雖然不能迴避政治，甚至必須參與政治，但也同時要把自己的創作從政治抽離。換句話說，他必須把自己分成兩半。在完全政治化的時代，人格分裂是真誠的藝術家無可逃脫的命運。這不就是巴恩斯筆下的蕭斯塔科維奇的命運嗎？
然而，我們沒有充分理由假設，如果歐威爾和蕭斯塔科維奇有機會相遇，兩人會惺惺相惜。至少，應該不會出現你緊握着我手，我拍拍你肩頭這樣的場面。同情者與受苦者的最大距離，是世界觀的不同。藝術能否超越政治，雖非絕對的否定，但也不是毫無疑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