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藝術家要表現得對社會一點都不關心，實在很不容易。一位作家宣示自己的冷漠，遭到評論家的責備，立即就有粉絲出來護航，辯解說：不是那麼一回事！大家誤解了！這其實是反諷！是另一種關心的方式！另一位作家則試圖以直接回應現實的作品，反駁別人對其不關心社會的批評。事實上，單單關心還不足夠。出於對公義的判別，關心不可能只是關注（concern），而必然是介入（commitment），並且往往會變成立場之爭。關心的不幸結果，是關上了自己的心，無法再開放地審視不同的觀點。關上了的心不能互相容忍，互相體諒。關心成為了排斥的方式，這無疑是非常悲哀但真實的處境。

現在來讀夏目漱石的《草枕》，玩味他提出的「非人情」，肯定是不合時宜的。他說的那種去除個人利害關係，與人情世態保持距離的創作態度，可以說是disinterested的，也即是unconcerned和uncommitted的態度。而就算不進行狹義的創作，按此態度也可以確立一種審美的生活，即所謂「無詩之詩」、「無畫之畫」。於是「凡我所見皆須一一視為繪畫」、「必須只當作能樂、戲劇，或者詩中的人物來觀察」，這樣便可以達到純美的境界。以上的觀點，在今天應該會受到猛烈的批判吧。

不過，漱石其實並非沒有自覺。他老早就思考過相反的立場，所以他才立即作出了以下的辯護：「請別誤會有這種想法的我。若批評我身為社會公民不夠檢點，那更是不公平。行善難，施德亦難，守節操不易，為公義犧牲性命更不捨。明知如此仍刻意為之，對任何人都會很痛苦。要讓人甘願冒着那種痛苦，就必須在某處潛藏足以戰勝痛苦的快樂。無論是畫，是詩，或戲劇，都只不過是這辛酸中籠罩快感的別稱。能夠領悟這種趣味，吾人的所作所為才會壯烈，才會閑雅，才會想克服一切困苦只求滿足心中一點無上趣味。將肉體的痛苦置之度外，對物質上的不便不以為意，鞭策勇猛精進之念，為了人道精神，鼎鑊烹煮亦甘之如飴。如果要站在人情的狹小立足點對藝術下定義，那麼藝術就是潛藏在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內心，要求自己必須避邪就正、斥曲與直、扶弱除強的信念結晶，燦然反射昭昭白日。」

可以想像，就算在一百年前，在漱石所身處的明治時期，關心社會或者介入社會的呼聲，已經成為了普遍的時代意識。聲稱要拋開人情世態，是會受到公開指責的。漱石十分自覺到這一點。他深知道縱使藝術創作可以採取非人情的態度，作為現代公民的藝術家還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在藝術中非人情，並不代表同時要在人生（社會）中非人情。但是，把藝術和人生劃分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各有各的價值和態度，這樣的機械化切割，又不是漱石所認同的。於是，他把慣常的概念顛倒過來。不是藝術應該去描寫現實、回應現實，並以此為衡量藝術的標尺；反過來應該是因為藝術的存在，現實中才有美善的可能。在現實中追求公義，經歷的必然是痛苦，而令這痛苦變得可以承受的，是因為我們知道世上有藝術，有超然的美的存在。這種超然的價值，漱石持續地用一個非常低調的詞語去指稱它，也就是「趣味」。藝術賦予人生趣味。有了這趣味，無論現實中承受多少苦楚也可以忍受。他是從這個顛倒去反證人間的信念，而不是從人間本身去加以確立。

根據這個顛倒，藝術家其實是更理想的公民。他的小說主人公說：「我是畫家。因為是畫家，以風雅的品味為專業，即便墮落人情世界，也比左鄰右舍不解風情的粗漢更高尚。[……]比起無詩、無畫、無藝術修養的人，更能做出美好的作為。在人情世界，美好的作為就是正，是義，是直。在行為上展現正、義、直的人，是天下公民的模範。」要注意的是，這裏的所謂「高尚」、「美好」，不是指一般的道德品格，而是指對「正、義、直」的「趣味上」的理解和修持。沒有這種趣味上的理解和修持，正、義、直便很容易會遭到扭曲或掏空，成為空洞的口號。藝術家的自由，就是隨時能從人情世態抽離，暫時停止作為社會的一分子，而這種非人情的自由，卻又是藝術家回復成為社會的一分子的時候，所能展現的正、義、直的根據。這看似非常曲折的解讀，但我相信這就是漱石的意思。

漱石很明顯反對「為人生而藝術」，但他也並非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相反，他提出的是「為藝術而人生」。因為藝術，人生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沒有藝術的人生追求，就算出於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社會公義，怎樣也只能遭遇到挫折。人世間不但不完美，更加是以醜惡和缺憾為常態。道德敗壞，公義得不到彰顯，是人類社會永恆的現象。人只能憑信念作永無止境的奮鬥。為什麼這注定徒勞的奮鬥還有價值？漱石說：因為藝術教我們知道人生的趣味。人生是interesting的，只要我們懂得從disinterested的角度去看它。與其關心，不如有趣。這就是漱石的藝術性的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