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談到Sydney Padua的《The Thrilling Adventures of Lovelace and Babbage》，本周想繼續聊聊關於graphic novel這個類型。Graphic novel的中文譯法，似乎有好幾種，可以說是「圖像／圖畫小說」，但也有主張叫做「視覺文學」。這個稱呼之所以出現，是用來標示跟傳統給兒童和青少年看的漫畫作品的分別。Graphic novel的內容一般較嚴肅，處理的是歷史、社會，甚至政治題材。（傳統漫畫也涉及這些題材，只是可能不那麼開宗明義，而以較富娛樂性的方式包裝。）也有從形式上去區分，例如graphic novel很多時除了圖畫之外，還輔以大量注釋和文字資料。也有一個說法，指graphic novel一般不像傳統漫畫般在漫畫雜誌上發表和連載，而是從一開始就以書本的規模去構思，近似於長篇小說創作。
著名的graphic novel作品有Julie Maroh的《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和Marjane Satrapi的《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分別改編成電影和電影動畫。（傳統漫畫也有電影版，所以也很難說改編成大電影是graphic novel特有的要素。）我早前談過的《攻殼機動隊》原著漫畫，也附有頗大量的關於虛構科技和武器的注釋，以及作者對國情時事的看法，也不知這算不算是graphic novel的手法了。至於另一部提及過的關於日本明治時期的漫畫《少爺的時代》，在規模和企圖上則似乎非常符合graphic novel的定義。
當初是一位內地編輯朋友介紹我看《少爺的時代》的。因為已經找不到中譯實體書（尖端2000年版），便唯有看網上的影印版。去年六月在東京神田古書街，無意間給我碰到一套日語的一九九八年版，立即興奮莫名地買了下來。雖然已經在網上看過，但在紙本書上看的感覺完全不一樣。那精細優美的畫工，巨細無遺地展現出來；取景、構圖、分鏡和鋪排，全都動靜皆宜，遠近有度；整個作品的氣魄和詩意，簡直是洋溢於筆墨之間了。作品分五大冊，總題叫做《少爺的時代》，來自夏目漱石的著名諷刺小說《少爺》。五部的分題，分別是《少爺的時代》、《秋之舞姬》、《蒼空之下》、《明治流星雨》和《悶悶不樂的漱石》。整部明治時代歷史劇，由漱石開始，也以漱石結束；中間以小說家森鷗外、詩人石川啄木、社會運動家幸德秋水為主角，再穿插大量明治後期的政治、社會、文化名人，編織成一幅紛繁多姿的羣像畫。可以想像，看這樣的漫畫並不輕鬆，對當中的人物和事件認識不足，還要一邊看一邊上網查資料。但是，這也可以說是graphic novel對讀者的要求吧──漫畫不是平面的，是有深度的！
《少爺的時代》有兩位作者，一位是作家關川夏央，一位是去年剛剛去世的漫畫家谷口治郎。兩人的合作方式是先由關川創作劇本，然後再由谷口以圖畫的方式實現，過程當中關川也會給予意見。《少爺的時代》的創作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直至一九九七年完成，歷時十二年，可見其用力之大和用功之苦，跟長篇小說沒有分別。谷口治郎的畫風深受法國和比利時漫畫家影響，筆下的明治人物造型帶有些微歐化的色彩。但這正正就是日本進入現代化的時代，所以這種風格有相當微妙的效果。
我因為對文學家比較感興趣，所以之前跳了第四部《明治流星雨》沒有看。上星期拿出日文版，同時以網上的中譯版對讀，才赫然發現，這冊才是整個五部曲的「戲肉」所在。對於作者來說，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是日本近代史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轟動朝野的「大逆事件」。哈雷彗星恰巧也在這一年出現，好像暗示着甚麼不祥的預兆。故事的主角幸德秋水是高知縣土佐人，十六歲離鄉赴京，當上記者。他先是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便是由他首先翻譯成日文的），後來又改為信奉無政府主義（或稱無政府共產主義）。他認為明治維新雖然令日本進入現代化，國力日漸增強，但國家體制對國民的壓迫，以及新興資產階級對平民的剝削，卻只會把日本推入黑暗之中。議會政治對解決問題毫無作用，只有直接行動才能為人民帶來真正的解放。幸德的政治主張看似激進，但對當時的明治政府其實沒有多少威脅。在他的同道人當中，有人主張更為極端的暗殺手段，當中包括幸德的同居女友管野須賀子，一個被形容為「寂寞如火的女人」的恐怖分子。明治四十三年，管野連同宮下太吉、新村忠雄和古河力作，在幸德秋水不知情之下，密謀以自製炸彈刺殺出巡的明治天皇，以向國民證明天皇只是血肉之軀而非天神之子。可是，在未有任何具體行動之前，事機敗露，密謀者被逮捕，並牽連無辜者二十多人。幸德作為頭號反對派自然不能幸免。這顯然是政權藉機把危險分子一網打盡之舉。最後，連幸德在內十二人被判以「大逆」之罪，送上了絞刑台。
我對這段歷史並不熟悉，無從判斷漫畫中有多少是事實，有多少是虛構，但作者的意向卻是明白無疑的。關川夏央說：「哈雷彗星飛向那黑暗盡頭的明治四十三年六月，近代日本轉向另一個轉角。」「日本的青年期──明治時代也就此終焉，往後的日本和日本人，確實地步上了那通往昭和二十年的悲慘結局的軌道。」這作為歷史判斷似乎過於戲劇化，但作為戲劇化的歷史，卻是令人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