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學常識的讀者都知道，小說是虛構的。但是，某些類型的小說總會令人忍不住追問，當中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這些類型包括歷史小說、傳記小說、自傳體小說，以及日本的私小說。其中傳記小說（biographical novel）的描寫對象往往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所以性質和歷史小說有重疊之處。英國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二零一六年出版的《The Noise of Time》，肯定會引起讀者對於內容真假的猜想，因為它涉及主角的政治和藝術人格判斷──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蘇聯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
當被問及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寫蕭斯塔科維奇，巴恩斯說，自己在高中首次接觸俄語，又愛上了古典音樂，蕭斯塔科維奇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蕭氏是二十世紀藝術和權力之間的鬥爭的象徵。他在斯大林治下如何受到打壓和限制，以及他如何嘗試保存自己的藝術完整性，甚至不惜向權力低頭和妥協，箇中承受的痛苦，並不是生活在西方自由社會的創作者所能想像的。巴恩斯表示寫作要求作家跨越到自己身處的世界的對立面，而現在正好是時候寫這個題材。但他連忙強調說，絕不是因為普京掌權而寫這部小說。
很明顯，巴恩斯拒絕所謂的政治動機，就算是在如此高度政治化的題材上。他甚至會令人覺得，他要在當今「泛政治化」的文化藝術氛圍中，替「為藝術而藝術」平反。只要讀到小說互相呼應的開頭和結尾，那個優美得不得了，但又瑣碎得不得了（因而非政治化）的場面，那個超越「時代的噪音」的畫龍點睛的美妙三和弦，我們對小說家抱持的藝術價值便心領神會。（這段前言和後語肯定是虛構的：在二戰期間，主角蕭斯塔科維奇和一位不知名的友人，在大後方的火車站月台上，跟一個行乞者碰杯小酹。三個劣質玻璃杯，盛着份量不均的伏特加，輕輕觸碰的時候，發出一下清脆的三和弦。）這就是作者假主角之口（或者根據他所理解的作曲家本人的想法）所說的：”Art is the whisper of history, heard above the noise of time.”
蕭斯塔科維奇絕不是英雄，他甚至可以說是懦夫的典型。在極權國度多次被整肅，音樂被禁，甚至曾經徘徊於逮捕和槍斃的邊緣。小說正文的開場，是那個流傳已久的場面。為了避免自己在家人面前被強行拉走，蕭斯塔科維奇連續多個晚上拿着行李，通宵站在家門外的電梯大堂，等待秘密警察的出現。事件源於他的歌劇被斯大林親筆在《真理報》上批判為 “muddle instead of music”。對一個音樂家來說，那等於宣判了死刑。蕭氏幸運地避過此劫，因為負責他的案件的主管者自己先被清算了。
到了戰後，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決定派員參加在紐約舉行的文化及科學界促進世界和平大會。斯大林親自打電話給蕭斯塔科維奇，指派他為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因為他在西方擁有很高的知名度。蕭氏在無可選擇下答應了，結果換來的是一趟屈辱之旅。他當眾讀出黨為他準備的講稿，公開否定他心中一直崇敬的同鄉史特拉汶斯基，完成了一場人格自殺。西方世界的支持者在他入住的酒店外呼喚他，只要他從窗口跳下去，他們會用救生網把他接住。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不願意遵從嗜血的人權鬥士的旨意，成為殉道者。
然而恥辱並未停止。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政治融冰，壓迫看似緩和，但蕭斯塔科維奇已經失去了抵抗的意志。他被「邀請」入黨，那個他一直拒絕加入的，殺人的共產黨。可是，他最後屈服了，為了保存自己的音樂。據說入黨之夜他痛哭流涕，之後寫了《弦樂四重奏第八號》以明己志。當然是以隱晦的，諷刺的方式。之後，他簽署過許多惡名昭彰的公開信，譴責過許多忠良的異見者，包括索忍尼辛和沙卡洛夫。蕭氏的後半生，無疑是不光彩的。如果要幫他開脫的話，也只能說他天真地相信，藝術超越政治；作為政治人的他只是一具行屍走肉，但作為藝術家的他，到最後依然奮力保護音樂的純粹。
以今天對正義的嚴格要求來說，這樣的理由肯定是不收貨的。連帶寫蕭斯塔科維奇而又不批判他，甚至還同情他的巴恩斯也很有可疑之處。又或者「懦夫」兼「同謀者」蕭氏根本就不值一寫。對於為何以這個人物為小說對象，巴恩斯除了訴諸個人喜好，似乎不願多說。他只是說：”At a certain point I thought now is the time to write about Shostakovich”。我私下認為，他對時下流行的簡單化和兩極化的政治道德思維，是不感認同的。
有評論認為，巴恩斯筆下的蕭斯塔科維奇的性情不夠俄國，太英國了。可是，什麼才是「夠俄國」呢？我倒以為，這反而是一個英國小說家寫一個俄羅斯音樂家的有趣之處。重點並不在於這部小說夠不夠「真」，而是在於，在這樣的文化落差和處境對立之間，如何產生另一種對於「真」的理解。這不是事實上的真，而是藝術上的真。
巴恩斯的成名作，一九八四年的《Flaubert’s Parrot》（《福樓拜的鸚鵡》），其實也可以算是局部的傳記體小說。二零一一年獲得Man Booker Prize的《The Sense of an Ending》，主題卻是記憶（以至歷史）的不可靠。（去年電影改編上映，港譯片名《謎情日記》。）難怪《The Noise of Time》出來的時候，讀者會猜想這次不知會玩些什麼花樣。巴恩斯誠懇地說：「當你閱讀的時候，我希望你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