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陽光和煦，教師們站在一列運河屋前，開始研究不同屋頂。「你看見這一幢比較斜嗎？」「是因為建在運河上嗎？」「但是旁邊那一幢沒有斜啊？」教師們七嘴八舌，又向途人打聽，然後Google答案。
他們拿着一張工作紙，上面列出各種問題，由淺入深，由觀察到思考到獲得知識然後總結個人感受，到最後還要當自己是導遊，拍一段短片，整理「學習成果」。
這不止是一個教師學習活動，也是荷蘭學生的日常學習模式。
八歲小女生 夢想開學校
那一年，Frum van Egmond才八歲，她望着藍藍天空，發起白日夢：「我要開一間學校。」她不知道，二十六年之後，自己當上三子之母，成為創新教育工作者，在荷蘭的Noordwijk創辦一間自己的學校。
Frum主修心理學，實習時，她在一間青少年教導所工作，發現「問題青年」都有一個共通點──缺乏社交技巧。聽到不合聽的說話，以拳腳處理。別人沒有打招呼，他們不會主動伸出友誼之手。她知道，這些青少年不是缺乏公關，而是不懂得表達自己。一個人要表達，先要有意見；得出意見之前，先要懂得反思，先要知道「我是誰」，先要明白其實每一個決定都是自己選擇，而選擇是何其多，不止拳頭一個。
青少年待在校園的時間最長，Frum理所當然覺得學校應該要教會學生最基本的生活技能。籌備過程中，她無意走進大觀園，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教育方式和學習理論：華德福、蒙特梭利、瑞吉歐……「相比起坐在桌子前打開書聽教師講課，原來還有許多更有效的學習方法。為什麼我們的學校和教育，一直以來都不是以學生為本？」
知識 啟發 技巧 缺一不可
Frum決定打破所有框框，建立一套適合廿一世紀的教學方式，名為The Noordwijk Method。她將學習分成三個部分：知識、啟發、技巧。課程內容與傳統學校大同小異，只是沒有太多固定科目。時間表的上午獲得知識，下午重視應用。最大的分別，是在背後運作的「基礎學習模式」。
無論是設計課程還是工作紙，都有五個清晰步驟：學習目標、知識啟發、思考策略（連結自己）、運用知識、反思成果。
正如文首提到的學習活動，「目標」是懂得分辨不同種類的運河屋頂。要得到更多「啟發」，學生可以循工作紙上的提示，前往不同地點，觀察更多種大大小小、建築背景不同的運河屋。再來，工作紙上列出各種「思考方向」，更進一步討論歷史知識、設計的實際功用。然後，學生需要得出「個人意見」，例如覺得設計有用嗎？自己會否搬入運河屋？為什麼？最後，學生要「運用技巧」，將以上的知識、啟發和反思，運用創意和技能表達出來，例如是剪片、合成相片，需要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工具，完成一件作品。
一個活動，結合了各種科目：歷史、科學（建造運河屋）、地理（看地圖）、語文（搜集資料）、資訊科技（發表成果）、藝術（表達美感）。小組活動需要學生分工合作，運用人際社交技巧、解難能力、發揮創意。「學生需要將知識結合現實生活，過程中使用愈多感官愈好，真實體驗有助他們鞏固學習所得。」Frum解釋。
「按部就班，誰也可以按這個方式設計課程及課堂，絕不是什麼rocket science。」到底，傳統教學方法出了什麼問題？
教師不是書本
教師步入課室，學生敬禮。「今日講第八課，同學打開書第32頁。」一般課堂，都是這樣開始。傳統教師受訓之時，未曾學過如何跟上廿一世紀的教學方式。出版商看準教師心態，推出舊酒新瓶，吹噓書本設計包羅萬有。教師常常將書本奉為聖經，書上寫什麼就教什麼。明明學習主題是海洋，書本上教珊瑚，就只能教珊瑚。「書本變成教學目標，是現時教育的真正問題。」
眼見Frum創辦的學校大受歡迎，其他學校紛紛向她取經。「通常我會告訴教師，第一步就是在課堂開始之前，告訴學生這一堂的學習目標，以及學習原因。」就是這麼簡單？事實是，原來有許多教師都搞不清教學目標。「再微小的改變，也可以有大不同。」
Frum會協助教師重新檢視一次政府設定的教學目標，弄清楚有什麼是必須要教，有什麼是由教師自主，有什麼是可以改變。學生知道教師將要教什麼，沒有那麼容易魂遊。然後，來到最重要一步，就是給予學生自由，找到自己想要的學習方向和需要。例如學習海洋主題，有學生喜歡珊瑚，也有學生會想了解海藻，甚至想探索深海生物。
「教師的角色，不止是傳授知識。」Frum說。香港教育局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亦有列明，教師的角色共有七個：知識傳授者、學習促進者、資訊提供者、輔導者、評估者、領導者、學習夥伴。「教師應該要能夠游走於教室，為不同小組提供協助，促進學生討論和思考，不是站在講台前面自說自話。」
「要改變，就要取代傳統，而不是在現有制度加鹽加醋。」Frum一語道破教改困局。說時容易做時難，荷蘭和香港的教育，其實面對十分相似的困境。教師變成工廠工人，學生就是產品。教師想要打破框框，又擔心教育部門視學刁難。荷蘭能夠發展創新教育，是一場由下而上，歷時十年的社會運動。
學校不是監獄 釋放教師再培訓
Frum於2006年創辦學校，兩年後，荷蘭社會創新智庫Kennisland推出「教育先鋒」教師培訓計劃。當時還是實習生的Kimon Moerbeek，今日已經是Kennisland總監。「大部分教師太專注於教學和課室，他們會忘記了外面的世界很大。」
一般的香港教師發展日都是講座，Kennis-land的教育改革團隊相信，教師最需要重投學習：學習成為一個發動改變的領袖，將腦海中的創新教學理念付諸實行。「教師應該是學校的CEO。」Kimon突破盲點。
一下子，教師要由工廠工人，轉換身份做學校舵手，最大的挑戰是改變思維。教師不止要面對學生，還要與同事溝通，要說服校長支持，這一切，教育學院都沒有教過。首屆計劃招募了十位教師，為他們提供相關培訓，建立互助網絡，還有一筆5萬港元的資助，讓他們可以每星期騰出時間參與培訓。
有成果，還要讓社會看得見。Kennisland十分重視「論述」，藉由媒體報道，引來政府關注，官員前來親身感受教師的成長。「與學生學習一樣，實實在在的經驗最能夠觸動人心。」計劃有成果，得到更多資金，由一年培訓十個教師，漸漸增加至四十、五十個，由小學到中學到專上教育都有教師參與。2015年開始，每年會有二百至三百位教師參與培訓，每位教師的資助提升至70萬港元。
Kennisland的教育團隊只有三幾個人，部分還是兼職，如何能夠處理如此龐大的計劃？「不少參與計劃的教師，已經逐漸成為計劃核心，幫助後來的同業。」Kimon解釋，教師團隊接近三四十人，負責擔任評審，策劃課程，協助參加者成長，聯繫社區網絡。「計劃原意就是為教師賦權，他們接手主導，才能夠令計劃不斷延續。」現在，教師甚至開始與政府及議會磋商，討論未來教育政策發展。
眾籌創新主意 全民辦學
社會有足夠的創新教師，但是學校還是一間間工廠。阿姆斯特丹市政府預計，人口在未來十年會有所增長，需要更多學校。在政黨協助下，Kennisland成功游說政府「眾籌」新主意，向全國發出公開邀請，提交「理想學校」參賽，勝出團隊可以按理念創辦新學校。
第一屆共有一百二十四個計劃，最後篩選十五強，有四個團隊勝出。其中一間小學Klein Amsterdam於去年開始運作，上一期報道也曾介紹其教學方式。Klein Amsterdam選擇以文字取代分數，「成績表」是教師觀察學生日常成長的文字。教師團隊內有八成人都擁有雙學位，除了教育文憑，分別主修時裝、設計、攝影、經濟、藝術、人類學、心理學、設施管理等等。
即便是校長，也是商界出身，本業是策略顧問，專門為各公司解困。為了創校，她特意修讀校長Berit Mastenbroek課程。「顧問的專業訓練教會我，每一件事都總有方法變得更好，換個角度可能就有出路。」創校時確立了大方向，但是課程一直都在微調進步。同一精神，放諸於教育，原來也沒差。
每逢說到創新教育，香港人一句「外國先做到」就抹殺所有可能。事實上，文中提到的「創新教育」，一切早已寫在教育局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自主學習、主動學習、探究精神、全人發展……耳熟能詳吧？記者親訪荷蘭，耳聞目見，當地教育面對的困難，與香港十分類似，唯一分別在於程度以及制度。假如荷蘭的困難程度是5，香港就是10，最困難的，是香港缺乏民主制度，政府施政未能以民為本，舉步維艱。
在天色最黑之時，星星永遠最光亮。教育創新機構「教育燃新」，帶頭在港推行老師再培訓計劃，成效如何？下期再續。（六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