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非常注重考試成績的社會裏，在學習上處於落後形勢的孩子很容易失去自信，感到無助，從而窒礙他們的學習，形成惡性循環。如果未能幫助這些孩子逆轉過來，他們的成長歷程會是痛苦的。由於這羣孩子大多欠缺家人的有力支援，學校和教師便是他們的希望，很多教師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地幫助這些孩子，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就是眾多例子之一。他們每天都面對很多挫敗，但老師卻如在海邊撿拾海星，把牠們拋回海裏的人一樣，努力做自己可以做的事，不會放棄後生仔。
「仔，你辛苦了，學校很安全的。」上年某日，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校長李建文，在校門外迎來一位戴着「豬嘴」返學的男生，他拍拍對方的肩膊，關切地說道：「這裏沒有催淚彈，不會秋後算帳，你可以真面目示人。」男生聽罷，終安心卸下裝備，步進課室。
兩年前，李建文接棒校長一職，每逢返學日子，他都會在校門前迎接學生，主動握手講早晨，藉此替學生的情緒「把脈」，「戴『豬嘴』男生，他的表態其實是一種求救。若政府明白這一點，對學生的看法就不一樣了。」又有時，他會察覺學生的神色有異，細問之下，總有故事：有人前夜與家人爭執，弄得沒精打采；有人遲到不因為打機打天光，只是半夜去做散工幫補家計⋯⋯
平常心面對
近一年多，時局紛紛擾擾，站在校門前的李校長，更像一個數算着綿羊的牧羊人—一個兩個三個學生，能逐一安全地返回校園，不再是理所當然。「要靠很多老師的付出和努力。」
數以千計的示威者被捕，不少是仍在學的年輕人，對李校長來說，「一個都嫌多」。站在教育工作者立場，那就像父母擔心子女一樣，不會贊成學生參與違法抗爭，只會循循善誘地勸勉學生要做守法的人；過程中，亦會給予學生情緒上的支援，期望透過這些付出和努力，減少學生違法被捕的數字，「不過，社會部分聲音不斷對老師作出打壓和指控，卻沒有肯定和鼓勵老師在這方面的努力，這不公道。」
他認為，過去一年教育界面對極大挑戰，例如一些羣體會對老師作起底和批評。截至三月，教育局共收到一百九十二宗有關教師專業失當的投訴，其中指控包括：老師鼓吹學生上街反對政府。「除個別事件，校長和老師一直堅持理念，我不希望批鬥文化變成香港風土病，學生在這種文化下成長，將來會變成怎樣的人？」
被問及有人擔心校園出現白色恐怖，李校長坦言，「只能以平常心面對」。事實上，去年十一月的理大圍困事件，他進校「執仔」被傳媒披露後，曾收到針對他學校的恐嚇，亦曾有人傳話勒令他要低調一點。「『執仔』是出於人道救援，給我再做選擇，我也會這樣做。」
外人覺得他「企得很硬淨」，他只是輕輕交代：「因為選對了辦學團體，慈幼會的理念，很重視公義，當中還有老師和學生的努力，大家很愛惜學校。」
「執仔」非始自今日
李校長曾是外展社工，後來決定轉型成為老師。話說當年李校長在球場、波樓和機舖「執仔」，得出一個頗叫人驚訝的結論：「每一個邊青都很喜歡讀書。」他說，邊青大都不想提早離開學校，不喜歡不做學生，只是有點賭氣：「我憎那個miss，她成日針對我」、「因為我間學校唔鍾意我。」
李校長經常抱持一個信念：「世上沒有人是不喜歡學習的。」他說，學校對年輕人很重要，它讓他們經歷社教化過程、羣體相處和學習規範。他說，中學生常問「why not？」，好像一句你「點解不可以食煙？」，看似反叛、挑戰權威，實質他們正在建立內心的尺度。「太早離開教育系統，無助於他們未來的人生。」
他索性「退社從教」，最初教授音樂，或者幫學生組band，後來當上通識老師⋯⋯然後過了一些日子，他成為一位校長。他將自己的教學理念配合辦學機構的宗旨，一步一步實踐起來，目的是培育每個學生成為造福社會的好公民。
李校長深知年輕人不喜歡說教，不要囉唆，所以首先從學校的場景氛圍入手：在非課堂時間，校園會播起悠揚的輕音樂（記者到訪那天在播《阿甘正傳》電影配樂），幫助學生放鬆心情。「這比用說話勸告他們不要動不動發怒更有效，因為，說話是用理性那一邊的腦袋，音樂則用另一邊腦袋，更容易控制情緒。」
此外，他更為學生設立咖啡室，裝潢一如外面的咖啡店，裏面設有一塊小黑板，上面寫着不時轉換的金句，例如，這一天就是來自電影《阿甘正傳》的「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學校還設有畫廊、健身室、錄影室等其他學校少見的活動空間。「希望學生知道學校愛錫他們。教育界講求equal，但equal doesn’t mean fair，我們全校有一半學生是來自貧窮線以下的家庭，也有一些非華語學生，我們就是要給他們最好的，這才是公平。」
上面提到的活動空間，除了提供娛樂，亦是學校實踐價值教育的平台。他說，一般學校要進行價值教育，多數只會邀請社會賢達到校向學生分享勵志故事，效果較為短暫，因為學生沒有經歷實踐上的深化過程。「譬如學生沖咖啡學拉花，不斷練習，他們同時就學習了認真和專注；又譬如有學生留意長者長期吃藥，就發明了一部分藥機，好讓婆婆不會吃錯藥，學生的確能從實踐中學習到關愛和利他精神。」
每個Band 3學生都獨一無二
他說，學校提供社教化的學習歷程，就是從每事每物，讓學生學習應有的價值觀，即使是考試，它背後的概念就是學習—考試不是目的，但考試可以是一種工具，讓人進步而且成為更好的人。
說到這，李校長不期然帶點自豪地說：「我們每年收好多別人不要的學生，有些學生不喜歡原校，就來到我們這裏做插班生。」聽起來，這些學生好像也帶着當年「喜愛讀書的邊青」的味道。不同的是，他們不用終日蒲球場、波樓或機舖，而是可以在一間他們喜歡的學校裏學習和成長。
「很多人看不起Band 3學生，說他們沒用，我不相信，事實上，學生就像他們自製的咖啡杯一樣，每一個都獨一無二。」
陳智偉老師：我們是園丁
「老師好像一個園丁，不只是準備了花盆、泥土和種子便可，還要施肥、澆水、去雜草，這樣才能幫助學生成長。」慈幼會伍少梅中學助理校長陳智偉（陳sir）說。
陳sir當過十二年社工，其中四年在學校服務，明白學校是學生成長的關鍵，可是駐校社工通常只能提供補救性工作，「見到學生出事已經太遲」，而且個案完結，兩者關係便完結。過程之中他開始作出多方面思考，最後認為「老師比社工對年輕人的幫助和正面影響較大，可以陪伴學生成長」，於是他在二〇〇四年轉行成為老師。
教育從來不容易
他執起教鞭，履行截然不同的責任：教學上的課堂管理、秩序、追成績、課堂有效運作；教學以外的學校會議、行政工作、文書工作……然而，近年卻深刻感受到香港教育的種種失衡，譬如說，面對一個失去上學動機而缺課一段日子的學生，學校應該設下更多特定條件才容許學生復課，還是應該義無反顧幫助學生重返校園？又譬如說，學校決定一個學生留班，固然可以有一千個「理性」的理由，但是做決定時是否應該多做一點「感性」的考量？是否寧願困難地拯救而不是容易地放棄，讓他們自生自滅？
「老師是一份發自內心的工作，我們有很多技巧或知識可以進修，但相對重要的，是內在的覺知和反省，所謂以身作則，教人，要表裏一致，自己也要努力學習做一個好人。」
但他慨嘆，教育制度令老師面對沉重壓力以致忘卻初衷。有些老師會在教員室內以尖酸刻薄的詞語來形容剛上完課的學生；有些老師會自覺成為制度下的共犯而感到內疚；有些學校不鼓勵師生在校外接觸，更建議老師買責任保險……
「老師要保護自己保護到這個地步，對學生不信任到這個地步，這種疏離的關係，讓我引以為戒。」他說，經常反思自己當老師的初衷，經常提醒自己，要站在年輕人的角度看事情。
鄧佩菁老師：起點崎嶇 更要堅持同行
一次課堂上，鄧佩菁老師跟一個學生爭辯他的處事方法。「Miss，你教書啦！」突然，學生向她拋下這句話。「我站在這裏，不只是教書，什麼是教育？除了我要教你知識，我要培育你成為一個好人，一個正直、有正義感、明辨是非黑白的人。我不是只站在這裏教書。如果只是知識，你上網有什麼知識找不到？」她無法隱藏自己內心的激動。
全班鴉雀無聲。
鄧老師說，教育，是教書，也是育人，而且，更要與學生同行。她說，十多年前，她初到慈幼會伍少梅中學任教，在校園看見一幅壁畫，上面寫有鮑思高神父的話：「照顧沒有書讀、流離失所的人。」她深受感動，更立下志願，要實踐神父的理念。
芝麻綠豆不是小事
「有些學生的路較為崎嶇，例如來自複雜家庭、貧窮家庭，更不能放棄。」她說，曾有一個學生，被家人嚴重忽視，於是她每朝打電話叫醒他起身返學；後來，她又發現學生把所有零用錢花在打機上，於是她和他約定，錢交給她看管，然後逐日或逐星期分發……聽起來盡是芝麻綠豆的瑣事。偏偏，人生的道路正是由細微的事組成。「學生後來升上大學，別人問我是否很有成功感？我只是替他開心，因他的起點是那麼困難，他最後仍能做到。」
她教中文，過程中她很看重價值教育，教中文不一定強調考試技巧、分析能力和手法，「那些只是旁枝，中文不只有這些功用，應該着重教授思想和情感。」她舉例，她向學生談及孔子提出的「任何時候保守有仁德的心」時，學生反應很大，「做到的嗎？現今社會，大家只顧賺錢又功利。」她便說：「世界不完美，有人比較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而行。」
又當論及《論語》的「不應不擇手段謀求利益」時，學生便說「人總是自私的」，「我反問他們，你估自私的人知不知道自己不對，學生答「他們知道」，我就說，既然每人都知道，那麼，應該做的，我們就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