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事件發生後，可如何尋求公義？大眾往往首先想起「司法公義」，透過法律制度懲罰加害人。
不過關注性暴力組織「風雨蘭」研究顯示，由於性暴力倖存者*舉證責任大，司法程序漫長複雜，而性暴力發生場合隱蔽、難以取證，十六歲以上倖存者在缺乏支持的情況下，難以承受被盤問質疑的情緒壓力，僅五成報警求助，而十六歲以下倖存者僅三成選擇報警。
就算獲得了理想的司法判決結果，很多倖存者仍然面對關係困境和情緒煎熬，因為逾八成性暴力加害者與倖存者相識，如親屬、伴侶、朋友、同事等等。受訪的三名童年性侵倖存者認為，與其爭取某種形式的公義，她們其實更希望，人們可以了解她們各自面對的情境，以及尊重她們所作的選擇。
除此之外，她們也渴望被了解，她們不止有受傷落淚的一面，也有充滿力量的一面，會猶豫，會憤怒，也會輕鬆說笑，和我們所有「普通人」一樣。雖然創傷不會隨時間而淡化，但倖存者依然在風雨中前行，為自己找到生存的希望，亦成為彼此的力量。
*本文用倖存者（survivor）而非受害者（victim）來指代經歷性暴力創傷的當事人。因為雖然她們的創傷沒有淡去，但仍然希望自己努力生活的力量可以被看見。
不只訴諸法律 聆聽倖存者的真正需求
「我覺得那一刻，我純粹想生存下去。」現年十九歲的阿星（化名）回憶。
十六歲時，她遭到親人性侵。其後，她嘗試和媽媽講，「但我媽說，他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媽媽的迴避令阿星感到「深刻的痛和失望」，甚至顛覆了她對世界的看法，「性侵那麼嚴重的事，我媽都沒有去保護我。我小時候學過的是爸爸媽媽很疼我，無論發生甚麼事都會保護我，為甚麼現實不是這樣？」
家人無法保護她，學校的老師和同學更加無法信任，阿星很長時間內都不敢上學。她不停地哭，情緒時常崩潰，沒法從任何地方得到安慰。
司法公義在她面前也顯得無力，不足以抹平傷痛。「因為已經受傷了，就算抓他進去（坐監），但我還是受傷，還是不開心。」阿星亦不想因為報警，令身邊的親人都知道這件事。那段煎熬的時間裏，她還萌生出很多暴力的報復想法，但都沒有付諸實踐，「為甚麼我不去做呢？我還有一個很矛盾的地方，他還是一個我很親的人，我真的信過他，愛過他。」阿星說着時，眼眶紅了。
「為甚麼不報警？」是性暴力倖存者不時面對的質疑。風雨蘭服務經理曾秋娜說，童年性侵的加害人往往是倖存者的親人或熟人，倖存者報警前，會顧慮兩人本身的關係。親密關係性暴力倖存者亦如是，若認識加害人的親人、朋友，就算獲得理想的司法判決，「（倖存者）會有一些guilt，會覺得是不是我害了對方？會不會影響對方的家庭，對方的一生？」曾秋娜說。職場性騷擾倖存者則會擔心被公司管理層認為「搞事」，害怕最後只是自己離職或被調職收場。
曾秋娜認為，聆聽倖存者在司法公義之外的需求，不是否認司法公義的重要性，而是尊重其自主選擇權，「倖存者真正需要的公義沒有說一定是哪一種，反而需要的是在追求公義的過程中，社會容許有多元的選擇。如果倖存者這一刻只想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狀況，也是ok的。這亦不代表倖存者永遠只有這個選擇，選擇也可以是流動的」。
傷後餘震 既擁抱又害怕愛
在性侵事發後兩年，阿星的情緒仍處於一片模糊，她偶然讀到日本記者伊藤詩織寫的《黑箱》和風雨蘭出版的口述故事集《倖存者言》，發現書中性暴力親歷者的感受和自己有相似之處，才開始找到出口來釐清自己的情緒。特別是《倖存者言》中的九位童年性侵倖存者，年齡橫跨五十後至◯◯後，令阿星意識到「可能這個創傷不會（被）埋（藏），可能會影響我十幾年，那我不如現在痛痛快快去找些方法來幫自己」。
她鼓起勇氣，去年通過網上支援向「風雨蘭」求助。這一年來，她定期與輔導員見面，也參加過童年性侵敘事實踐小組，找到一些能夠彼此支持的同行者，情緒逐漸穩定。
因為自己受過傷，她希望其他人不要遭受類似的情緒，所以養成了表達愛的習慣。無論是親生弟弟、認識多年的朋友，還是信任的輔導員，阿星努力向身邊人表達關心。甚至是樓下的清潔阿姨，阿星見到對方都會主動問候：「你今日點呀？食咗早餐未呀？」
每天都表達愛的阿星，自己卻仍然不敢相信愛。「（事隔三四年，那件事）依然令我沒辦法去信任別人。」阿星緩慢地說，「還有我沒有……真的很難和別人親近。我對這個世界好失望，所以我不相信別人是愛我的，或者能夠100%永遠保護我。」
同樣參加童年性侵敘事實踐小組的Y（化名）也說：「這個創傷，很難用『康復』去形容。可能會慢慢好（轉），但未必可以好番晒。有時覺得（創傷）好像不在，有時又會出返來。」Y從幼稚園、小學開始遭到親人性侵，持續發生了數年。她曾寄住在親戚家中，二十歲初決意徹底搬離原生及親戚家庭，五、六年沒有見過加害人了。
童年性侵創傷對她與異性相處、進入親密關係有很大影響，但最難擺脫的是自身的自責情緒。無論是網絡評論，還是身邊人的反應，旁人質問的聲音深深鑽進了Y的腦海，一直沒有消失：「點解唔報警？點解那時唔出聲？唔反抗？點解冇勇氣去死？點解冇勇氣殺了他？我都會怪自己冇勇氣、冇力量。」她哽咽地說：「到現在這一刻，我還很自責，或者厭惡自己。比起偶然發夢夢到（當時的事），這種情緒跟着我更加久。」
相似經歷連結倖存者 成為彼此憧憬和力量
性暴力倖存者並非只有脆弱一面，並非被動等待幫助，她們也會自己幫自己，以及從彼此身上獲得共鳴和力量。
阿丹童年曾被同學、親人非禮。十四歲時，她遭到診所醫生猥褻，從診所出來到街上與媽媽會合後，她打算去報警。但阿丹媽媽認為，女兒不是在發生時立刻投訴或大喊，之後報警估計難以證明，也擔心取證過程中女兒會受傷，因此阿丹當年打消了報警的念頭。
去年三月左右，阿丹加入風雨蘭的童年性侵敘事實踐小組，與經歷類似事件的女性定期傾談。
第一次見面時，其中一位組員開口就立刻哭了，說自己缺乏支持。「那一刻就開始有點，不知道是不是進入狀態。就是我都明白她的感受，缺乏support的感受，都忍了很久，辛苦了很久。好像是世界上另一個我這樣，好玄妙的感覺。」阿丹驚訝地發現自己與組員很多經歷和感受都相似。
當有組員分享厭世的想法時，阿丹也會感覺心痛，「聽到哭得像豬頭一樣」，最後大家緊緊擁抱，從互相鼓勵中獲得力量。
組員的年齡、職業等背景各異，有些剛剛成年，有些結了婚。「我都覺得好amazing，嘩！原來可以結到婚㗎喎。好犀利喎，可以結到婚㗎？」阿丹回憶時仍難掩激動，她從對方身上找到憧憬和鼓勵，覺得自己好像是過去的她們，而她們就像是未來的她。
阿丹今年決定報警，起訴十三年前施暴的那個診所醫生。這個決定除了是為自己，也是為了組員們。阿丹說：「我想做多少少。好多時我會想（鼓勵她們），我都做到啦，你們都可以的，有這個心態和力量去支持我去做多一點。」
不過阿丹坦言，由於司法程序漫長、舉證要求嚴格，她已經「打定輸數」，「我不是為了贏才報警，我想要的是一個結束」。雖然阿丹媽媽當年沒有給予足夠支持，但她在這十幾年裏亦不好過。阿丹說：「她都很愧疚，會因此睡不着覺，好嬲個醫生，好嬲自己。我都不想她帶着這個折磨過世，所以想跟她一起去解決這件事。」
藝術家溫柔對話 「我們都受過傷」
接受風雨蘭輔導的部分童年性侵敘事實踐小組組員，與經歷影像性暴力、職場性騷擾等倖存者，今年參加了由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ACSVAW）組織的與藝術家對話實驗。配對藝術家將與倖存者對話的靈感轉化成詩歌、小說、繪畫、裝置藝術等作品，組成「平靜未竟：性暴力倖存者與藝術家的對話實驗展覽」。
跟童年性侵敘事實踐小組配對的藝術家、詩人洪曉嫻，認為自己是「一個channel，稍稍能夠靠近她們痛苦的感受，並留下祝福」。
《向陽植物》之三《木百合》（節選）
洪曉嫻
我盛開 成為希望的引伸義
再會了 我沉重的母株
我旋轉輕盈像一個芭蕾舞者
許許多多的姊妹與我
同時裂變
每一個都是我
每一個都不是我
雖然沒有經歷同等程度的性暴力傷害，但洪曉嫻認為對話過程中仍有不少共鳴之處，「身邊的女仔可能十個有七個，在小時候受過或多或少的性暴力，有些是性騷擾，有些是不好的sex jokes，有些是非禮，這些在女性成長裏面很容易就會中到」。
洪曉嫻還補充，小組成員經歷的都是童年創傷，「所謂千瘡百孔的童年，在我們成長過程中也時有發生。這都是很難療癒的傷痛。我們能夠成為集體，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受傷的過去，這也是我們觸碰到彼此的可能」。
拒絕遺忘 創傷也是養分
有份參加與藝術家對話的Y，在十一月的周末親身來看展覽，她看見觀眾寫下很多留言卡片，內容不乏誇讚倖存者講出來「很勇敢」。不過Y卻說，自己是匿名分享，而且與那麼多組員一起講，「我本身不覺得自己有甚麼特別勇敢的」。
但有兩張留言令Y印象特別深刻，「其中一張紙仔是男仔寫的，他有經歷類似事情，說不知道身為一個男性，怎樣講出來。還有一張說以前有朋友經歷過性暴力，但自己不懂如何反應。」
觀眾這些反應令Y真正開始感受到展覽的意義，原來經歷性暴力的人比想像中多。根據平機會婦女聯席在二◯一三年的調查報告，在香港，每七名女性就有一名曾經歷性暴力的傷害，但少於十分一人向外求助。由於倖存者甚少向他人透露經歷，統計數字未必真正反映性暴力問題的嚴重性。
如果可以，Y和阿丹都希望曾經遭受的性暴力從來沒有發生過，那樣人生會輕鬆很多，但如今她們不會對創傷視而不見。當初情緒很崩潰的時候，曾經有人建議Y接受催眠治療，令自己忘記所有創傷，但Y不想這樣做：「這樣好像將當年受創傷的小朋友和現在的自己分開，我覺得好像是背叛了那個很可憐的自己，也捨棄了那時候苦苦支撐的自己，我不想捨棄這一面。」
阿丹認為，清楚自己面對的狀況，才可以找到出路。她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創傷經歷，之後身邊有朋友說自己也曾經遭遇過，只是大家都沒有求助。「我用自己的經歷去鼓舞對方的時候，也是在療癒自己，（創傷）對我來說都可以是一個養分。」
後記：聆聽者所能做的事
在第一次採訪性暴力倖存者之前，我猜測對方仍處於十分壓抑、低落的狀態，不禁擔心自己若有不準確的臨場提問，或者無心之言，會造成無可彌補的二次傷害，心情隨之變得沉重緊張。但每次見面前，總是先聽到倖存者和社工的笑聲，甚至在開口介紹之前，我也很難從外貌和神態分清兩者的區別。
「沒有經歷同等程度性暴力的人，應該如何與倖存者相處？」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疑惑，於是向倖存者提問。
Y認為不少人也抱着類似心態，但「如果對方很小心翼翼地和我聊天，這絕對不是我想見到的畫面」。她認為只要不是抱着惡意去提問，倖存者都會給予理解，「不用太擔心自己講錯話，可能會更容易溝通」。
不過，她們都希望聆聽者能在發問前更加敏感，不要問「雷點問題」（即越過對方底線的問題）。Y曾經在網上看到一宗性侵新聞，受害人報警時被問：「即係點啊？插入咗未？有冇插到？」就算Y跟身邊的朋友講自身經歷，有些人也會脫口而出：「即係點呀？係非禮還是甚麼？點解你會唔記得？你真的全部不記得？那究竟有沒有發生過啊？」
阿丹也忍不住憤怒：「（我也被人問過）點解你唔搵女醫生，要搵男醫生啊？點解唔報警啊？」她們自身經受過或見過太多類似質問，深知這正是很多性暴力倖存者自責、不敢傾訴或者報警的原因。
除此之外，其實令每位倖存者感到自在的相處方式都不盡相同：阿丹不喜歡對方沉默，因為這像是自己講錯話；而Y害怕對方流淚，因為不想給旁人帶來太大負擔。倖存者和我們所有「普通人」一樣，有些性格活潑，有些喜歡說笑，有些內向害羞，但這些多樣性都長期被「受害者」標籤所掩蓋。Y笑着說：「我那天來看展覽，在場很多是女性，我都分不清自己和她們（區別）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