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技人也是導演】池清麗聚焦性小眾羣體 執導新作《蠍子草》視做導演如練特技 悟出武林哲學：一直訓練，一直碰板，一直嘗試

池清麗（Jamie）的身影，在鏡頭前後躍動。在鏡頭前，她是特技人；在鏡頭後，她是獨立導演。

早前，Jamie在爸爸替她拍攝的兒時錄影帶片段中，找到一段自己在小學禮堂舞劍的影片。那時候站在木地板上的小不點，從未想過自己長大後成為特技人，面無懼色地從十米躍下；也沒有預計自己會執導演筒。去年，她的首部紀錄片《安全距離：第一章》在香港同志影展上映。今年，她執導的首部劇情片《蠍子草》入圍第十七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

乍看之下，導演和特技人兩個身份看來迥異。她走在通往成為導演和特技人的路上，卻發現掠過身邊的風景何其相似。在二○一七年開始學師的她，目前已經以特技人身份參與電影《白日青春》、美國電視劇《荒原》（Into the Badlands）和《基地》（Foundation）等多部作品。「其實還是在學習怎樣做導演，我還沒覺得自己很清楚做導演要做甚麼，也是處於學習途中，覺得有一點像我在三年（特技）訓練那個狀態，就是一直訓練，一直碰板，一直嘗試那個狀態。」

從小習武 愛做特技人因如「玩遊戲」

她個性好動，小學開始學習跆拳道和武術。在課室坐定定上堂，她倒覺得無聊，「好像發吽哣，有時候坐着會悶」。所以，她最期待課後參加課外活動的時光。後來，她曾遠赴法國深造，又於愛爾蘭和英國工作，去到每個地方，她都會參加當地的武術小組。

將興趣變為職業的契機，於二○一六年出現。那年，馮德倫和吳彥祖聯合監製和執導美國AMC電視劇《荒原》，劇組到愛爾蘭招聘特技人。她此時才發現，原來有這樣的工作，「可以賺錢，又可以滿足我喜歡郁動（的個性）」。她說：「這個生活方式我覺得好像不錯。」於是，她報讀了愛爾蘭的特技學校Stunt School Ireland，並度過三年寒暑。

要通過高空跳、武術、潛水等多種考核才能在愛爾蘭成為特技人（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美國AMC電視劇 《荒原》劇組合照（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學校位處偏遠，遠離市中心。她凌晨四點便要從被窩爬起來，乘巴士去上早上八時半或九時的課。不單車程漫長，下車後還要走半小時才能抵達校門，「試過下大雨，大家濕透才回到學校，然後便要去跳彈床，好辛苦。」幸好，她身邊有一班一同打拼的伙伴。彼時，他們一邊在學校訓練，一邊參與形形色色的拍攝。「大家都是師兄、師姐、師弟、師妹，有時候大家都會笑大家。」眾人按照劇本，飾演不同的角色，挑戰難度各異的動作場面。這天，他們是太空人，太空艙忽爾爆炸，眾人飛彈上半空；翌日，他們就置身在槍林彈雨的場面，在高處被子彈擊中，為了活命，只好跳下樓逃生；期間，還得謹記「交戲」，在空中掙扎幾下。「你不可做得太漂亮，不然就不像跳樓。」某日，誰把誰踢了下水，濕透的某君回以一句：「得，明天我報復」。Jamie邊笑邊說：「好像小朋友玩遊戲，真的好像一羣大細路在用你的想像力和skills去玩。」

Jamie正雀躍地試用特技老師製作的防火凝膠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Jamie難忘在特技學校訓練期間，揹着沉甸甸的護具，再在崎嶇山路徒步半小時上學。

從未想過自己能從十米高跳下

對於Jamie而言，由歡笑聲與汗水構成的特技訓練生涯「就是不停地push你的comfort zone（舒適圈）」。她挑戰過林林總總的高難度動作，每每在成功以前，都未想過是自己力所能及。從十米高台跳下這回事，她不諱言：「本身以為做不到」。

「去到某個高度，你看下去都會腳震。」離地六米，她已腳震；站在十米高台，更是雙手冒汗。「都會有點害怕，都會想，如果我頸先着地，那不就……」要衝出舒適圈，除了練習，也要不停調整心態。她冷靜下來分析，「其實很多動作都是有一個progress（進程）。你慢慢拆，原來都是由一些基本功慢慢建立。」她平常訓練的高度多為六米，若高度增加至十米，亦只需做出相同的動作，純粹要克服高度帶來的恐懼。

在距離地面十米的起跳位置立定，她目不轉睛地盯着安全氣袋上以紅點標示出的着陸位置，一躍而下。氣流在耳際呼嘯而過，原本細小的紅色圓點隨着離心力轉瞬間變大，在空中的幾秒之間，她把腳向前翻，最後，以背部安全着地。

又一次，她挑戰成功。從氣袋上站起，她朝攝錄機走去，迎向下一個挑戰。

Jamie說，在高處跳出去那一刻，絕不能膽怯。（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被罵「Chinese Virus」 鏡頭聚焦種族與性向歧視

習武之人，大抵都有顆悲天憫人、行俠仗義之心。她關懷世界的其中一個方式，是扛起攝錄機，把鏡頭對準自己所屬的性小眾羣體。她關心同志權益多年，大學畢業後，首份工作便是於香港的跨性別資源中心任職。當下，她認為，影像可以讓平權訊息走得更遠。

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亞裔人士在歐美遭到歧視的情況屢見不鮮。當時身在倫敦的Jamie，甚有體會。一天，她在逛超級市場，幾個白人朝她喊“Chinese virus”、“Chinese cunt”。她身邊的朋友，亦有同樣經歷，甚至有同志亞裔朋友在街頭被襲擊。「好像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很反常，無啦啦去街都被人逗。」

她認為，仇視亞裔社羣的現象，與愛滋病初現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患者被污名化的情況很相似。當時，部分媒體會把愛滋病稱作“Gay virus”、“Gay cancer”或“Gay plague”。她是菲律賓與香港混血兒，素來關心種族、離散、身份認同等議題。在這個艱難時刻，她特別希望聚焦在當地的亞裔同志社羣，並且記錄擁有雙重邊緣身份者的生活。

藉着紀錄片，她想探問的是——「大家怎樣去面對這些困難呢？」於是，她展開了《安全距離：第一章》的拍攝，希望「互相講大家的故事，inspire大家。」歷時半年的拍攝期間，她訪問了三十多位亞裔同志。但在最終的放映版上，她決定聚焦在來自中國的秋白（化名）和其伴侶Bling
的故事。

故事早於二○一五年發生。當年八月，二十一歲的廣州中山大學女生秋白因教科書涉及污名化同性戀者的內容，成為首位起訴中國教育部的學生。二○一七年三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秋白敗訴。

其後，秋白前往英國讀書，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性別、媒體與文化（Gender, Media and Culture），並創立Queer China UK，長期關注中英兩地的同志運動。她在英國，結識了伴侶Bling。在仍處於疫情陰霾的去年一月，Jamie拍下了她們倆的婚禮。在疫情之下，婚禮只能透過Zoom舉行。秋白在英國，Bling在中國，婚禮主持人身在香港，證婚人則在美國。一對情人沒有華衣美服，奢華布景，但絲毫不減其意義。

秋白（左）和伴侶Bling接受Jamie訪問後，也加入了紀錄片的製作團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時代變幻 當下就是行動最好的時候

挑戰高難度特技固然困難，做導演也不見得容易。Jamie表示，朋友都說幸好她的紀錄片在去年順利上映。

今年，第十七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的部分短片電影因「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頒令而需要刪剪，導演改以黑畫面及靜音代替刪剪部分。面對無形的紅線，她不免擔憂，「線好像每年都不同，然後標準又不是很明確。」再者，近年眼看中國和香港的性∕別小眾屢受打壓，不論是成立十五年的中國北京同志中心今年五月宣布因「不可抗力」停止運作，抑或是香港電台的多元性向節目《自己人》在八月起停播，也讓她切實地感受到性小眾的空間在縮小，平權進程正「倒退」。偶爾，她也會對前路感到「偏悲觀」。她思索片刻說，此時此刻，紀錄片反過來提醒自己，不要放棄。

秋白起訴中國教育部的同年七月九日起，中國二十多個省分共三百多名維權人士和律師陸續被捕，事件被稱為「709大抓捕」。在紀錄片中，秋白回憶那段日子，表示很多人也勸自己不要在此時提出起訴，或者遲一點才做，但是她都沒有理會，因為——「我覺得時代可能會愈來愈壞，現在是最好的時候。」Jamie說，如今，正好可以借用秋白的這一席話。

三十多位受訪者的片段，未有盡數收錄在目前放映版中，其中一名受訪者的遭遇，讓Jamie反覆琢磨。對方是一位新加坡律師，一直視推翻當地禁止男男性行為的法律條文——《刑事法典》第377A條文為目標。朝目標前進的路上，連面試官也曾笑他天真。怎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在去年八月宣布廢除該條文。說到這裏，Jamie笑了。她說未來孰好孰壞，仍屬未知之數。「所以有些事，你想到應該做就先做」，「這些都不是我們掌握之中的，不是我們掌握之中的東西，就Let it be，自己就做好自己的東西，惟有這樣。」她亦沒想過，紀錄片比自己預計中走得更遠。早前，國際女性廣播及電視協會（IAWRT）和關注女權的印度非政府組織Partners for Law in Development主動接觸她，希望將其作品帶到印度的學校放映，讓她喜出望外。

Jamie和團隊曾於二○二一年在倫敦舉行攝影展。場內還展出了多名未有收錄在《安全距離：第一章》中的亞裔同志之影像故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執導新作《蠍子草》療癒性小眾

時代也許走向崩壞，也許不然，無論如何，她還是想繼續以作品陪伴和療癒觀眾。是以，她初次涉足劇情片，執導了新作《蠍子草》。

片名的靈感源於她日常生活的一個片段。熱愛大自然的Jamie，某天在外地行山，野草輕拂小腿，當下無甚感覺，一段時間後，才覺得腿部有一點麻痺，這才發現原來自己觸碰到葉子兩面帶有針刺及針狀毛茸的蠍子草。「我覺得那種感覺挺特別，有時候，可能一些經歷是會令你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蠍子草》就把這種無以名狀的感覺交織成一個關於種族、宗教和世代的故事。主角是由菲律賓來到香港生活的異鄉人Rosario。機緣巧合下，她在街頭遇上一場有關性小眾的隱形劇場。鬧市中，一對女同志情侶正被家人痛罵，不知就裏的Rosario上前拉走兩位年輕女生，避免雙方發生衝突。事後，Rosario受邀加入劇場工作坊。在戲劇練習期間，昔日女友的身影忽爾浮現，回憶再次湧上心頭。Jamie解釋：「每個人都有他們各自要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不同的身份或者身份的交叉性也會影響到大家怎麼選擇去生活。我希望借《蠍子草》的主角面對自己的回憶和傷痛的故事，給大家一種療癒和釋懷的感覺。」

生命中的某些時刻，猶如被蠍子草的刺刺進皮膚，往後才慢慢泛起鈍痛感，甚或會影響爾後的人生軌跡。如此想來，Jamie和電影的相遇，也恰若在不經意間觸碰到蠍子草。

中學時期，她開始察覺到自己的性取向。此時，電影便是她的心靈慰藉。她猶記得觀賞由百老匯音樂劇改編的電影《吉屋出租》（Rent）時的感動，電影以愛滋病蔓延的美國為時代背景，愛滋病患者、男同志、女同志、變裝皇后等角色縱使是活在邊緣的小眾，依舊樂得揮灑青春，活得自在。「我大概在中學的時候看這套電影，令我有很大的感受和餘韻。」多年以後，她亦希望自己能以影像創作，帶給觀眾力量和溫暖。「是電影給了我一個陪伴，就覺得原來不是只有我一個是這樣，好像我在電影找到一種陪伴的力量。所以，我自己也想通過我的作品陪伴到這個羣體的人，可能他們未必在他們生活的圈子遇到同路人，但是如果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那個作品，我可以陪伴他們十五分鐘至半小時也好。」

Jamie說，很喜歡身處的饒宗頤文化館，因為她曾在此參加由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的夏令營。 與同業的交流中，她看到各人以有限的資源拍攝，使她對理想的追求更為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