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醫療．社會處方實驗】對抗孤獨大作戰 實驗奇兵如何幫助長者？ 健康的定義不一定是「沒病」 康復的方法不一定是吃藥

健康不止於沒有疾病，在診、醫、藥以外，整個社區存在其他因素，可以對我們健康構成利好或不利的影響。有人提出「社會處方」，「社會處方」，亦稱社區轉介，是指將個人與社區非醫療服務資源連繫起來，改善市民健康和福祉的方式。英國是最早採用社會處方的國家之一，並在二○一九年正式納入到國民保健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預計今年將會有九十萬名病人成為「社會處方」服務的對象。

英國社會處方最為人熟悉的實踐模式，是由衛生界別內的家庭醫生，或外聘的社區連結員（Link worker），在了解求診者的需要後，將其轉介至社會服務界別。及後，社區志願團體則提供一系列的活動讓求診者參與，如義工服務、藝術活動、園藝、健康飲食諮詢。處方的服務對象包括：慢性病患者、精神障礙者、獨居年長者等。

那麼，具體情況若在香港實行，又會是怎樣？跨界別的醫社合作中，非醫療專業人士又能如何參與？以下的實驗故事，對象是處於醫療體系的弱勢長者，但同時關乎每個人的健康，相信可以啟發大家對未來「社會處方」的願景和想像。

實驗室成員邱家進（右）正教導長者使用手握力計。

孤獨會增加死亡率

隨着年華老去，長者的身體機能逐漸衰退，生活變得刻板，亦要面對因喪偶、與子女關係疏離所帶來的孤獨感。根據去年香港大學一項調查顯示，本港有超過三成長者受到抑鬱、焦慮或孤獨其中一項困擾。

問題無法只靠求診吃藥解決。基層醫療健康的概念，正是針對更廣泛的情況，嘗試解決與社會、經濟和環境等因素有關的健康問題。

以長者面對社交孤立的情況為例，全球不少研究已證實，孤獨感會增加死亡率，對血壓、抑鬱和焦慮等有不利影響。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出警告，指長者社交孤立屬於公共衛生問題，這問題在疫情環境下顯得極為嚴峻。

去年夏天，本地一些先導計劃已悄然展開。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JC MaD Social Lab），開展了「日日健康實驗室」計劃，選定大角咀區的長者為實驗對象，嘗試從用家角度，思考如何在社區推動基層醫療健康，並透過非醫療形式介入的實驗，探討如何善用及擴建社區資源和網絡，讓長者走出孤獨的藩籬，從而提升健康。

實驗室的其一焦點，便是引入近年在外國開始興起的「社會處方（Social Prescribing）」。簡單而言，「社會處方」就是由專家結合社區資源，引介一些非臨牀的方式，來減緩人們因長期社會脫節或孤獨而衍生的身心疾病。

實驗室成員將落區後的觀察寫於便利貼上

實驗 由密集式落區傾偈開始

實驗的開首，實驗室成員首先進行密集式落區，各自走訪南昌公園以及樂群街公園，與晨運的長者們閒聊；並透過社企「時光」的網絡探訪大角咀區不同階層的長者，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健康狀況。最後，就回到實驗室進行討輪。

實驗室成員譚皓中分享，他在一間中醫診所外，遇見一位正在等待義診的婆婆，她的生活不如意，丈夫已過身，同住的兒子不孝順，腳的舊患令她行動不靈活，無法找工作，「我覺得做人好艱難，成日都無胃口。」說罷，她更叮囑譚皓中不要將她的「醜事傳千里」。「婆婆的例子不罕見，許多長者都有類似情況，因而失去人生價值和意義感。」本身是老年學研究員的他說。

他再觀察到，大角咀因交通「隔涉」，大多數長者沒有需要及意欲離開社區，雖然區內的長者會互相接觸，但局限於日常生活的交叉點，例如「街市買餸見到會打招呼」，卻沒有多元化的社交，「無形中有種被孤立的感覺」，加上局限於區內，生活單一重複。

「有一次，一位在樂群街公園晨運的婆婆，曾笑着說：我依家幾十歲人都係等死㗎咋。」他分析，說話背後透露她對未來失去展望和寂寞。討論到此，各實驗室成員開始反思：實驗是否可以從社交層面入手，建構令長者產生歸屬感的社區。

改善社交連結：排隊流流長   不如玩一場遊戲

長者喜歡面對面，又對陌生人有戒心，那不如增強原有鄰里街坊的連結吧。現職護士的成員邱家進分享，他曾走訪一位住劏房的伯伯，對方早午晚三餐均會去不同派飯的餐廳領飯，排隊領飯已佔據他整日的時間，不少長者亦同是如此。

大家於是靈機一觸，不如趁長者排隊時，添加一些「小插曲」；例如聯繫社區內的藝術家，為他們寫生；或讓長者試用即影即有相機，互相拍照，再分享相片。

於是一天下午，幾個成員便帶着相機、手握力器以及按摩球等小玩意，「進攻」正在排隊等候飯票的長者。抵步後，大家發現排隊人龍長得由街頭排到街尾，逾百人正在烈日當空下等待飯盒。

而過程中，長者對手握力器最感興趣，邱家進更觀察到，長者在測試的過程中，重拾對自身體能的掌控與自主性，「原來我唔係咁細力，我手握力唔係咁差！」不過，他們對相機的反應不一，不少長者羞於上鏡，認為自己不夠好看；有些開初抗拒，在看見成品後卻笑逐顏開。

測試後，成員們嘗試尋找區內願意將試驗持續發展的機構或小店，卻不太順利。對方反映，很多餐廳只是每月派一兩次飯，難以令長者之間建立穩固又深入的關係。

不過，從兩次失敗的經驗能歸納出，長者需要與信賴的同行者，建立長遠、互相了解的關係；以及需要配對社區資源，循序漸進地協助他們建立及擴闊社交網絡。

團隊於便利貼寫下實驗對象的生活習性，一同討論與分析他們的健康問題。

人人都可以成為社區連結員

討論期間，成員發現近年外地興起的社會處方（social prescribing）—— 一種由醫護單位因應病患情況轉介至社區連結員（link worker）的模式，十分適用於今次的實驗。

成員考慮實驗期限迫在眉睫，難以在短期內實踐有醫療照護單位參與在內的社會處方，大家均同意社區連結員是可行的切入點。參考英國的社區轉介模式，社區連結員並不一定擁有專業醫護資格，只需與求診者建立關係，深入了解對方的興趣和需求，為其配對合適的社區資源。

「咁我都可以係我阿婆嘅link worker。」有人說。大家認為，其實只要擁有願意聆聽以及了解的耐性，所有人也可以是長者的link worker。

但並非人人都懂得與長者溝通，皓中認為長者擁有自己的語言以及習性，社區連結員需學習以相同的語言與交流，才能逐漸讓對方放下戒心。於是他將成員及自身與長者相處的經驗，由如何與長者們打開話匣子（建議從社交 / 活動水平、日常生活、嗜好專長和經歷四個範疇入手），選取合適的社會處方活動（建議四大方向：動態、靜態、室內、室外），以及參加活動前後的變化評估（心理 / 情緒、自理能力、健康管理、社區參與等八大範疇），集結成一本「銀髮族生活掌控力評估手冊」（Logbook)。

投其所好 個人化處方箋

攜着溝通的鑰匙，成員與相熟的長者配對，並嘗試使用評估手冊內的技巧，發掘並構思專屬於他們的處方，一手包辦由識別、配對社會處方，並一起完成處方的過程。大家將這「土炮」的社會處方計劃，名為「個人化處方箋」。

• 83歲的桂妹喜歡嘗試新事物，成員遂為她配對「深水埗文青半天遊」，帶她嘗試素菜西餐廳，又一同參觀《時光》舉辦的長者故事展覽。
• 72歲的老廖喜歡看電影，聽音樂（喜愛Beatles及heavy metal），以及喝酒，惟行動不便。成員們遂上他住所一起吃飯飲酒，期間與他暢談各種理論、電影。
• 73歲的桂芳以前從事製衣，並喜歡四處遊歷。成員遂帶她去南豐紗廠參觀展出的織布工業，又帶她去西貢郊遊。
• 95歲的金枝開朗健談，成員遂帶她去南昌公園野餐，在公園吃便當、用即影即有相機拍照。

一對一 「博物館處方」

台灣亦有引用社會處方，由醫師診斷失智長者的情況後，將其轉介至博物館參觀活動，以舒緩長者衰退程度、活化記憶，以及減輕照護者的壓力。無獨有偶，香港視覺文化博物館M+亦有意欲策劃專為長者而設的活動體驗，遂與實驗室一拍即合，由成員親自成為社區連結員，為長者進行一次「博物館處方」。

參觀當日，成員均配對一位由「時光」轉介的長者，由導賞員帶領遊覽展區。成員嘗試用生動的日常例子，將龐大的資訊轉化為長者明白的語言。桂芳事後表示，她知道博物館開張的第一年免費開放讓人參觀，「但無人陪我去嘛」；她對成員的陪伴感到高興，「 有班年輕人帶我哋啲阿婆去見識吓，咁大個人都未見過藝術品，真係第一次見」。當邱家進帶她參觀描述香港歷史的「此地彼方」展區時，「見到啲街道同舊樓，勾返起細個嗰時的回憶」。另外一位同行的廖伯則打趣說，「終於明白作為一個藝術家，唔使理人哋明唔明白，佢自己明得㗎啦」；另一位長者小燕直言，過往參加社區中心舉辦的活動時，「成車車我哋去，跑馬咁好快就搞點，好快趣食完飯就走」，但這次成員們一對一的陪伴與解說，讓她覺得溫暖。

邱家進指，「佢哋會講以前喺呢啲地方住，有飛機欖，由幾多層拋去幾多層」；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對方的憶述反而豐富了他的遊覽體驗。他指桂芳剛經歷喪偶，正處於情緒低谷，失去生活焦點，需要連結員逐漸的介入，擴闊其生活圈，讓她看見生命的其他可能性。

桂芳、邱家進、廖伯、譚皓中（由左至右）參觀完M +博物館展覽，於館內坐下交流近況。

成員的反思：不是普通轉介

 一次次的推倒重來，從失敗中匯聚可用的經驗，最終精煉出實驗雛形——個人化處方箋。歷時數月的實驗尾聲，大家亦回到實驗室，思考社會處方於未來的可行方向。

Social Lab成員袁穎藍指，國外的社會處方概念有醫護界的參與，但基於各種現實限制，實驗室需跳過醫療單位的轉介步驟，直接由社區連結員作包攬識別需求與轉介；成員曾質疑後者與社福界的活動分別不大；惟醫護行者創辦人范寧醫生指出兩者的分別，link worker是需要以公共衛生的眼光，替長者作出身心靈的識別，「唔係淨係做普通轉介，而係community monitoring ，發現人嘅需要，邊度有資源做呢種轉介，而唔係個病人純粹打個電話叫救命咁基本咁簡單」。

所以，這次「個人化社會處方箋」特別之處，是與長者建立深度關係，並持續地與他們同行，現存的社福界未必有資源做到。此外，醫生只能在每次求診時給予市民醫療建議，「但唔可以為病人度身訂造三百六十五日的健康餐單」；市民的健康需要在日常中建立，「個人化社會處方箋」正正是利用了社區資源，協助市民實踐醫生的建議。

長者不知道社區資源  增配套職位加強宣傳

另外，袁穎藍亦觀察到，社區並不缺乏適合長者使用的資源，卻缺乏宣傳。「我諗緊聽日去邊度玩，一上網就搵到深水埗十大美食、文青打卡熱點嘅page(專頁)，但就唔會有咁嘅list俾老人家」。她認為，不同機構只需「行多步」，例如開設列出不同長者優惠的網頁，「原來長者可以免費入海洋公園，水務署辦好多免費參觀歷史建築嘅導賞團」，又或者興建輪椅適用的通道等方便長者出入的設施，長者便能更輕易接觸不同資源。

邱家進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指自己曾於醫院精神病房實習，看見不少患有抑鬱或焦慮症的人士求診，卻被拒絕以住院方式治理，「可能你要返去社區處理，但係社區又係咪好多資源幫你做呢啲嘢呢？」他建議，地區康健中心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可作為社會處方的樞紐，而旗下的社區策劃主任，可作為社區連結員，重點轉介慢性肺病患者、體弱或患有焦慮症的長者。創不同協作主席黃英琦亦建議，可以在社區裏設立「社區連結員」的職位，成為年輕人樂意參與的新興社區關懷行業 (caring profession)，並廣義列出社區的豐富資源，包括地區康健中心、傳統社福團體、文化藝術和體育機構、社區康健中心等，與社區連結，轉介有需要的長者去使用不同的服務。

四人正於「香港：此地彼方」展廳內，觀看「九龍皇帝」曾灶財的書法作品。

「日日健康實驗室」   團隊成員跨界別

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是非牟利慈善機構創不同協作（MaD）旗下的項目，一直以創新精神，回應社區內不同議題，推動社會改變。是次探討基層醫療議題的「日日健康實驗室」，貫徹社創講求的跨界合作理念，實驗室團隊成員來自十多個專業範疇，以匯聚不同思維和角度思考議題。Social Lab團隊11位成員，來自公共政策、社會設計、人類學、傳播、戲劇教育、城市研究等跨界背景。招募的14位有志者，當中有藥劑師、醫科生、護士、研究員、軟件工程師等。實驗室亦與不同界別機構合作，包括：主力記錄長者故事的社企「時光」（連結長者）、推動基層醫療的「醫護行者」（研究協力），以及視覺文化博物館M+（參觀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