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上映後，引發戲內戲外連串討論，部分人開始探討學校作為權力機構，師輩與學生間權力懸殊的問題。
看過電影後，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署任校長蔡芷筠（Ger）憶起自己所讀的Band 1教會女校。近年她回校，驚覺那種寧謐靜好的氛圍，仿如被封存於某年代，默然不變。「我最記得是，英文堂花了好多時間去睇《Pride and Prejudice》電視劇，我成日諗返，佢好似成日想教我哋做一個乖乖女，婦孺，有呢種感覺。」
在乖順的名校中成為異類
然而，如絲絨平滑的海面，可能只因把波濤埋藏深海。「佢（指自己曾就讀的學校）係有一種氣氛，你好像不想破壞佢嘅harmony，你會覺得自己講多啲嘢、做多咗嘢嘅時候，係會成為一個異類。」當時Ger被同學欺凌，上體育課被同學無來由的一腳絆倒，書枱也曾被堆滿垃圾。Ger及家長向老師投訴，惟被冷待處理。她形容自己當時已被馴化，很「鵪鶉」，故沒作反擊或進一步投訴：「你潛移默化了，覺得要做個乖乖女，不作一聲。」
直至她會考後轉至一Band 3學校，初次踏入課室，茫然問阿sir該坐哪裏，被老師一句驚醒：「咁大個人自己揀啦，自己揀一個讀書會舒服的地方。」Ger說當時的她「好震撼」，好大衝擊，「我第一次遇到一個當我係人的老師。」
從事教育相關工作的SY，看過電影後，也想起她所讀的天主教名女校。學校不時提醒學生要舉止優雅、端莊，禁止學生在街上篤魚蛋，甚至有老師指「蹺腳」是壞女孩行為。同時，學生為了維護校譽，自發奮力讀書，「例如，學校由band 1A跌到 band 1C，學生會覺得對校譽或學校發展唔好，於是覺得大家都要努力，為學校好，成件事都好。」
SY中學畢業時，不願在度過十多年光陰的校舍前拍照。因她認為「不算乖、有啲反叛」的自己，跟恪守校譽、推崇學業的學校格格不入。她想起戲內的其中一位女生。她在戲內的形象是叛逆女生，會吸煙、交不同男朋友、上載性感照等等，更曾被某老師質疑「睇佢畢唔畢得業」。「佢都fit唔到英華嘅一啲特質，成績一般，因為一啲小誤會而俾人杯葛。」同樣不算是「乖乖女」的SY因此明白她：「她不是一個想曳嘅人，她只係想一個做好自己嘅人，但奈何身邊嘅同學都係乖乖女嗰啲，佢就好似變咗異類咁樣。」
無可規避、無從監察的學校威權
學校是權力機構。未能在這套秩序內安放自身的學生，不免處處碰壁，跌碰着成長。Matthew是樂器導師，尚未看《給十九歲的我》，但已對電影內外引發有關師輩威權的討論深有所感，在Facebook分享他一件中學往事。帖子至今被轉載近五百次，所寫的是Matthew中學曾花上許多心血，從零開始一手一腳建立及佈置band房。他畢業後，一個教職員卻擅自把band房內他珍藏多年的刊物、貼紙、海報等統統丟掉，即使幫忙清理的同學問老師，是不是要先通知Matthew才丟棄物品？該教職員仍堅持立即清理。他這樣寫道：「香港的中學教會學生的，真的是尊重、商洽、共融，甚至『民主』的『香港人』價值；而不是父權機制、規訓文化、絕對服從等的元素嗎？」
Matthew求學時已對學校這種威權文化看不過眼，常常對不合理的行政或規訓手段發聲。他語速飛快，數着一件件跟校方周旋以至奮戰的往事。天氣寒冷，同學戴頸巾上學，但因顏色不符校方要求被沒收，他在學校民主牆上貼上文章控訴，問道：「如果學校真的關心學生福祉，是不是應該先讓同學戴上保暖，而不是沒收？」，繼而與訓導主任連篇筆戰；學校強逼學生購買新校褸，並要求他們必須在早會攜帶，「要證明自己買咗件褸，凍唔凍都要帶」。對此強制舉動感憤怒的Matthew，在早會把校褸踩在腳底，引來老師特別「招呼」。
但他也發現權力的紐結，可以牢固也可脆弱。有一次，訓導主任再次因Matthew校服髮型等不符要求，把他關在房裏，不讓他上課。但Matthew不知何時心血來潮找到教育局予學校的指引，表明不建議以暫時停課作為懲罰學生手段，成功說服老師即時放人。他自己也驚訝於突襲反撲成功，「令到我發現我原來你們（指校方）不是真的大晒，真的冇王管，原來你在學校入邊有多威風，但是你上面還有人。」但他又補充，指長大後當然明白教育局其實也難以介入學校管理，所以對學校的監察及申訴機制失效，也是造就學校威權的一大原因。
「對於中學生來說，可有幾多人生閱歷？學校就是讓你最先體驗到，在有架構有官僚主義的情況下所行使的權力。那種權力，跟家庭一樣，是不受監察及規範的，或者可以外傭的情況類比，因兩者都有種即時性，也是不可規避、無從離開的。」Matthew說。
事隔多年，Matthew仍對中學時經歷的事感到憤怒，甚至形容有「無法量化」的創傷。比如說，每當他聽到與學校相關的荒謬事，都會有「不成比例」的憤怒，就如今次《給十九歲的我》之爭議，馬上觸發他立刻動手寫長文分享舊事。「如果你狀況好好，已經Move on到咁你就唔會花時間做這樣的事，可能寧願花時間打機。」他說。有時，若學生在樂器課分享被校方或老師不合理對待，「那堂就會暫停，改由我為學生分析學校之惡，我又會鼓勵他們反抗。」
年輕人處境越趨複雜 預設框架無助理解
作為教育工作者、學校管理者，Ger關注爭議之餘，也進行了自我反省。她不斷問自己，「死啦，我老了會唔會變成這樣？人老了就一定會這樣嗎？聽不到別人的聲音？」儘管學生說：「不會的，你不是這樣的人。」她也一樣戰戰競競。
Ger認為，事件展示了成年人所用以觀察及理解年輕人的框架。她認為電影「set up了對年輕人嘅想像，其實都係以成人為出發點去睇。」而且以「男神」、「女神」、「觀音兵」、「追星」為章節主題，有平面化之嫌。作為一間有超過五百學生的學校校長，見証年輕人出身自異常複雜、面對各種情緒病、社會狀況觸發的情緒等，她說：「我眼見嘅學生佢嗰個複雜度再大好多、好多、好多倍。」她自己曾離開教育工作又回來，驚覺學生已變了另一種「質地」。
她說，不同意電影把女生不願拍歸類為「反叛」，而且，假如觀眾看完以導演視角呈現的畫面，就把那些都當成真實年輕人世界，那就會非常危險。Ger說：「如果制定政策的人拿來做參考，就可能會出現錯誤的判斷。」
近期也有學生向她說起舊事，指他以前創作作品，卻被老師多番要求，他雖想自主創作，卻不懂如何拒絕老師。Ger聽到後，惟有說聲不好意思，並請老師更敏感覺察學生感受及需要。回想自己在女校噤聲的日子，她說：「我自己也覺自己算好運，被人壓到不懂反抗，唔識覺得有問題，連覺得有問題都唔覺得，但幸運地我遇到不同的老師，就發現原來自己的感受係值得被尊重嘅。」她說。
權力危險但有用？
然而，作為一間學校，適度的權力運用以處理不同學生狀況，仍是必須的。「我觀察到就係學生真的是沒有權力的人啦，我們真的在控制他們的，一間學校是一間權力機構，不能避的。你的權力會用多少呢？會不會用多了之後，跟住爽啦，再多啲，再多啲，或者覺得冇所謂，繼續去啦？好似滾雪球咁樣，咁咪出事囉！」。創意書院強調學生自主、個人表達，外界有時覺得書院學生「好串」，但Ger說，要罵的還是會罵，要罰的還是會罰。早陣子，有學生態度惡劣，她就直斥他不能欺善怕惡。「這界線（指行使權力）好難拿捏，你需要掌控，但是又不可以過多，咁幾時俾多少少幾時收呢？」她認為掌權者必須恆常反思。「好老土咁講，真係要自覺自己掌握嘅權力，無論是一支筆，一個鏡頭一個機構都好，真的要好sensitive，錯是可以的，有時會做得好點做得差點，但是要常常反省。」
Ger現為署任校長，將來會否正式成為校長，尚是未知之數。漸漸步入權力核心，她不算太憂慮，又言她正就讀心理學課程，喜歡學習讓她感覺渺小與不足。「繼續讀書，是為了保障自己成為一個不以太以為自己係權力核心嘅人。要在生命入面找一些方法令自己感覺到渺小，咁就安全啲。」除了自省後，Ger認為學校須建立一種「可以Say no的渠道或者氣氛」，讓所有人可以感覺安全地提出質疑、不滿，而不會被歸納為異類。
學習放下成見 與感受同在
李毓從事學生情緒教育工作。在《給十九歲的我》爭議爆發前，她抱着「期待被感動」的心情入場觀看，卻從戲中導演、老師與學生的互動中，發現兩者難以跨越的溝通鴻溝。例如戲中紀錄了DSE放榜當日，其中一位主角聽到導演「聽講妳成績最好喎」的恭賀後，愕然回答：「怎麼可能」，然後拉着母親走遠；電影拍下學生不願被拍、遮擋鏡頭的畫面後，以校長「反叛」、青春期「恩將仇報」的說法作歸納。
李毓遂把觀察寫出，在Facebook分享，並引介「善意溝通」理論，提出開放溝通對建立信任關係的關鍵性。她提出感受背後，其實反映需要。「當佢們（校方及導演）覺得，『嘩，好小事而已』，拍段片咁樣，其實都是不理解他們背後需要是什麼。」她的帖文寫道：『「善意溝通」強調避免「4D語言」，即避免否認（denial）、診斷（diagnoise）、命令(demand) 和 應得（deserve）的說話』。比如說，電影中老師對其中一位主角說，「妳現在覺得很難過的事，妳多年後回望就會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其實也在否認對方所感。李毓寫道：「……不論是發言的教師，還是攝製團隊，雖然同情心充足，卻缺乏對被訪者的同理心，真正站在被訪者的角度理解她們的感受，以至數次在電影中否定被訪者當刻的負面情緒，而否定他人的感受，往往是『把天聊死』的主因。」
感受一旦被否認，人們就會傾向辯解其感受的正當性。談論便因此失焦。李毓舉例說，如剛失戀的朋友說他很傷心，若你說他前女友的不是以安慰他；可能反而激發他為自己的難過辯護，費力解釋自己有多愛她、她有多好等等。李毓指這做成一種失聯（disconnect）。「有時我們只想有人陪伴，有人同意你這種感覺，讓你覺得這種感覺是合理、可被接受的，這樣你才會有空間消化自己的感受。」
李毓工作時運用善意溝通方法跟服務對象傾談，盡量按捺自己本能感受或判斷，開放聆聽，並稱因此聽到更深層的經歷及感受。有個家長向她表達，不喜歡孩子的某種性格特質；逐步探問下，她才明白，原來家長感受源自自己並沒有好好照顧孩子，導致他被同學欺凌的愧疚。她又指，若導演開放聆聽年輕人故事，那可能作品會更具深度，呈現更複雜的圖像，而不是先被自己的判斷及意見設限。
不過，李毓強調忽略感受、不懂溝通並不限於師生關係，其實在整個香港社會屬常見現象。「《莫生氣》之類的心靈雞湯，其實也是在否定『生氣』這種情緒的價值，但生氣可以是一種對公義的追求、可以是動力，是一種人的本能情緒」。她認為，長久不去，社會可能會培育出一代不重視感受，缺乏同理心的人；不懂得處理感受的家長，也可能會發洩在孩子身上，因他們無法覺察及處理自身感受。
《窄路微塵》更能反映此世代的年輕人？
Matthew指控香港學校高壓和充滿威權，自己長大後卻從事教育行業，自言帶點諷刺意味。「其實好容易就成為『老屎忽』。」他說。有次他跟父親就某件事爭論，他忽然爆出一句：「你覺得這樣才對，但你條命都係只得一次，萬一你的經驗不適用於其他人，可以點？」父親立即無言，猶如「hang機」。Matthew認為是次爭論也可提醒自己，即使年長、有經驗，你可以自己經驗提醒他人，但僅僅「reference only」。「年輕人同你講他的苦惱，mid term、final交paper，或者你覺得是小事，但你要有同理，你都做過學生，要動用聯想力體會他們的處境。」Matthew說。
Ger有時跟教師同事談論，現在有甚麼作品可確切描述當下年輕人的群像？她起初想不起哪套電影。後來她想到了，是《窄路微塵》的單親少女媽媽Candy。疫情下她生活拮据，投身清潔，在客人家中偷走幾盒口罩；後來得老闆窄哥體諒接納，兩人扶持走過一段窄路。
「今年的年輕人要承受的好多，社會狀況好複雜，其實他們不知可以怎辦。好多學生不知道自己問題在哪，無辦法改，因為沒有人支持他們。」
「關鍵位是，他需要遇到一個當他是人的人。人是會變的。我們做教育，就要製造這種條件。」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