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義教】音樂超越階級界限　不離不棄　義教團隊　五年來因音樂與66基層兒童相遇

「音樂教育就是品格教育，讓孩子知道義務導師每周身體力行堅持，就是教導他當一個好人。」音樂義教組織iMus Academy（下稱「iMus」）的創辦人之一郭小櫻說。

iMus從2018年成立至今，有35位義務導師，教授66位基層學生超過10種樂器，當中逾兩成已跟導師學習音樂兩年或以上。小櫻說：「真的是一個一個儲回來。」五年來，經歷種種不足為外人道的難關：包括只有幾位導師參與而一度想過放棄、長期找不到合作社福機構，以至學生無法在家放置電子琴練習等等……可是，咬一咬牙，又挺了過去。小櫻笑說，自己做事較為審慎，幸運的是，她偏偏遇上一個不那麼審慎、一直義無反顧向前衝的拍檔羅子韜（Otto）。困難時期，二人反覆詰問義教初衷，互相扶持，還是一個接着一個學生找回來，不離不棄，為的是希望改變主流體制下的音樂教育，讓孩子真心喜歡上音樂，而且能透過學習音樂學會堅持。

iMus的核心成員，左起：創辦人羅子韜（Otto）、郭小櫻、義工陳希朗（Hazel）。

共享鋼琴前面　見證音樂如何打破距離

傍晚時分，相約了iMus的團隊在尖沙咀一個商場見面，先到他們最新安置的一座「共享鋼琴」拍攝硬照，三人笑說幸好準時下班，能夠按時應約，還可以早到。閒聊之際，一位神秘嘉賓先聲奪人，以急促的腳步聲，抓住了眾人的目光。「Otto哥哥……」小男孩叫嚷的，是三人中的男子，iMus另一位創辦人羅子韜（Otto）。

二人慢慢走近，眼前這位穿上籃球鞋卻未有綁緊鞋帶的小男孩也放慢腳步，Otto着小男孩到鋼琴前彈奏一曲。這次他們見面是應我們邀請，為訪問拍攝學生和老師同坐在鋼琴前的照片，同時也造就二人成為師生十個多月以來，另一次珍貴的會面機會。

一年前，這位小男孩開始跟隨iMus的義教老師學習鋼琴，可是兩個月後老師因私人理由退出，Otto接手，成為男孩的導師。不過，男孩住港島東，Otto住元朗一帶，可謂「天各一方」，唯一能穿越物理距離的就是網絡。兩師徒以遙距教學運作了差不多一年，期間真正見面次數，大約只有四五次。

奇妙時刻　就是音樂讓好動男孩安靜的那一瞬間

兩師徒把握罕有的見面機會合奏樂曲，不一會，攝影師完成拍攝工作，Otto擔心因採訪攝影耽誤男孩課業，想讓男孩早點回家溫習，男孩卻說「等等」，在電話裏忙着找東西。原來，他正在找電影《千與千尋》主題曲的樂譜，想請Otto現場做一次教學示範。Otto當然沒有拒絕。

活潑好動的小男孩，坐在鋼琴旁，彷彿變了另一人似的，恬靜專注地看着Otto如何將音符一一還原在鍵盤上。一曲奏罷，男孩又變回一隻小猴子，高呼「真的好好聽」。

在鋼琴前教導小男孩得眉飛色舞、笑聲連連的Otto說：「音樂的美妙之處在於你喜歡這件事，彈得好嗎？未必，但是開心最重要。」

兩師徒把握罕有的見面機會合奏樂曲。

音樂是迴旋的熱情　義教不必有限期

自小在屯門屋邨長大的Otto說，小時候母親賺錢讓他學琴不易，那時他學了數年也曾考過級，算不上喜歡但不抗拒。中六起他開始出外教授鋼琴課，賺取學費，到大學時期，才慢慢重新喜歡上音樂。

這顆熱愛音樂的種子一直潛伏，直到2015年，再度萌芽生長。那時已踏入社會工作近十年，在公立醫院任職物理治療師的Otto，有次在下班途中，經過長沙灣一所教會，想着自己有十多年教琴經驗，累積了些心得，工作環境亦穩定，不如回饋社會，便到教會毛遂自薦義務教導孩子鋼琴。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他笑言，當天真是心血來潮進内叩門，然後就這樣，開啟了義教之路，同時期，他還參與了另一個義教鋼琴組織，認識了小櫻。二人皆參加了該義教鋼琴組織，一個為期三年的教學計劃。

小櫻那時在中大修讀音樂系，參加該義教組織是她首次當長期義工，教授三年音樂。不過，三年計劃完結後，她和Otto都認為，音樂教學不應受時間所限，也不應只限鋼琴，遂決定在2018年成立iMus Academy，只要有相關樂器的義務導師加入，便能提供各項樂器教授。

一張一張義教表格　一個一個儲回來的導師

iMus成立五年，至今共有35位義教導師教授66位學生，分別教授14種不同樂器包括中西樂和聲樂。六十多位學生，大多為小學生，當中四人已學習三年或以上，十人學習近兩年，其餘未足一年。

在這之前，他們處處碰壁，除了導師人數稀少，還有得不到機構回覆。iMus目前的做法是，招募義務導師後進行面試，確認他們承諾至少須付出一年時間教導學生，然後以導師居所或工作地點附近為起始點，再尋找願意合作的社區中心，安排就緒，才配對適合的學生。

問題是，願意合作的機構不多，因需協助篩選有興趣音樂的基層學童，再調動樂器練習室的借用時間等等，這樣做其實很可能增加該機構的額外工作，聯絡一百間中心，可能只有十間回應。

再者，中間還遇上疫情。那時不少收費的樂器導師都找不到工作，收入不保，可謂進入了「冰河時期」，但是，正是在這樣整個社會都出現困難的時期，小櫻仍然收到義教導師主動交來的報名 表格。那些表格，一張一張，好像在提醒她，「繼續做」是有價值的。

iMus不定期舉辦導師聚會，交流音樂與教學心得。

音樂像空氣　可以改變孩子　以及孩子的父母

這時候，堅持繼續做的，除了他們，還有堅持繼續學習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家長。

Otto說，2020年底有個K3學生報名學琴，但學習三個月後，新一波疫情再現。社區中心關門，導師也因工作關係未能繼續教學，這個男孩子驟然失去了學習的機會。Otto不想放棄這個學生，考慮過後，選擇由自己接手，並以遙距形式拍片教學，就跟起初提及那位在商場内彈琴的小男孩一樣。

他指出，遙距指導需按小朋友的個別程度設計，將樂曲分段，逐一錄影示範片段，傳給男孩，男孩跟着練習，再把片段傳回給Otto，然後Otto再指導。這個方法比正常面對面教學，花起碼三倍時間。但是，艱辛的教學，有時也能帶來意外驚喜。

其中最讓Otto覺得amazing（驚嘆）的是，他見證着男孩媽媽的轉變。男孩媽媽要獨力撫養當時分別讀K3和K1的兩名兒子，家庭壓力大，動輒以責駡的方式管教孩子。Otto在教學初段，特別花了很多時間跟孩子媽媽溝通，講明家長不用過分着緊孩子能否彈奏樂曲，反而應正面地鼓勵和陪伴孩子。過了一段時間，那位媽媽態度漸趨正面。

遙距學習鋼琴兩年多至今，這個男孩子現時還以此模式學習。前陣子，所有防疫規例解除，Otto更邀請了一家三口欣賞獲贊助的音樂會。那一次，他們終於不再是「網友」，Otto說很高興能跟孩子和家長面對面聊天，並分享了一些有趣的音樂故事給男孩。

音樂改變的往往不止於音樂，音樂改變的是態度。

居所狹窄　無法練琴　也可以堅持

參與iMus義教的家庭，居所大多狹窄。有一個家長對Otto說，家裏真的連六十一鍵電子琴也放不下，家長和孩子學員異口同聲，不如放棄好了。

「家長說放棄，然後學生都說，算了，我們放棄。我說，等一下。老師知道你家裏放不下電子琴，無法練習，那麼，老師就覺得，上課學到多少就多少。老師能夠包容，沒有放棄你，我們也沒有放棄你，我們選擇讓你加入計劃，就是想給你一個機會。你說你沒有空間，沒辦法，但是即使那一刻沒辦法，我們再去想想其他辦法。」

Otto指，他們不能改變學生家裏的情況，但他們現正再努力找尋，是否有人願意捐贈捲軸式的電子琴。正找尋間，那位母親一日突然對Otto說，他們正在努力執拾居所，嘗試騰出空間安放可供練習的鋼琴。Otto說，最可貴的，不是一座從天而降的鋼琴，而是家長態度上的轉變。

「我們沒有能力去改變很多人，我們只是盡力去感染我們接觸到的家庭。」

九成半iMus的學生都獲配對相應學習的樂器，圖中為其中一個接受電子琴捐贈的小孩。

學校扼殺音樂　沉悶怎能快樂  

「我們想把『開心』放在更高的位置…… 他們首先需要的是喜歡音樂，然後才輪到技術。」郭小櫻說。

iMus最想改變的，其實還有我們主流社會的音樂教育。

身為中學音樂科老師，小櫻指出，當年的中學課程十分沉悶，音樂科導致學生無法喜歡音樂，「受害者」包括學生和老師。她更不明白，為何香港家長如此着重考級制度。她中五時已立志將來修讀音樂系，希望改變音樂教育，讓學生真心愛上音樂。

「你可以嘗試到街上做社會實驗，隨便找一些人會彈鋼琴的，叫他們彈幾首歌，他們不會彈，因為覺得自己彈得不好或技術未夠。社會的教育就是看重你能否彈到樂曲的要求，或將那個技術做得很準確。然而，我們想把『開心』放在更高的位置，技巧我們當然也要關注，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他們首先需要的是喜歡音樂，然後才輪到技術。」小櫻說。

小櫻指，曾有機構想跟他們合作，詢問他們有多少學生考到多少級，希望能夠得到某些「實際數字」。她只能反問：難道連義教都要有符合那些「指標」？為何我們需要以考取樂器多少級來定義「成功」？

義務教授音樂，小櫻認為其實是一場品格教育，希望透過一羣導師無私奉獻，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之間學會感恩與奉獻，而透過持續練習，他們希望孩子學會堅持。

她亦觀察到基層小孩學習音樂後，身上多了一種自信。那份自信不是來自他們演奏得有多厲害，而是來自他們找到一樣喜歡而願意不斷為此而努力的東西。

相比起物質，小櫻深信，這種教育更長遠，更能幫助基層小孩成長，即使孩子的改變需要年月才能見證，但是潛移默化，不爭朝夕。

六座共享鋼琴　人人都可以彈奏

iMus的六座「共享鋼琴」現時分佈在全港六個不同的地方，包括商場和地舖，圖中為其中一座身處於深水埗的「共享鋼琴」。

堅持了五年，iMus現時與22間分佈港九新界的機構合作，包括青少年中心、社區中心和過渡性房屋，為小朋友提供免費學習音樂的場地。去年底開始，他們更在全港六個不同的地方，包括商場和地舖，放置了「共享鋼琴」。

Otto說，義教組織稱為「iMus」，意思除了最簡單表意的「i（我）」加上「Music（音樂）」，代表用音樂改變生命，更希望帶出「I am us（我是大家）」，意指以音樂連繫大家。

Otto和小櫻希望，這次推行的「共享鋼琴」，可以真正連接社區，長期有人管理和使用。這想法實施背後，也和近年愈來愈多人因為移民而捐出鋼琴有關。可是，對於許多基層家庭來說，他們根本騰不出地方擺放鋼琴。「共享鋼琴」應運而生，全靠各方有心人幫忙。其中一位便是Otto的朋友陳希朗（Hazel）。

Hazel指，2020年初應Otto邀請，跟參加iMus義教計劃的小朋友到老人中心一起做義工服務，看見小朋友表演樂器，感覺十分純粹，後來便投身iMus擔任義工，一做便做到現在，更成為團隊的核心份子之一，負責處理iMus的行政工作、經營社交媒體等。她同時為「共享鋼琴」中多座鋼琴重新上色繪畫。

現時多座「共享鋼琴」都由陳希朗（Hazel）繪畫，每次上色均需時數星期。圖中為第一座「共享鋼琴」，放置於深水埗等融保育推動有限公司店鋪内，但隨着地舖不再營業，鋼琴已搬走。

「做一個好人」更重要

義務的東西，實行難，堅持更難。

組織成立起初兩年，計算小櫻和Otto在内，只有幾位導師願意義教，小櫻曾一度跟Otto商量是否應該結束。而近年移民潮所致，義教導師流失，學生若未能重新配對，皆由Otto接手。現時Otto線上線下實體教授的學生差不多十人，幾乎到了他能負荷的上限。他自言吃不消，打趣說有想過放棄，但他其實從來沒有真的放棄過。

「見到學生有進展，怎可能這麼容易就放棄他？如果我放棄了，又怎能展示給他看，何謂堅持。如果我真的打算放棄，根本從2015年一開始就不會參與。」Otto說。

由數人起步，到現在發展成數十人的團隊，小櫻說，過程中終於發現，原來香港有不少人認同他們的理念，慢慢累積了一定數量的導師和學生。她不知道，未來還會有多少人加入，或者，除了他們，社會還會不會出現更多義教團隊，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

團隊目前的義教導師，年齡介乎16至50歲，除了少數幾位是高中生，大多是在職人士，各人堅持以課餘或公餘時間義務教學。其中一位20歲的導師，更是Otto當年義教的學生。

義教的薪火，以這種方式相傳。Otto認為這個例子，並不是他們刻意為之，只是自自然然又令人意外地，讓他們看到當初堅持做義教的初心，終於結成了果實。「我都係買一個probability（機率），多種些種子，種十顆，當中有一顆能夠萌芽，已經很好。」作為義教導師，他們最想教的不是「音樂」，而是「做一個好人」。

「音樂教育就是品格教育，讓孩子知道義務導師每周身體力行堅持，就是教導他當一個好人。」郭小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