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三十二周年，也是國安法實施後首個六四。早前支聯會計劃的六四遊行及燭光集會被禁，終告取消。九十後的袁德智是前中大學生會成員，二○一六年他曾經批評六四悼念集會是行禮如儀，杯葛集會，今年，他卻宣言將會自行悼念。「悼念六四是香港人每一年習以為常的政治習慣。如果一個習慣都守不住，那抗爭也守不到。」
他認為，今年六四是一場重要的集體政治行動，「在國安法和移民潮下，我們要讓人知道，不是有很多人離開，我們是有很多人留下，冒着風險都繼續堅持。」
所有事件都有了線性關係
自八九年後，每年六月四日，都有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聚集維園，點亮燭光，哀悼六四死難者，守護歷史真相。袁德智（Jerry）是前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外務秘書，屬於「中大首個本土派學生會內閣」，當年學界拒絕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悼念集會，而Jerry除了有年幫忙和做研究調查外，過往一直沒有正式參與六四維園集會，因為並不認同支聯會集會提倡的「愛國情懷」，自覺與六四沒有連繫。
來到今年三十二周年，他在社交平台宣布決定會自行悼念六四。「我最在乎的是，香港人能否守住每一寸的抗爭空間。」在如今面對的政治脈絡下，他終於找到了和六四的連繫。
Jerry匆匆趕到訪問的場所，甫坐下，便爭分奪秒，單刀直入談今年悼念六四的原因。「六四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政治覺醒。有些人在場親眼見證，或在電視上看到畫面，很觸動，所以六四去維園是他們每一年的政治習慣。但這個基本政治習慣都有機會被人用國安法打壓，如果這條底線變紅線，我們的抗爭方式也沒有空間可以存在。」
他不認為，這次立場的轉向，代表過往的否定是原判錯誤，而是不同政治環境脈絡會影響看法。他形容以往是百家爭鳴的年代，即使批評傳統泛民，也可以各有各做，很多元化，「問題是到了二○二一年，所有事都有了線性關係。悼念六四，會影響日後悼念六一五（反修例運動中首名死者梁凌杰死忌），和之後六月、七月的事情發展是線性。如果（六四悼念）冇乜人，又被圍捕，啲人又點去悼念六一五？在國安法下，所有人殊途同歸。」
另外，今年Jerry選擇悼念，那點連繫也源於去年的「12港人事件」。二○二○年八月，十二名港人原計劃偷渡至台灣途中被中國警方拘捕，並送往深圳鹽田看守所扣押。其時，由鄒家成、岑敖暉、朱凱廸和鄒幸彤等人組成「12港人關注組」，支援被捕者及其家屬，並與中國維權律師維繫，Jerry說：「成日話六四是中國民主運動，理嚟做乜。但12港人事件中，發現本土派的人也和中國維權律師連繫起來。關注組的力量可能很小，反而幫到他們最多的，是面對強大打壓的維權律師。我很尊重他們（中國維權人士），悼念六四也是對他們的支持。對於六四，這些政治盟友做唔到嘢，講唔到，我就幫返佢，是這樣的道德義務。就像二○一九年，為何其他地方要幫香港？就是基於民主價值，也和香港有連繫。」
他坦言對六四的印象已經改變，「以前停留在守住歷史真相，愛國情懷，現在和本地民主運動緊緊扣連在一起。」
集體行動可以消除恐懼
去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有民主派人士被控「非法集結」等罪，判囚四至十個月不等。他直言「我哋以前唔鍾意（悼念），現在都褪咗（底線）。悼念都唔得喎？連遊行示威都講唔上。坐低舉住枝蠟燭，判四至十個月？極度荒謬。」他愈說，愈趨激動：「他們（政權）想將我們一些事變紅線，真的沒有下限。這刻是悼念，下次可能同你講『香港』都係紅線。」
今年六四是國安法實施後首個六四，也是民主派初選大搜捕後的第一個大型政治活動。他指，被白色恐怖籠罩的社會有很多情緒，如恐懼、迷惘，逃避，「現在香港很需要一個公開的政治活動，去穩住香港人的軍心。」
他強調「公開」，因為政治是要被看見。「我在想社區悼念或教會集會。但我強調，不是躲在家悼念，哪怕是在家樓下，都是公開的悼念。要被人看見，這是集體行動的意義。」過往批評悼念行禮如儀，如今認為公開悼念亦足矣，Jerry也不禁自嘲自己「幾廢下」，「這是一個行禮如儀都被認為勇武、擺街站都已經被指是走很前的年代。抗爭空間逐步萎縮，紅線一步一步逼近，我們真係要守住。和我以前想的差距很大，原來在國安法時代，行禮如儀都有重大意義。」
他提到，在台灣學者吳乃德《台灣最美好的時刻》中，講述台灣解嚴時期裏，羣眾是渴望見到政治活動，能消除他們的政治孤獨感，並非獨自躲在家裏看禁書。「我覺得消除香港人的政治孤獨感在這一刻是非常重要。因為恐懼某程度來自孤獨。我們在二○一九年沒有恐懼過嗎？見到水砲車、催淚彈，橡膠彈，為何當時抗爭者依然不怕？是因為前後左右全部都是手足，都是朋友。結伴同行的集體行動是可以消除大家的政治孤獨感，繼而消除恐懼。」
在連串堅定有力的發言後，被問到面對身邊的戰友相繼被捕入獄和流亡，自身的孤獨感如何，Jerry稍頓片刻，道：「有陣時都幾孤獨。尤其夜晚嗰陣。」他瞬間也重回口若懸河的語調，續說：「但我不會因為孤獨而卻步。有次我去台灣拜訪史明時，他跟我說：『要習慣孤獨。』因為民主運動不是輕易達成，會被打壓，但都要繼續堅持。我經常對傳媒講，我可能不是爭取民主，我最想做的是重聚，想和戰友重聚。我每推一個政治議題，寫文，擺街站，就是加快我們重聚的時刻。當然不是加快我入去坐監的時刻。」他也無奈笑了，「有人這樣說是『倉底重聚』。不，真是在外面的重聚。」
尋找突破黑暗的窗口
他認為，如今再沒有空間劃分派系，講路線之爭，「現在我們去看一個人，不是派系，而是抗爭意志。」例如本土派的他和支聯會的鄒幸彤可謂「牛頭唔搭馬嘴」，但在他眼中，對方「好X有抗爭意志」，「人哋縮咗，佢（鄒）仲要以個人名義去悼念，勁過我添。喺呢個年代，派系係一個過時嘅政治詞𢑥喇。」
「成日有句說話是，水退就知邊個冇着褲。」他續解釋：「意思就是，低潮時邊個係抗爭，高潮時自稱乜派乜派但又縮到咁。」
所謂抗爭意志，是如何維繫？Jerry忽爾靜默片刻，帶遲疑說：「唔知喎⋯⋯抗爭意志對我來說很自然。」這種自然而生的抗爭，支撐他走過這幾年高低跌宕的社運浪潮，「我啲朋友又流亡，大佬，又坐監，癡線仲諗呢啲？點會冇抗爭意志？」他坦言不諱陷於囹圄，笑言：「不過等我讀埋個master先。哈哈，讀完就ok。唔知讀唔讀到。我只係擔心我被人拉咗，就少一個人做嘢，推唔到香港民主運動。」在短短數日內，他還有多間傳媒訪問，無奈笑道，「我都知冇乜人訪問，點會訪問我啫？以前啲朋友受訪，我喺後面做嘢咋嘛！」
一直談論人多能穩住軍心，在民主運動屢遭打壓時，Jerry的說話看似樂觀。「點解我成日覺得有希望，就係因為一七、一八年係社運低潮，街頭和議會兩條路線，分別被用暴動定罪和DQ（撤銷資格）封殺。那是很f*cked up的年代。但一九年還可以爆發反送中。」於是他問：「點會冇下一次？六四可唔可以係一個窗口？我們不斷試不同議題，試着哪一個是可以突破黑暗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