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曾經連月登上報紙頭條，發展商被揭囤地，高官涉利益衝突。後來，工程撥款在立法會被通過，十三名反對東北發展的示威者被判囚。再後來，首批受發展影響的個體各自攜同回憶與傷痕，離開東北舊屋。
年屆七十的古洞村民高大姐個性直率，當年曾積極參與村民抗爭。六年前，她離開親手與亡夫共同粉飾四壁的家，遷入上水寶石湖邨。上樓之 初，她頻頻失眠，常夜半踏十分鐘單車回到古洞舊屋，以換取一夕安眠。結果，同住女兒凌晨醒來，發現牀上無人，被嚇得四處尋親。
直至入伙第五年，高大姐才開始釋懷，沒那麼不開心。她開始視二百呎的單位為「家」，但每周都會回古洞打掃自己的「根」。只是她自覺仍 愧於面對已逝丈夫，無守承諾於古洞終老：「我反口，落到去真係冇臉見我老公。」
曾發誓與夫共歿古洞
高大姐一直記得，丈夫病重仍念茲在茲：「高大姐，條根喺呢度，生喺呢度生，死喺呢度死。」二○一三年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現財政司 司長）與時任發展局常任秘書長甯漢豪（現發展局局長）與古洞村民會面時，高大姐曾向二人泣訴，這段與亡夫共歿於古洞的誓言：「我老公死喺呢度，我都要死喺呢度。」
對現代城市人而言，寮屋或許不是理想的安樂窩，但新界鄉郊寮屋曾是香港戰後的常見居所。五、六十年代，新界鄉郊收容大批南來難民。適 逢新界原居民開始外流，難民向原居民承租土地，或購買私人土地耕作，搭屋自住。高大姐的舊居由兩所屋子組成，主屋石屋旁搭起一所木屋，木屋以鋅鐵為屋頂，鐵片下墊一塊塑膠隔熱墊。高大姐與老公的睡房就在木屋裏，她說，每逢颱風，雨水沿隔熱墊滲進木屋，雨水沾濕雙人牀。她次也會擁着子女，躲進石屋主室。然而，高大姐一直認為這裏是她的樂園。她和丈夫親手油牆，親手在花園種下龍眼、黃皮和荔枝樹。
被兒女藏起的全家福
「講真我係想留在古洞，如果家吓你俾翻嗰度（古洞）我，我可以俾翻呢度（寶石湖邨）你。」高大姐說。上樓之初，她有嚴重的適應問題，例如一輩子活在鄉郊的她從來不曾背記公屋大閘密碼，有好幾次她被鎖在閘外，不懂輸入大廈密碼。她住不慣，又偷偷溜回尚未清拆的家，人坐到黃昏才返回那二百呎公屋單位。
除返回古洞外，她寧可躲新居，也不願出門。她每日拿起全家福以淚洗面，直至兒女擔心她的精神健康，將全家福儲放於同邨不同座的兒子家中，而舊相簿則由居於九龍的女兒保管，生怕媽媽睹物思人。
抗爭的後來：他的死亡與路祭
除離開住了大半生的鄉村外，昔日抗爭的戰友，也逐一訣別。當年丈夫過身後，港府開拓東北發展可行性研究，村民與支援者組織古洞北發展 關注組前來敲她的家門。為兒女與家園的未來，她硬着頭皮赴立法會公聽會發言，也參與人生首場遊行。「那時很大壓力，睡唔到又食唔到，天口又熱。」
在她心目中，這羣曾共同作戰的村民別具分量。而上樓後的歲月，她卻在新地方接到戰友在古洞溺斃的消息。「我哋想去喪禮，但怕被佢親戚 鬧我哋村民害死佢。我哋成班人都不敢去觀禮，惟有當日裝香，我到依家先敢說。」向來爽朗的高大姐說得黯然。那天，她與最少六、七名村民組織成員在戰友故居附近路祭。每人點上數支香，在天橋默默拜別。有村民質問他們那麼多人圍在村口做甚麼？他們只能推說，拜土地而已。「唉，唔覺唔覺都幾年了，幾年嘞！」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涉及古洞北與粉嶺北兩大發展區，包括最少一千五百六十戶家庭。經年的發展計劃刻在不同個體上，每一個人各有一本難念的經與傷痕。
現跟高大姐同住寶石湖邨的何其叔與太太三妹，來自粉嶺北石湖新村。他們本屬餘下階段工程的受影響村民，但選擇與首期村民同期遷入這屋邨。
兩次搬遷的碎片
「村民喜歡那個人，現在都坐監了，啊，他叫甚麼名字呢？」何其叔一邊想，一邊揮動手指幫助思考。記者問是朱凱廸嗎？何其叔想了想答 道：「啊，係，朱凱廸。」三妹輕輕按着丈夫的椅背，溫柔笑道：「他現在記性沒那麼好了。」
近年何其叔聽力、記憶大不如前，但以前的何其叔其實精靈非常。九十年代末，他從香港中文大學校役崗位退休後，石湖新村便面對發展商收地。三妹當時忙於上班，便鼓勵丈夫為村民服務，「佢咪日日睇吓收地 情況，一直都走走糴糴」。
翻開舊相簿，裏頭的何其叔或拿起大聲公示威，或與石湖新村村民到舊立法會門外拉橫額。何其叔笑着逐個逐個數起老戰友的名字，「呢個 XX，都走咗啦。」當年一役何其叔和村民終與發展商談判，最終爭取了二十萬清拆賠償，購入同村的另一座寮屋。
那時在抗爭以外的時間，何其叔都在村內義務修橋補路，渠塞便通渠，路旁野草長便找人除草，像個全職村役。三妹笑說，「佢工作就係做呢啲嘢。」直至搬離舊居後，村役職務不再，何其叔的時間都拿來睇報紙 和睡覺。三妹自覺兩公婆上樓後，較以往呆滯，「呆呆滯滯咗好耐，有啲抑鬱、唔開心，好難講俾你聽。」
「抑鬱嘅嘢我哋唔想再講。」何其叔剛好打斷三妹的餘音，眼底一沉， 看着記者說：「好話唔好聽，我哋依家都唔係好開心，所以我哋唔想講啲抑鬱嘅嘢。」
花三個月學習回新家的路
「何其叔已經叻咗好多」，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社工黃漢欣說。他 指，何其叔上樓之初狀態很差，身形消瘦，眼晴受白內障影響，致完全不想出門見人。三妹指着老伴和應，「呢個（老公）最初唔敢落樓，驚唔識得返屋企。佢嗰時話我（搬屋後）三個月都唔知識唔識返屋企，我仲話：你傻㗎？三個月唔識返屋企邊有可能啊？點知最後真係要三個月。」寶石湖邨有一接連商場的三樓平台，可通往屋苑各幢大廈，何其叔曾因在平台迷路而致電三妹求救。最終，由三妹下樓接老伴回家。
香港心理學會副主席、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張傳義博士指，與期盼新生 活、主動搬屋的人不同，遷拆戶並非自願搬遷，「他有很多事情不捨得、不願意的，只不過是因政府的規劃，他強行要有這個轉換，也會使得一些人在情緒上更難以釋懷。」
老人家在這種變動中，更為脆弱。張說，曾有以老人社羣為對象的研究顯示，要長者從頭建立新的社交圈子是一件非常困難和痛苦的事，「通常這樣一動了他們的話，就影響他們的情緒穩定，也影響他們身體的健康。你可以想像的，身心是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例如搬遷改變長者 熟悉的生活和社交網絡，令他們不想出門，少了與人的互動，情緒會逐漸變差。同時，由於老人家少了活動，身體機能變差；而老人家累，情緒又差，便會變成一個無形的身心互相影響循環。
黃漢欣記得，入邨之初，社工同事非常緊張這批晚年搬遷的老村民。 「其實不是單單一個老人家，很多老人家都面對同樣的情況。」
每天辦公室開門，大批長者便到這個「屋邨診所」輪症。黃漢欣仍記得，每次見面，高大姐只會不斷嘆氣。他說：「如果你要我用社工的那 些字眼，焦慮、抑鬱、所有林林總總的負面情緒情況已經全爆發出來，她每日都說『啲啲啲』（長者忌諱死字，故聲擬嗩吶聲響借代死亡）」。在他的辦公室，一個早上有三十個「高大姐」，同一時間互相吐苦水。
寶石湖邨三樓平台自此成為一眾長者每日聚會的地方。後來疫情爆發，政府要求市民在公共地方保持一點五米社交距離，有大廈保安阻止長者在平台聚集。黃漢欣笑稱，老人家為了能繼續聚會，真的掏出直尺，讓 每張椅子保持社交距離，讓大家能聚在一起。
黃和同事從旁傾聽，開始把這批「放負大會」常客分成不同小組，讓處境相似的街坊互相扶持。有老人家記不到新屋邨往彩園商場的路，他們和年輕街坊帶老人家到商場一起飲茶。遇上不識字的長者，他們又開識 字班，教老人家認阿拉伯數字與大廈名稱。
無法接着的生命 開始適應的「家」
這個長者羣組後來發展出特別的尋人功能，街坊之間會留意有沒有哪位長者突然長期沒露面，再找黃漢欣協助尋人。
然而縱然黃漢欣與街坊嘗試接着大家，有時亦難阻悲劇發生。三年前，寶石湖邨曾發生一宗雙屍命案，命故的百歲母親與六旬兒子，都是古洞村民。又有一次，有舊村民墮斃平台，事後寶石湖邨氣氛緊張，連長者 亦不願到平台消磨時間。「連村民都聞到味，覺得唔對路」，社工和村民便開始研究應對方案，他們組織上門探訪小隊洗樓，向街坊派發情緒支援熱線的宣傳單張。他一直記得，連行動不便的東北長者也扶起拐杖，一起拍門。
自二○一九年入伙日計起，首批受發展影響、遷入寶石湖邨的東北村民轉眼已入伙五年。高大姐、何其叔與三妹終於適應新居。三妹現時每周仍會來回舊居，由於何其叔因腳痛不便，她只會獨自回家，為大樹、盆栽澆水，以防黃皮樹枯萎凋零。三妹說，「你唔捨得都要捨得。你唔放下都冇辦法，你都選擇咗上樓，冇辦法嘞。」回想過去五年，她感嘆，「甜酸苦辣真係乜都齊。」
按政府時間表，來回兩個家的歲月所剩不多。而高大姐每個星期三在靈合堂長者中心吃畢午飯後，仍會獨自回舊居打掃。當年種下的果樹成 蔭，掉得遍地枯葉，她憂青蛇藏於枯葉，誤傷鄰居、途人。所以她每周來回古洞最少三次，勤力清理枯葉、積水，獨自守護一個已無人居住的家，「兩邊都係屋企，不過條根喺古洞，仔女結婚，啲孫出世都喺呢邊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