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老院走到最後】好走，為什麼要有這種選擇？

老人院是很多長者最後的家

全港約有8.5%長者居於安老院舍，接受晚期醫療護理及照顧，直至百年歸老。

現時香港有大約九成病者是在公立醫院逝世。香港老年學會項目總監陳念芝表示，公立醫院大部分的死亡個案是長者，當中四成來自院舍。老人院對很多長者來說，已經是家的概念，善終服務為何不直接在安老院開展呢？「因為死亡是醫院的事，不關安老院的事，這是慣性的思維。」

資料由香港老年學會提供

計劃發起人、老年學會會長梁萬福一直堅信，在安老院盡可能留到最後應該是長者的選擇。2007年，該會研究發現，安老院每年死亡率15%，符合入住條件的一般是身體較弱的長者，故院舍長者死亡率比社區生活的長者高四倍。但大部分長者去不到紓緩治療科，醫院通常不容許家人長時間陪伴在側。

院舍照顧比醫院治療重要

當了三十年老人科專科醫生，梁萬福深知病人到了某個階段，醫院的能力有限。一個人的生命到了末期，治療已經不是目標，照顧才是。末期癌症、認知障礙症、器官衰竭等病者需經常入院治療；死前三到六個月，長者簡直像被推入旋轉門一樣，在醫院和老人院之間來回轉。而經歷急症室一連串侵入性治療，例如抽血和插喉之後，病情卻未必好轉。長期臥牀的病人來到醫院，既醫不好病人，也提升不到生活質素，反而狀態每況愈下。病症既然可以在院舍處理，就不需要再送去醫院。

資料由香港老年學會提供

「長者和家人都渴望在安老院度過最後的階段，由自己熟悉的照顧者陪伴，但她們照顧長者很久，卻陪伴不到最後一程，彌留時也探不到，內心也有失落感。」梁萬福指出，現時香港院舍普遍並未有提供臨終照顧服務。「院舍是慢熱的，接受新鮮事物不容易，需要定期培訓院舍護理員、手把手教，要有意願、足夠的地方、設備、人手、培訓、醫療團隊支援才能夠促成。」他透露，加上醫院管理局在最近兩年亦陸續增加資源去支援院舍的末期院友。而梁萬福及其團隊用了數年時間，研究出一個日後可以複製的模式。這個模式預算每間院舍支出不多於一百萬：

１間安寧房＋１個護士＋１個社工＋１個老人科醫生＋１個私家護士（按需要）＝完善安寧照

顧問護師（晚晴照顧）廖進芳指出，在院舍推行善終照顧，有不少挑戰，例如參與實踐的九龍區三十六間院舍，資源不同、文化不同，每一間都要度身訂造（tailor made）。 最初集中為末期癌症、器官衰竭、嚴重認知障礙長者作臨終照顧，與家人討論需要很多時間，結果服務還未展開長者已經過身了，於是服務提前為六到十二個月展開。另一困難是，院舍工作人員時有流失，培訓期會一再延長。

院舍對服務理念的認同十分重要。可是，院舍部分工作人員未必認同，轉介院友參加便有困難。「計劃護士和社工團隊畢竟是外來人，也許他們會想，為什麼我的院友要給你照顧？」她打了比喻：院舍將你請到客廳，但你的目標是去廚房煮食，需要有足夠信任度，才能逐漸從客廳進入廚房，相處久了，才可以一起商量做什麼菜式。

計劃發起人、香港老年學會會長梁萬福（中）與項目總監陳念芝（左）及顧問護師（晚晴照顧）廖進芳（右）討論服務成效和未來計劃。

冀減不必要的醫療折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周燕雯表示，經過三年實踐，院舍員工能力有所改變，接受服務的長者對比沒有參加服務的長者，住醫院的時間減少一半，入急診室次數少三成。她表示，老人科病房爆滿，如果院舍能夠提供相關照顧，減少使用急症病牀，社會資源就可以更有效分配；此外，長者在院舍過身，其他院友近距離感受，會更理解死亡過程，同時明白到原來院舍同事都會關愛院友的生命。「安寧照顧的社區教育至關重要，當安寧照顧成為一種文化，變成主流，院舍同事的思維改變，能力改變，日後照顧長者，也可以照顧得更好。我不會主張，任何人都在院舍過身，只是認為要讓人有選擇，推遲入院，也是一個較好的做法。」

準備好 自然走 就是好死

什麼是好死？「我覺的是能夠自主自決選擇道別人世的方式。」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系講師、前任計劃社工馮廣榮表示。

「你怎麼看死亡？有什麼擔心？為死亡做什麼準備？你接觸過的死亡是怎麼樣的？」他做臨終服務時總是花時間聆聽長者對死亡的看法。

當有生命晚期的長者沮喪地問：「人為何要受苦？」他只能答：「我未必知道答案。我會問他如何看受苦（suffering）？不是去解決suffering，而是從中看到意義。這是哲學宗教抽象的問題，要花多一些時間探討，哪怕只是五分鐘的陪伴，有時候只是陪着一起流淚。」

他說：「老人家面對死亡，肯定比我們實在，大部分想要自然離開，不想插喉和用呼吸機，而不是苟延殘喘。他們不忌諱討論死亡，那些不敢面對的，不是怕死，而是有些事情還未處理或者未有放下。做善終服務，要接受無奈、接受不可逆轉的事實。在這漆黑的隧道前，不能只是鼓勵他要正面，叫他走過漆黑的隧道，而是陪他走一程，一起看看有沒有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