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焯鴻是工程師，也是港鐵沙中線「剪鋼筋」醜聞的「吹哨者」。近年，他成立「中科監察」，頻密拍片上載YouTube，成為工業意外KOL。安達臣道塌天秤意外發生後，他亦一如既往，找出文件圖則，懷疑工程人員可能偷工減料。他翻看設計圖則及現場相片，懷疑燒焊人員並沒有按天秤基座設計要求，接駁口燒得「不夠厚」；底焊部分更完全被省略。
潘焯鴻解釋，圖則要求接駁口焊料要有30mm厚，受焊支口徑所限，工人若按此要求，需數天才可焊接所有接駁位。「地盤經理、項目經理、前線foreman（監工）喺度做乜呢？你哋肉眼都見到，焊接會唔會咁快完成？」潘焯鴻氣忿地道。
官員總愛說，「工業意外一宗都嫌多」。若我們這樣理解「多」——每次崩裂的，纜索或天秤，電視或吊船，被壓下的都是一條條以肉身勞動的裸命。也或許，這種「多」比官員想像的還要多，因每宗工業意外發生後，我們見証的也是，一座城市的專業、制度及互信的崩塌。
工業意外頻生 機器無監管、風險評估無做足
眼前的潘焯鴻，說話飛快，如同人形工傷維基百科，點評近年發生的工業意外。今年八月十七日，母嬰健康院鐵閘塌下，壓死女保安員。家屬受訪時披露意外發生前，鐵閘已故障兩周，並未維修。「如果個閘本身壞咗，物業管理都冇採取適當措施去防止，咁佢哋風險評估真係好有問題。另外，由保安員操作機械啱唔啱呢？佢哋有冇足夠嘅培訓？而家唔係講緊撳個掣就ok喎。」今年五月月三十日，八鄉打石湖回收場男工遭碎膠機夾腳，大量失血身亡。「你有冇去過那種回收場？那些機器嚇死你。那種攪機沒有安全裝置，一塊塊齒輪，整排在轉，把所有東西變碎片，沒有蓋也沒有安全網。」機械安全規格奇低，無人監管；再加上開設在新界的回收場，有不少地點本是棕地，懷疑不能改作工業用途，潘焯鴻指，政府不理、地政處也不作任何動作，「呢啲情況就是香港成個機制同制度上的崩潰。」
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發生一宗驚動全港的意外。人氣偶像男子組合Mirror在紅館舉辦演唱會期間，舞台上方巨型屏幕墜下，舞蹈員阿Mo被擊中重傷，至今仍留院醫治。「我覺得咁嘅事故遇早會發生。」潘焯鴻說。因目前香港保障職業安全的條例只要有兩種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經營及管理條例》。後者罰則比前者重，惟僅包括工業如工廠、建築地盤、食肆、貨物 及貨櫃搬運經營等，牽涉大量重型機械運作的舞台工程，卻不受此條例所限。「條例過時到呢，礦業現在都沒有了，但仍明文寫於條例內。」潘焯鴻說。
維港夜夜浮光璀燦，頌唱小島由漁村躍成金融城市的傳奇。康莊華麗背後，香港的工業意外及因工傷亡人數，高躆不下。據勞工處統計，本港二○二一年致命工業意外按年回升至二十五宗；而各行業整體死亡個案更多達二百六十三宗，創近十年以上新高。二○一九年，香港每千名工人職業因工死亡率為0.082；同年，台灣每千人因工死亡率減為0.023，新加坡是0.011，英國更低至0.0034。
專業是「Check the Checkers」
說到底，「香港成個建築界嘅概念都係『炒』出嚟。」他說。「炒」是工程界術語，意思是件薪制，以建築地盤作例，每完成特定面積或樓層數便可「斷件」收取收入，鼓勵多勞多得，「大家都希望貪快，快完成件事，就收到最大利益，所以就會跳咗好多中間無謂的步驟，安全的步驟。」但潘焯鴻亦強調，不能把責任完全推往「貪快」的工人：「上層嘅人有冇好好咁樣訓練工人意識，或者俾足夠嘅壓力他們呢？人好簡單，人就是會cut corners（貪便宜走捷徑）。」
若要扭轉人類走捷徑或把利益最大化的天性，唯一可信奉的，就是一套由多方力量制衡的制度。潘焯鴻指，香港工程安全的程序的確寫明檢驗流程，「香港制度覺得要有Checker已經OK啦，有人check已經OK啦，但應該有個人係check the checkers。」他以Mirror演唱會意外為例，康文署作為場地提供者，卻僅僅信納由工程師所簽發的安全報告書，「收咗就當係，康文署收完之後係咪都應該核實一下呢？」有了簽字、文件，卻不代表安全措施妥善實行，更似是用作劃分楚河漢界推搪責任的憑據。潘焯鴻說：「所以，制度上嘅崩潰就係因為大家墨守成規，跟足程序做，令自己冇咗法律責任或者程序責任，就覺得冇事。」
價低者得競投文化 「安全是最昂貴的」
再者，即使《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經營及管理條例》皆設有罰則，但罰款金額長年被詬病為不合理地低。二○一七至二○二一年間，因違反以上條例的定罪傳票平均罰款分別為一點三八萬及一點五六萬；二○一八年至今年八月三十一日間，涉及致命工業意外的個案平均罰款約七點三九萬元。而且潘焯鴻亦指被罰者多為商業單位，只有在部分嚴重意外，勞工處才會一併控告監工或受僱人員。「咁就變咗個人冇責任，出咗事由公司孭，最尾由公司罰錢。」潘焯鴻指，作為業界人士，他亦有關注內地工程監管做法，一有嚴重意外，「一定係拉晒啲人，包括地盤經理、管理人、操作者同老闆，跟住再調查搵個責任出嚟，係工程師責任的話，一定會除牌。這在香港是沒有的。」他說。
除判罰過輕外，潘焯鴻亦指價低者得的外判投標制度，亦是導致職業安全不受重視的原因。「『安全』係喺建築界同埋其他行業來講，都係一個最昂貴嘅行為來的，因為做完（安全）之後係收唔到錢嘅，所以最容易去妥協。」潘焯鴻說。不過，政府也的確推出措施提升參與工務工程的承建商安全水平，如自一九九六年實行「支付安全措施計劃」，把承建商提供的工地安全措施，從競爭性投標中分隔出來。但潘焯鴻質疑此舉成效，因他認為投標者所列出的項目流於「程序管理」，如撰寫安全計劃書、作風險評估等，「跟住就取了錢，但之後安全計劃書有無人跟，有無照做，就無人理。」即使政府公開招標時，會考慮承建商表現評分，但若該承建商因過往意外紀錄而分數偏低，「咁你個標價要再低一點，才可能會中標，這其實令到你將來無錢去做安全。」因此，潘焯鴻認為此措施做成惡性循環。
更讓人無奈的，是部分承辦商惟恐工傷意外影響其表現評分，或獲取安全獎金，千方百計隱瞞工傷。在工地裡，判頭隱報或遲報工傷，在工人口耳間相傳已久。二○一九年，港台《鏗鏘集》就曾揭發，港鐵公司就沙中線工程項目向路政署呈報的工業意外數字，較工程承辦商向勞工處呈報的工業意外數字少一百多宗，因此引起為美化數字令承辦商獲取安全獎金的懷疑。潘焯鴻笑言，當時他有份「供料」給記者，惟事件被揭發後，當局並無後續跟進。
然而，潘焯鴻強調，價低者得的外判制度並非唯一導致香港工業安全水平低落的唯一因素。香港現時建造業工程總值每年約二千三百億元，相當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九，「對政府來講，呢個行業原來佔咁少經濟產值，但要養好多人，政府覺得唔太值。於是建築界需交Levy （建造業徵款）予政府，政府把這筆錢交予建造業議會作運作基金。政府唔管啦，你哋業界自己管返自己。」潘焯鴻說。他認為建造業議會有責任推動業界內職業安全、提升工藝水平，但多年來未未見成果。他亦質疑議會委員全由發展局委任，成員未能充分代表來自業界的不同聲音。
回到人的的生存權
近年每有重大工業意外發生，總有歎喟聲音指香港工程越來越「豆腐渣」，辜負香港曾一度以專業及完善規管而獲國際業界青睞的盛名。潘焯鴻也憶起，曾經，在八、九十年代，地鐵及中電以嚴謹、安全聞名，對工程承辦商要求極高，「如果你唔合格就扣錢，再唔合格呢就以後唔俾落標。」他指以前地鐵工程每隔幾年都會換不同世界級工程承辦商，「唔似而家來來去去都係幾間公司。」
若政府下定決心杜絕工業意外，潘焯鴻指政府應加強執法，包括勤加巡查大小工程、檢控及處罰犯下職業安全條例的人士；同時亦應設專責小組檢視現有法例過時或不足之處，立法或修繕現有法例。
他也說，若僱主、判頭或政府人員目睹過意外，看著一具身體在眼前變得冰冷，血與靈褪色，那或許他們會改變。作為工程公司老闆，他也曾見証一名從高處墮下的工友的離逝。那天晚上，他陪家屬在ICU病房外等了一個通宵。說到最底，工業安全是公義，也是關乎每一人的生存權。
「許多人的生存權，在這些老闆或高層手中，你有沒有尊重過？」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