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爸爸，在辦公室留至夜深，靜待同事都離開後，才撥打一個電話。那邊接通了，他一開口，就忍不住哭了起來。
自從政府在九月宣布將「疫苗通行證」門檻降低到五至十一歲兒童，兒童權利委員會接到逾二千個來自家長的查詢。當中有一些致電者都激動哽咽，像這位爸爸。他在電話裏說：「要為小朋友身體做一個很掙扎的決定。」
兒童權利委員會執行幹事黃惠玉指，這些家長同樣擔心疫情，但各自有不讓子女接種的理由，如今被迫在孩童自由及打疫苗之間選擇，心理壓力沉重，更顯無助。她認為措施的實行將對零針兒童造成身心傷害，因此希望政府能以其他方法替代，如以快速測試結果証明進出公共場所。
同時，委員會的專家團隊亦留意到部分兒童在疫情下，正面對發展遲緩問題，「有些是關於自理能力，有小學生去廁所也不懂除褲。亦因為經常戴着口罩，不懂觀察別人的表情。」她提到，不少國家已開始着手審視疫情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展開補救行動，「但香港今日仲喺度拗緊用唔用疫苗通行證，我覺得係好慢同好冇前瞻性。」
未能妥善釋除家長對疫苗疑慮 「一刀切係罰緊家長同小朋友」
黃惠玉留意到，對打疫苗及防疫措施有顧慮的，多是中產階級。在新例推行當日，尚有五萬餘適齡兒童未曾接種疫苗，由政策公布至實施期間接種增幅不大。她表示，這班家長不讓子女接種新冠疫苗原因分兩種，一些人是對疫苗缺乏信心，另一些則是基於子女的健康狀況而對疫苗卻步，「一些家長更在電話中表現激動喊晒，有好多係因為皮膚過敏，甚至有癌症康復小朋友，初時醫生都會勸籲家長不要接種，但後來醫生開始轉口鼓勵，家長的掙扎便會很大。另外，又有些小朋友打完第一針後情況不理想，呢啲你唔能夠怪家長，但你而家一刀切就係罰緊啲家長同小朋友。」
她認為，政府的游說工作只是一般性的宣傳，未能拉近與家長的關係，令父母獨自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如果呢啲手法係得嘅，冇理由成年幾都仲未打。」她舉例，政府可以設立熱線，或在一些家長跟子女出入的地方設置街站，解答父母對疫苗的疑惑的同時，支援家長在精神上的需要，「我哋曾多次將家長嘅問題歸納反映給政府，但其實我哋係解救唔到佢哋，係一定要政府去做。」
兒童權利委員會曾在上月發表聲明關注事件，黃惠玉坦言，不少兒科醫生對他們的立場存有誤解，「我哋支持透過打針提高免疫屏障，只係希望政府做返一啲比較人性化嘅措施，但你不能一刀切。我們想抗疫成功是要有溝通及市民支持，如果用這種手段迫市民，抗疫是不能成功，因為他們不會想配合。」她希望政府能以替代方法處理，讓未打足針的兒童，出示即日快速測試證明，也能容許他們進入受限場所，務求對小朋友的影響減至最低。「唔入得餐廳或康文署場所，屋企可以選擇去戶外地方，但全級羣體活動傷害最大，全班剩係得幾個冇得去，佢唔係做錯事俾人罰而只係冇打針。」
兒童面對發展遲緩 籲政府應盡快補救
另一邊廂，黃惠玉和團隊觀察到，兩年半以來的抗疫狀態下，兒童出現發展遲緩的問題。她提到，因應眾多康樂設施封閉，令兒童觸感發展較弱，難以應付一些攀爬的動作；而在疫情期間人人戴着口罩，兒童不懂觀察別人的表情，說話學習較遲緩。團隊的專家顧問亦接觸到不少小學生連上廁所也遇到障礙，「幼稚園老師一般會根據年齡成熟程度教授自理能力，家長未必懂得根據年齡而教他做什麼，或者幫他做，令佢學唔到。」她續舉例，學校營養師會根據年齡調配餐單，「現在他們的咀嚼能力很低，可能屋企為方便提供軟餐。」
英國早前委任法官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審視疫情對社會的影響，當中針對兒童成長發展問題向教育部門提出建議。「如果一個政府對小朋友福祉敏感，應該在社會經歷重大變化的這個階段，找人出來跟小朋友解釋社會發生什麼事，小朋友的配合也很重要，但政府從來沒有做過這個角色。」黃惠玉說，委員會一直倡議港府盡快設立特別工作組，綜合疫情對兒童的影響盡快補救，「小朋友在發展中階段，面對疫情受的影響更大，希望教育部門盡快為他們推行recovery education，若果坐視不理，可預計將來要付出的社會成本會更大，他們身體情況和精神需要是配合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