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兩位剛踏出電影學院的年輕人，導演高江淩（高Ling）、編劇黃家富（阿富）瞄準了網台的前景，找來他們的同學當演員，用簡單的器材便拍起片來。那時的他們不過是幾個寂寂無名，發着拍片夢、演員夢的應屆畢業生而已。或者連他們自己也無從想像，小薯茄在五年之後，竟真的闖出一片天來。
畢業 不如開一間網台
高Ling和阿富相識於二○一二年，是浸大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課程的同學，後來一起升到浸大電影學院，因為合作交影片功課 而熟絡起來，「既然大家都咁想拍片，你係編 劇，我係導演，不如試吓主動拍啲片放上網俾 人睇啦！」高Ling這樣憶述他倆在二○一六年大學畢業時成立小薯茄的經過，他們情願自己開闢新路，也不甘當影視巨型樞紐中一粒無法自主的小齒輪。
抱着演員夢的程仁富（程人富）、蔡曉童（童童）、吳冰（阿冰）、關浩傑（阿J）、鄧麗英（麗英）、姚澤汶（肥蚊）及朱柏熹（朱Mic），先後加入小薯茄，他們大多都是高Ling、阿富的電影系同學，如今擔起了小薯茄的大樑，甚至從網絡跨進影視、音樂界。
走進小薯茄的製作基地，馬上就可以感受這班台前幕後團隊獨有的朝氣、活力，關係融洽像大家庭，充滿默契和火花。這間如日中天人氣網台，製作規模已堪比迷你電視台。
想一齊拍片、一齊贏比賽、一齊建立公司、一齊接廣告，然後一齊賺錢，高Ling、阿富當初許下目標，早已超額完成。「有人都覺得網絡片好簡單、質素好低，但我們覺得裏面有好多竅妙，所以放了心機去研究。好彩的是，我們好鍾意睇又鍾意拍網片，所以就一直拍到現在。」阿富感恩地說。
「在香港做網絡創作，沒有名氣的話，放了幾多心機、通了幾多晚頂也好，觀眾都冇責任去睇你啲片。」高Ling說，當小薯茄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時，才可以拍自己想拍的片。所以他們的目標一直都十分清晰：要拍多人睇嘅片，要散得開。想影片多人看，首先，要幫觀眾找到看這條片的理由。
開台初期，他們熱衷拍攝微電影，雖然製作用盡心思，可惜觀看次數未如理想。拍着拍着，他們漸漸察覺，要拍出受歡迎的網片，以往電影學院所學到的電影語言，未必用得着，甚至正正相反，「電影老師永遠都會教我們，如果一個畫面可以用畫面表達到，加對白就是多餘。」但是，因為觀眾睇網片時都是抱着「放低個腦」的心態，「所以要在片中加更多對白，令觀眾在最短時間內理解到呢個畫面。」從此，他們摸索出網絡短片的操作法則——簡單、易明、直接，每條片只帶出一個訊息，或引人發笑、或引起共鳴。
根據YouTube香港二○二一年度十大人氣創作者排行榜，小薯茄名列第四；現時，小薯茄有四十多萬位訂閱者，每周約出兩條新片，每條觀看次數都數以十萬計。在錄影室並排而坐的台前幕後九人團隊，說起小薯茄的創作模式。
引你發笑 引起共鳴 生活化的創作
「平時我們的影片idea從何而來，就是lunch時候我們傾偈，噏噏吓就噏咗出來，係咪啊？」高Ling問畢，程人富馬上接着說：「我們食飯會食好耐。」眾人聽了哄堂大笑起來，這種笑聲常常出現在他們的對話中。高Ling指，他們在飯枱上討論的內容，通常都是圍繞當時最容易引起共鳴的熱門話題，「大家覺得呢個idea好似得喎，然後就拋給阿富幫手變成劇本。」於是飯後時間，阿富和高Ling就會回房間裏，繼續討論、琢磨，劇本寫成後，再交到演員手上準備如何演繹，而他們常常都會加入自己的想法。阿富說：「可能佢哋自己唔覺，有時我係見到他們身上發生的事，才會想到怎樣寫，就好像之前拍《有種朋友叫My Melody》，是知道原來你哋好憎Melody，所以才拍出來。」
以一句引起共鳴的標題抓緊觀眾的目光，觀眾看後找到熟悉感、認同感，便會留言、分享，把影片廣傳開去。酸酸甜甜的戀愛滋味，打打鬧鬧的友情趣事，百般無奈的疫下生活，還有九十後的集體回憶，這些都是他們手到拿來、觀眾百看不厭的題材。
高Ling說，在設計角色人設時，會抽取演員的一些特質，在鏡頭前無限極端化，效果才會夠突出，從而使觀眾牢住記住他們。常常在鏡頭前扮惡的童童說，「人設某部分可能有兩成來自我本身少少的蛛絲馬跡，然後將它無限放大。」程人富指，他們的演繹是極端化的本色演出，而且貼近他們與朋友真實相處時的態度、樣子。他們從不走高高在上、完美無瑕的大明星路線，拋開包袱、不怕出醜、放得夠開，正因為他們夠貼地、夠平凡，觀眾總是能從他們身上找到熟悉的影子。
他們明明個性截然不同，如童童說：「唔知點解，我們一班人行埋一齊，個氛圍就會好夾。」開心、歡樂的氛圍，一直貫徹鏡頭前後。影片之所以帶給觀眾開心的感覺，因為他們都拍得開心、拍得舒服，真的樂在其中。阿J說，拍得開心，才拍到好片，「尤其是拍笑片，其中一個人拍得唔舒服、或者狀態唔好，成個氛圍就不一樣了。」綜藝遊戲節目就更明顯，演員玩得投入，觀眾感受得到；相反，觀眾也會看得出當中的尷尬、窘迫。笑片有好多種，不講粗口、不玩低俗，而達到令人捧腹大笑的效果，才更考驗他們的心思—從畫面、對白、音樂的設計鋪排到演員演出的節奏，去研究如何製造笑料。
笑片的法則
活在小薯茄世界裏的他們，無時無刻笑臉迎人、製造歡樂，彷彿有派不完的笑彈；然而一想到現實世界，他們也是凡人肉身。他們之中，有人樂觀、有人悲觀，但最終都找到法子苦中作樂。童童舉一條Vlog為例，原意是分享一場show因疫情而未能成事的失望、難過，「點知講講吓，我哋又喺度笑。」類似的情況常常出現，阿J說，他們總是可以輕易將自己開心的一面呈現，把不開心的事藏起來，不跟觀眾說，「呢個社會已經好唔開心，所以自己的困難，就自己內部的人知道，自己笑完就算。」
說到這裏，熱烈的氣氛難免靜了一靜，程人富收起嘻皮笑臉，一本正經地說：「我哋會識得搞笑，因為我哋了解乜嘢係悲傷，我哋識得笑我哋嘅悲傷。我覺得呢個不代表樂觀。」他坦言，自己和阿富常常都對一些事情感到悲觀，但也不代表感到絕望，「生活一係笑，一係喊，一係唔笑唔喊。我哋係知道咁樣好慘，但要生活嘅時候，我哋想笑得唔得？想講笑得唔得？」
然而與此同時，政治社會變化之下，令香港人變得愈加敏感，惡搞、笑話都要小心翼翼處理，主理劇本的阿富說：「好簡單，真係想純粹講吓笑，但有啲笑話唔可以亂咁講；唔係因為唔好笑而唔拍，而係因為影響會好大。」
成長中的兒童台
對於被戲稱為「兒童台」，高Ling說從觀眾數據分析來看，小朋友觀眾固然有之，主要是大學生、初職人士，也有不少是爸爸、媽媽級觀眾。他反問：活力是否小朋友獨有？開心就不屬於大人？對於快將步入三十歲人生新階段的高Ling、阿富卻覺得，怎樣才能保持開心、活力、溫馨，才是他們關切的問題。隨着小薯茄規模愈來愈大，他倆要肩負的擔子也愈來愈沉重，關上房間門，他倆就要談論：究竟下一步要點樣做？其中一個困難在於，他們一畢業就創辦小薯茄，未打過工，根本不知該怎樣經營一間公司。他們在跌跌撞撞中才學會，這條問題，怎會有答案，惟有見招拆招。
最廣為人知的《雪櫃冷笑話》系列，是專門針對Instagram上的觀眾而設，每集片長僅一分鐘，長拍長有。長達半小試的綜藝節目如《薯茄Party Game》，則主打YouTube和Smart TV觀眾，用意是給人們邊吃飯邊看，讓因疫情困在家中的人重拾「電視撈飯」的合家歡樂趣。當高Ling說，他們正逐步將網絡製作精緻化、電視台化；阿富則補充說，與此同時，電視台也朝向網絡化。因為出片太密，他們常常陷入樽頸位，光靠這兩個腦袋，哪來源源不絕的新點子，「好彩我們搵到新的台前幕後加入，大家碰撞，才有更多想法。」
程人富說，雖然目前綜藝節目的受歡迎程度高於劇情短片，但即使後者成本效應較低，他們也有共識要繼續拍，「一來是因為我們靠劇情短片起家，二來是編劇阿富講過，唔想我們變成淨係玩嘅人，因為我們七個都想做演員，他想Keep住我們演員的身份。不只是拍給觀眾睇，而是拍給行內人睇，顯示我哋係做到戲。」
每次被問到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有何打算，高Ling說他總是不知如何回答，「香港咁嘅情況，又疫情又各種關係，一年甚至一個月之後，你都唔知會點。」他們反而覺得五十年後的未來更易想像，程人富笑說：「五十後，大家都八十歲左右，可能係一齊坐在輪椅上玩party game，好開心。」連節目名口號他們也即場想好了：輪椅party game，愈玩你愈驚。「在這個社會，一個人要開心，好難，但有一班人陪你開心，係相對容易一點。剛好我們好似形成了一個小小的保護網、溫室，給人在裏面長期笑吓。」高Ling總結完，程人富又再一本正經地說：”The show must go on, the life must move on.”當然又再引起哄堂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