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女工更有自主性，例如婚姻更加自主、生活更加豐富多元，自我意識更強，不像上一代女工傳統保守，然而談到家庭、生育以及未來工作，仍然面臨着相同的困境。」深圳某社會服務組織(不便透露機構名稱)女工小組負責人童菲菲表示，女工除了面臨所有農民工也面臨的高強度勞動、低工資、工作環境惡劣、缺少社會保障等問題，還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普遍教育程度低，只能做收入較低的工作崗位；回家照料孩子還是在外打工，常令 她們陷入兩難的處境。
「女工需要的支持首先仍然是經濟利益方面的，現在的工資太微薄，工作條件還是太不友善，但這個需要靠整個農民工羣體的推動，而不是女工自身。其次，女工需要提升性別意識去應對性騷擾、家暴， 還有家務分工、婚姻與生育自主等問題。 最後，女工要建立互相支持的網絡，比如有媽媽就提出過要共同養育孩子，建立託兒互助網絡，這樣就可以把老家的孩子接到城市團圓了。」童菲菲分析。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研究中國勞工問題二十餘年。她觀察到， 新生代女工的工資、勞動環境、工時長等客觀條件有所改善，女工比上一代更敢於發聲，更自信公開講自己的故事。
然而，她指出，今天農民工的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很多新生代女工自從離開家門那一刻，就沒有計劃要像其父母輩那樣回到家鄉做農民，她們踏上的是一條進城打工的單行道，想要在城市生活的欲望又比上一代更加強烈，然而身份認同出現了危機：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農村人─因農村收入太低、沒有保障，跑到城市打工，青春耗盡時，城市很難容納他們，但回農村又因土地流失難以餬口。
她分析，珠三角工人階級反抗意識、權益意識更強。但自從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對維權集體行動、勞工NGO的打壓，反而令工人更加無助。潘毅擔憂的是，上一代的女工以「尖叫」來抗爭，如果新一代女工長期身處非人性化的操控和挫敗中，她們會不會被逼入絕境，最終以傷害自己的方法來控訴？
「不要忘記，香港工業轉移大陸之後，港商也有份參與剝削農民工的血汗；反觀自身， 香港的基層勞動力轉移到了零售業、房地產、 旅遊業、服務業，也是一個個無形的工廠。因此，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基層勞動者的苦難是相同的。」
文章選自《明周》2476期封面故事《我是女工》。
本專題獲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 「2017年度卓越新聞獎」之「榮譽卓越女性議題報導獎」」(Honorable M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