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人們搬家會一廂情願地把家具及物品留低，猜想下一住客或會用得上，但事實並非如此。從事清拆工程廿五年的冠亞環保工程公司負責人朱韜彥說：「這麼多年扔掉的大廈垃圾有數千車，少說也值兩三億。」近十年來，他開始聯絡社福機構、將物件轉贈，救回的只有約三成。
其公司持有第II級別小型工程牌照，既可處理由發展商委託建築公司招標的項目，亦有由裝修公司或物業管理公司委託的單位清拆工程，相熟的多會一路合作。他說清拆範圍內的物品一般都由他處置，委託方不會干涉。經過重重外判後，給他清拆的時間並不多，千呎住宅要用兩三天搞定，「跟外國人比，外國可拆十天，我們要兩三天，外國人見到我們的速度會嚇倒。」
他處理過各類住宅，像深水埗唐樓、愉景灣新樓和列堤頓道傳統豪宅，較難的要數唐樓，一來環境雜亂，二來要爬樓梯，需多些人手趕進度。「這又跟幾層的獨立屋不同，整棟做的話，可以綁一個滑筒把東西直滑到地下，或者將傢俬打碎點，綁到地面。」試過承辦僭建物清拆如天台屋，「裝修得很漂亮，花數十至一百萬，政府告便要拆。我們先報給政府，七天後動工拆完還原，再拍照給政府。」
清拆生意見證市道
年過花甲的他見證過樓市暢旺，有未入伙樓盤為迎合內地人需求將兩個單位打通，將全新地板、牆身、浴缸、廁所等全部丟棄，感慨浪費至極，「政府鼓吹走飲管來做環保，但飲管佔多大面積？不如規範地產商，剛建的新樓不能這樣再拆。」二○一○年代許多旺區寫字樓改成精品酒店，他拆過只裝修半年、連會議室都沒用過的寫字樓。及後旅遊業停滯，又試過清拆二十多層樓的酒店，丟走不少新淨的風筒和床鋪。
現在市道差，少人買樓和裝修，他多做辦公室打拆，由物業公司委託還原清場。二○○五年起，政府推出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使用堆填區等廢物設施時要按公噸收費，令清拆工程成本增加，回收又無利可圖，加上疫情，他已見不少行家退場，坦言計劃令同行更難做，卻對源頭減廢作用不大。
他又慨嘆年輕人生活富裕、不識寶，「阿爺留下了幾千萬給個孫，個孫不懂得也不想去理字畫那些。」所以清拆大宅時，他見過很多書畫和古董。而一般新業主也不會用上一手留下的物品，「買樓就多人裝修，舊東西不合用，大家心目中對漂亮有不同標準。但如果住劏房的，有這樣的床、全屋家具已覺得很滿足。」以前貨倉租金便宜，他尚有做二手傢私買賣的朋友幫忙接收，這十年的租金升幅令這門路也消失。
物件的去向 「野雞」做中轉站
清拆下來的物件，最簡單是可回收的「金銀銅鐵」。朱生與另一家清拆公司合作，交他們處理這類建材並載去回收場秤重換錢，省去自己的運輸時間，「那些回收場要特意開車過去，跟別人合作才可『維皮』。所以今日我們走得遠、還沒死其實是用這個方法。」
其餘要棄置的，朱生僱斗車送去「大型垃圾場」私營收集點，行內俗稱「野雞」。因堆填區太遠，送到近市區的野雞可省回油錢。野雞接收每公噸收取三百多元，送到堆填區時則付政府每公噸二百元，從而賺取中間的差價。「這生意（野雞）有發展。因為我有多餘時間出來去做其他事，堆填區山長水遠，加上我的車都未必入到去。」環境保護署對進入堆填區的車種、總重、廢物深度和重量比例皆有限制。
自己改裝再利用 蒸魚碟變盆景
朱生近年認識到慈善機構如送贈免費物資的友心坊等，經常將新淨家具送出，有的機構則將衣物和玩具船運捐至南亞國家。有次是將一批辦公室櫃桶送給老人院，「他們最喜歡有鎖的，可當私人櫃桶仔。」又曾將桌球檯轉贈予一間中學。工程時間緊迫，有時他必須自己僱車送到機構門前。「限兩三日清好，過期會被罵，（業主）趕着租或賣。做的每樣都有規限，在香港做環保幾麻煩。很少說可以有一個月時間清拆，放在這慢慢等人取走。」
亦有些物件未必適合送出，像全新的浴缸、洗手盆、掛畫、座地燈、三座位沙發，雖然價值不低，但難放進普通家庭；有的則舊得不好意思送出，特別是唐樓物件。據他經驗，電器如雪櫃、電視機、風扇和洗衣機等最受歡迎，小尺寸的適合劏房，也試過有狗場會接收大雪櫃。
他於去年初購置西貢村屋單位，面積約有千二呎，估算約有五成家具都是二手，實用與觀賞的兼有。家門外的走道排有一列座地白瓷花瓶、路面鋪砌花崗岩板，原來都是他回收再利用的例子，且能惠及鄰居。屋內的飾品和燈具多來自一間接待內地客的辦公室，「有段時間流行招待內地人，將辦公室搞到會所一樣。後來沒內地人就拆。」
搬運時不免碰撞刮花，部分家具未必完全合用，他會自己動手補色或改裝，例如他保留了某天台屋的洗手盆盆面，自己加裝矮櫃。飯廳燈本是跑馬地住宅的吊燈，他自己換上LED燈膽和改成天花燈。富有人家的蒸魚碟大得一般蒸爐沒法放下，他拿回來後想到作盆景擺設，「有創意，有生活諗頭，就不要整天丟東西……清拆時都是這個想法，能用的就要快點救起。」他收集舊物的準則以順眼為主，故家中糅雜了不同風格，慶幸得太太支持：「她和我一樣覺得社會太浪費。她知道我本身修讀藝術都無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