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有時我望住佢，佢好似就象徵着死亡，但我唔覺得恐怖，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驚，我反而覺得很平靜，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自由攝影記者林若勤說的是他過去的攝影對象——黎少鴻（大鴻）。他在七月出版紀實攝影文集《大鴻》，記錄在靈堂工作的堂倌大鴻生命中最後三年。外人加諸在大鴻身上的標籤不少：堂倌、顏損者、癌症患者，但林若勤眼中，他終歸是人。
「你係咪跟到我走？ 」
他與大鴻結緣於二○一七年的一次訪問，當年他跟隨文字記者前往採訪。甫見面，他便覺得對方「頗有character」。「通常燒傷或身體有缺陷或殘障的人，未必會咁樂天咁對你講笑。」當時，林若勤打算拍攝一羣因外貌受到歧視的人，大鴻爽快地答允。然而，大鴻其後被診斷出肺癌末期，本要求中止拍攝。那時林若勤主動相約喜愛壽司的他吃了一頓日本菜，出來聊天，之後便得到對方默許繼續拍攝。林若勤對他的應允沒深究太多，「男人之間應該唔會有咁多對白㗎嘛」。此後，他不定期地探訪大鴻，二○一八年正式開始拍攝，直至對方在二○二一年辭世。「我都有講明，如果你嘅情況係咁樣，我希望繼續影落去，佢就問：『係咪跟到我走？』我就答咗係，有個默契喺度。」
後來，他才知道，大鴻的過去遠不止皮膚上扭曲斑駁的傷痕。大鴻重情，早於林若勤認識他以前，他曾經因為感情事自殺不遂；後來，因一次醉酒燒情書，意外釀成火災，導致自己三級燒傷；亦曾因腎臟癌而切除一邊腎。大鴻的人生路上陰霾處處，但他予人的印象，卻意外地陽光。「他第一日的裝束，已經係好花俏，訪問落去都覺得他很貪靚。」他留意到大鴻喜愛打扮，相當注重衣飾配搭，對皮褸情有獨鍾，三件紅色、啡色、黑色的皮褸更陪他落葬。他亦是個喜惡分明的人，會因別人惡意的眼光和說話而憤怒，多年後仍牢記於心。「他覺得自己沒做錯，為何要承受這些？我都很欣賞。」
大鴻多番和死亡擦身而過，有此等經歷的人，對於生命將走向終結，態度會否較豁達？「當你真的要面對的時候，就不是如此豁達。他有豁達的時候，也有不豁達的時候，人就是這樣，很矛盾。」他猶記得大鴻曾對他說過一席話：「要走，都應該燒傷那時一早走咗啦，依家都是bonus，多咗㗎啦。」對方的病情日益嚴重，林若勤聽得出當中的言不由衷，「他沒有辦法不接受，他都無法選擇，只能豁達令他開心啲」，「這句說話給我的感覺似是安慰自己，多過和我說。」大鴻的一位摯友意外早逝，他曾經「問米」，靈媒道出他與故友的經歷，自始他便對死後世界深信不疑，並滿懷期待，原因無他，「我相信他憧憬死後世界。原因應該很簡單，是現在這個世界太痛苦。」
拿捏遠近的掙扎
他陪大鴻走向生命的終結，大鴻亦伴他在攝影路上走得更遠。原本，他以新聞攝影的手法拍攝，想以旁觀者的心態為對方留影，但二人漸行漸近，交情日深，開始要刻意提醒自己保持距離。在拍攝中段，他把照片交予幾位相熟前輩評價，前輩覺得他時而「旁觀他人的痛苦」，時而「不夠旁觀，好像他的朋友」。他坦言，「本書也記錄了我的不成熟。」
在二○一九年修讀當代攝影課程後，他始能更自如地拿捏攝影距離的遠近。若照片只聚焦在大鴻身上，以影像呈現對方逐步消瘦，緩緩步向死亡，畫面委實太殘忍、痛苦。另一邊廂，他也顧慮到大鴻家人感受，因他打算把作品輯錄成書並贈予其家人，故不想為他們再添一重痛苦。於是，他開始拍攝對方的衣服、眼鏡、模型等物品。大鴻過世後，他用四個月時間，拍攝其遺物、下葬的地方等，以空景和靜物沖淡畫面，也藉此追思他。斯人已逝，鏡頭離大鴻身影很遠，但距離彷彿更近。
林若勤坦言，他對死亡有本能的恐懼。三年過去，可有改變他的生死觀？他頓了一頓才說：「我覺得恐懼是來自於未知和唔想，點都會喺度，唔會消失。」無論是誰，終究是「殊途同歸」，無論是有缺陷的人，還是所謂的「正常人」。他希望若有讀者偶然翻開這本書，能夠以同理心看待他人，「在街上遇到困苦的人，不用那麼harsh。」
林若勤（Kyle Lam）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二○一九年於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修讀當代攝影課程。曾於多間香港傳媒機構任職記者，後來轉為攝影記者，曾奪突發組及圖片故事組等新聞攝影獎項。現為自由攝影記者，致力進行紀實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