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嘢」共購的浩盈一句反問：「食本地菜怎麼不會是政治呢？」言猶在耳，她的激動語氣表達出對農業政策的着緊和關懷。談到農業政策，土地正義聯盟執行委員劉海龍就侃侃而談：「要復興第一產業，其實不只是更多人做農夫，而是涉及物流銷售、食品加工、科研等等等，拉闊整個產業鏈，令不同專業技能的人能夠發揮所長。」
疫情下的農田想像
劉海龍與鄉郊農田的關係相當緊密。他自小住在元朗大棠鄉郊，對大自然有熟悉感。他中學時讀地理，接觸環保議題，大學主修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開始認真探討土壤科學及農業。及後在讀哲學碩士時，到過馬屎埔村參加他們的運動，由此認識到土地不公義的情況。
「常常說香港農業式微，當然跟往昔是不能相比的，但追溯何時有一股浪潮投身農業呢？就是在沙士之後。」劉海龍指出，當時有許多新興農場出現，不是因為沙士失業率上升，經濟差而轉行，而是他們開始發現城市環境不宜居住，於是行山郊遊，發現本地農田之美。「回顧八、九十年代，農業議題多數是毒菜、河流污染等等。沙士期間，大家既發現農田的好處，亦開始注重本地菜健康及有機種植，遂有種城市需要農業的感覺。」
早前受疫情影響，本地曾經出現糧食短缺的恐慌，令人開始反思本土糧食自給率及農業發展的重要。劉海龍解釋：「始終香港土地面積有限，以前種米主要都是外銷，現時種米則是生態保育、復耕等等，不能大規模種米。所以當談及糧食自給的時候，不會視乎米糧，反而是副食物，如菜類、肉類、魚類，而葉菜類最難儲存。」糧食自給率有多種計算方法，可以地方總消耗量為分母，而本地生產量則為分子。「但消耗量其實不代表所食的總計，其中有不少都是廚餘或浪費。所以要增加自給率，其實減少浪費已經足以減少分母數值。」
當我們談及糧食自給，如果只着眼於地方生產，容易想到用最少土地去種最多菜的方法，如量產型或多層垂直種植等等，似乎能夠解決問題。劉海龍則表示若單純講自給率，則忽略了農業其他元素。他援引瑞典一項研究指，在疫情社交隔離之下，urban nature 很重要，尤其大自然植物有助減抑鬱症狀。「香港城鄉距離很近，即日來回鶴嘴也可以。在疫情之下，正常經濟模式開始停止營運的時候，人們便想到鄉郊休憩，重拾回歸自然的感覺。」
土地規劃與產業鏈的關係
現存的土地規劃有什麼問題？本地有近四千公頃空置土地，還有棕土、軍營、地產商囤地，短期批租用地等等。劉海龍直言在政府政策或多數土地擁有人都覺得農地是一個土地儲備，認為留起農地來興建豪宅最能夠保持價值賺錢。「如果單純解決房屋問題，當然香港並非土地不足，例如住宅空置率仍有一成。香港農地達四千多公頃，但荒廢農地佔大多數。其一原因是地產商把農地作為土地儲備。當政府沒有保障農地農用的時候，最簡單的做法是在農地上倒泥頭，就能夠變停車場、貨櫃場，劏車場，或者起豪宅，賺取更多錢。」他開玩笑說：「假如這樣，種大麻也不夠賺啦！」
劉海龍一再強調土地用途影響農業經濟發展，舉證其他國家如有心保留農地農用的話，可以向荒廢農地徵收空置稅，再資助農夫復耕土地。「在全世界來說，農業作為第一產業，也不是最賺錢的方法。所以在政府政策層面上，規劃能否確保農地農用十分重要。香港可耕作農地有很多。」現在香港不少綠化帶地方都變成棕地，當土地變成棕地後需要花時間重新養成農地。對此，他指出：「假如是無法復修的土地，政府又會否考慮水耕無土種植？當然也要視乎其種植方式是否環保。水耕相對用地較少，產能又高。」他認為可以借鏡台灣，提議與其花費時間資源去修復山坡，不如在山坡種植果樹，將之產業化，再由農地擁有者管理山坡；或者在緯度高的地方種茶葉，在高山又可能適合放牧業。
他感嘆道：「其實農業想像可以更闊，但香港政府不把農業當為產業，就缺乏很多空間發展。」
復興農業不只靠年輕人
不少人認為要吸引年輕人入行，才是復興農業產業。劉海龍對此搖首說：「傳媒多集中報道農青投身產業，但我想強調的是，農業復興絕對不只是青少年。因為產業未完善，例如租期長短問題，政策上有那麼多漏洞和不足，又如何叫人入行呢？這樣把期望放在年輕人身上，其實是不負責任的。」他認為需要許多不同專業技能人才加入農業發展。
劉海龍身上的衣服大剌剌地寫着「土地正義」四字，腳穿一雙水鞋，神情從容自若。他多年來參與土地研究，認為在整個城市層面上有很多社區斷裂問題，例如廚餘廢料、資源浪費等等。「這些其實可以透過復興農業來解決的。或者轉過來想，為什麼有這些問題，就是因為我們不重視農業這一環。」他多番強調，城市需要農業，而城鄉共生是趨向更好生活的方法。「我最希望有更闊的產業，有更多不同的舞台，讓人更有尊嚴地過活，發揮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