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移世易，如今每當沙頭角居民說起自己的家園，總是離不開「寧靜」二字。然而，這一方土地，並非總是一派安寧。在沙頭角歸於如今的寂靜以前，她曾歷經時局動盪，被置於風波之中；亦曾是熱鬧的墟市，為新界東北各村村民每天往返之處。
這部沙頭角墟興衰史，就由三位沙頭角老街坊—沙頭角邨居民翁生，以及在沙頭角土生土長的李氏姊弟編寫序章。沙頭角素有多個族羣聚居，客家人、鶴佬人、潮州人、蜑家人也在此居住。翁生是潮州人，李氏姊弟則是客家人。他們齊聚在沙頭角故事館，拾起昔日的記憶碎片。
沙頭角就是家
李氏一家有六兄弟姊妹，原本在沙頭角圓墩山的木屋居住，他們的父親在金舖學師，一九六四年決定自立門戶，在與中英街一渠之隔的新樓街開設新隆金行，他們一家遂搬進店內。六○年代後期，家中環境日漸改善，他們搬進區內私樓居住。其後，大家姐李女士和排行第四的李生在七十年代先後遠赴英國和愛爾蘭，並在當地開設餐館。一年起碼回來兩次，每次停留一至兩個月。多年來都無間斷地來回兩地，皆因「兩邊都是家」。縱使金行早於二○○九年結業，但只要他們在港，一星期都會回來沙頭角一兩次。即使這兩年疫情肆虐，李女士也無懼隔離，回來探望父親，也探訪鄰舍故友，打掃金舖。
金行曾於一九八八年被打劫，在禁區打劫，兇手當然「走唔甩」，隨即被居民捉拿歸案。那天，翁生亦在場，三人回想，仍覺啼笑皆非，「在沙頭角打劫，死得啦。」翁生笑着拋下一句。翁生年屆七十七歲，仍然中氣十足，他在黃大仙木屋區出世，童年時隨家人遷往沙頭角蓮麻坑村，後來搬到新樓街，九○年左右搬進沙頭角邨居住至今。年輕時，他長途跋涉到深水埗學師，「那時專幫人扮靚，即是理髮。」七十年代成為公務員，於食環署任職，現時一家五口住在沙頭角邨，弄孫為樂。他無懼上班路途遙遠，一直住在沙頭角。「父母年紀大，始終有家的感覺，生於斯，長於斯。」平日，他大部分時間用以照顧兩位在唸小學的孫女，疫情反覆，理髮店曾停業，他察覺區內不良於行的長者不願外出剪髮，於是決定重拾老本行，上門為他們理髮。膚色黝黑的他聲如洪鐘，「唔收佢哋錢，佢哋又唔肯，說唔收我錢下次唔叫你，我話是但啦，你鍾意俾幾多就俾幾多。」鄉情，說到底就是守望相助的鄰里情。
見識過外面的世界，兜兜轉轉，他們還是在沙頭角。「這裏就是我們鄉下，我們的根，回來就好像回家，我回來覺得好舒服。」李女士說。
見證時局動盪
翁生笑說，「我細個就調皮，周圍轉，周圍玩。」通山跑的他，談起沙頭角各村落的風土人情，信手拈來，談笑間，勾勒了沙頭角的歷史。「在這裏幾廿年，對環境變遷，我們是歷歷在目。」時代變幻無常，讓他們最深刻的，要數六七暴動。
一九六七年間，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左派分子反英情緒高漲，他們成立了沙頭角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曾於六月於區內舉行「聲討港英暴行大會」，邊境局勢緊張，更爆發槍戰。「當時沙頭角村民組織示威遊行抗議，英國政府派遣防暴警察鎮壓，就在車坪街處，對面就是中方的百貨商店，中方曾從二樓開槍平射警告港方。」由於局勢未明朗，李生一家決定逃走，以策安全。「之後港方就派英兵和啹喀兵守衛沙頭角。中方民兵曾越界與英方槍戰，我們怕被槍傷，走路逃亡到五公里外禾坑村朋友家住了個多月。」
時過境遷，活在大時代裏的升斗小民，再度回歸柴米油鹽醬醋茶，悠悠談起他們的生活。
沙頭角的牌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大時代中的新樓街
若要尋訪沙頭角人過去的日常軌跡，便不能繞過新樓街。
新樓街於一九三四年建成，斑駁的廣州式騎樓建築現時仍保有三十年代的模樣，故有民初街之稱。自二○一一年起，這裏更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昔日，街道上二十二幢相連的兩層高平房地下是商店，二樓和閣樓多為住宅，不過，目前不少店舖已經結業，場面寥落。
他們回憶中的新樓街，卻與冷清沾不上邊。這條古色古香的小街，舊日是一個熱鬧的墟市。荔枝窩、梅子林、牛屎湖等新界東北各村落都有街渡來往此地，亦曾有巴士來往沙頭角和鹿頸村。說沙頭角墟是沙頭角居民日常生活的必經之所，亦不為過。五○年代，街上店舖林立，翁生如數家珍地數算着各種各樣的店：山貨、五金、棺材舖、牙科診所。李生則對商舖外擺滿售賣咖啡、三文治、雲吞麵的鐵皮檔口念念不忘。
「四五點賣魚，成條街都係，這條街（新樓街）兩邊賣魚，轉角賣菜賣豬肉。」李女士回憶。「好旺，尤其是朝頭早，人山人海。」李先生笑着附和，「我第一件麵包就是在那裏食，花生醬搽麵包，好好食，以前從來沒吃過。」三位老街坊於新樓街的沙頭角故事館聚首，說得興起時，不時夾雜着幾句客家話。縱使新樓街墟市的盛況不再，但當時的小販叱喝聲，鐵皮檔口水洩不通的盛況，彷彿可以從他們的歡聲笑語中窺探一二。
金行盛世
從沙頭角故事館信步而下，便是李氏姐弟成長的新隆金行。他們就是在此目睹家業最輝煌的年代。沙頭角的盛世，在中國改革開放後迎來高峰。受改革開放影響，中國人生活質素提升，對物質要求相應提高，居於中方沙頭角的居民於是前來買金和錶，再回中國轉售圖利。
開放初期，中英街還未有金舖，所以買金的顧客湧至新樓街，造就了金行一九七八、七九年的營業額巔峰。「全盛時期，銀紙不是拿來數，是秤。用木頭車推住，用麻包袋裝住錢拿去銀行入。」李女士忙不迭地接下去：「開放那陣子，人們排着隊來買金，排着隊付錢。八幾年最忙，忙到食飯都食唔到。」
李生十二歲便到舖頭幫忙修理整鐘錶、更換錶帶、打造金飾，看着店內空得七七八八的錶櫃，他回憶：「最初開放時，國產錶比較受歡迎，後來瑞士錶比較多人買，那時候國產錶一百二十元一隻，瑞士錶二百多元一隻。」全盛時期，店內有兩位師傅修理鐘錶，亦有兩位師傅打磨金器。不過，木頭工作枱上現已放滿雜物，李生指着飾櫃中放着的膠袋，示意我們一行人細看印在上面的電話號碼，「那是開張時的電話，新界是一二字頭。」
直到九七回歸後，港府在邊界設立關卡，沙頭角兩邊的居民再也不能自由往來。持有沙頭角居民禁區證的人才可進入中英街及沙頭角墟。中國居民如果沒有香港的禁區証也不能進入香港的沙頭角。於是，店舖的營業額開始走下坡，只能做附近居民的生意，門可羅雀，他坦言：「坐喺度都冇嘢做，一日只有一兩單生意，做本地客和附近的居民。」由於經營困難，他們終決定在二○○九年結束營業。
店內的時空，從此凝在二○○九年的一瞬。牆上的金價，十三年來未曾變動。「金價都是我們關門時的價錢，一錢八百元，現在一錢要一千九百元，高了一倍。」他頓了一頓，「六四年開業時，是二十七元一錢。」年月漫漫，但回憶起來，不費吹灰之力。
禁區開放與否？
金行內的陳設，基本上是原封不動，「我阿爸做落幾廿年，當然有點可惜。」將店面盡可能保持完好，除了是不捨家業，也是因為對再次開業存有一絲希冀。李生吐露他們一家人的願望，「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再做。」然而，若不開放禁區，則難以令旅客數目增加。談到開放禁區，他靜默半响才說，「好矛盾，好難講」，「希望都開放吓，但一開放，人們會一窩蜂湧進來，可能會搞到好亂。可能好像現時般，逐步逐步開放看看會如何。」
翁生亦對開放感到擔憂，由於沙頭角墟是禁區，故一向無須擔心治安問題。「這裏的人純樸好多」，「出面啲人，隔籬左右未必識，這裏不會，如果有陌生人來，我們一定知。」一旦開放沙頭墟，他擔憂外來者會使原本安全的社區變質。「因為屋邨現在都是無掩雞籠，本身環境如此和諧，所以就覺得唔ok。我們出門，分分鐘冇鎖門，真的。」
城市邊陲也無法逃過急遽的發展步伐，看透世情的李生語氣中半帶無奈，「應該遲早都要開放，時代的巨輪無法擋住，順其自然，不論你喜歡與否，都沒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