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是民間對法律訴訟的俗稱。正所謂「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一個小市民，為什麼會主動打官司？無他，就是希望利用法例賦予市民的權利，維護自身的權益。
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韋伯觀察所得，現代政府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能夠合法使用武力。不過，這種武力並非沒有制約。前英國首席大法官Tom Bingham在《法治》（Rule of Law）一書提出，「國家內所有人和權力機關，不論公營或私營，都應當受法律約束，並有權享有法律帶來的裨益。法律必須公開制定，（一般）只在將來生效，並在法院公開施行。」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解釋：「所有人都必須服從法律，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身份地位高低、不管是公共機構或一般市民，均受法律約束，並須承擔法律責任。」換言之，即使是政府，也需要按法律行使權力，政府的行為是受到法律規範。
由二〇一七年開始，智經研究中心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每年進行一次意見調查，了解市民對香港法治狀況的評分。結果，二〇一九年的所有評分都有下跌。智經主席劉鳴煒表示：「客觀數據量度出的民意變化，顯示市民對於香港整體法治狀況的不滿，似乎已達警戒線，對政府而言是一個警號。」
在香港，刑事檢控工作由律政司司長全權負責。簡易層次的檢控工作，會由警方或其他調查機關處理，在裁判法院經由高級法庭檢控主任代律政司司長審閱。面對龐大的司法架構，平民百姓往往望之生畏。
不過，最近一年，香港出現多宗私人檢控案件，首次有人向警員提出私人檢控，亦有人向廣播處長及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檢控。有案件未獲法官批出傳票，也有案件在法官批出傳票後，被律政司介入。一時之間，有關私人檢控的爭議鬧得沸沸揚揚：是否有人濫用司法權利？
司法制度有一套極其嚴謹的程序，每一宗訴訟動輒以年計。去年八月三十一日，一名十七歲中學生在地鐵車廂遭受疑似警員毆打。學生已提出民事訴訟，向警務處處長索償。律師預料，訴訟可能長達五、六年，案件結束的時候，他可能已經大學畢業，踏入社會工作。
一個人花再多的力氣，也顯得微不足道。然而，當這些司法機制的使用日漸增加，也許，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只是制度有否被濫用，而是在公義和權力平衡之間，代表着什麼更深層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