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醫生的責任是治癒病人，那麼面對末期癌症病人，這場仗是否一開始就注定要輸？如何去打？
瑪麗醫院神經外科專科醫生浦勤孫是阿芳的主診醫生，當日阿芳腦部動手術切除腫瘤，就是浦醫生告訴阿芳家人腫瘤不是良性，而是第四期惡性腦腫瘤， 存活一般只有一年。
昌說，他當時腦海一片混亂，「只感覺胸口好像被 重重地打擊。」他想起馬勒《第六交響樂》終章的三下命運的巨鎚。身邊的兒子和姊姊都在哭。不過，事後回想，浦醫生當時的每句說話，原來都在不自覺下聽入了耳。浦醫生當時冷靜但懇切的語氣，也成為阿芳一家人對她信任的起點。
小勝利
很多時候被迫成為死神的宣判官，浦醫生說:「病人對死亡的恐懼不是用知識和事實擺出來就可以消除的，我希望對病人有多一點認識，因為每個人都不同，不能公式化對待。我會花很多時間與病人解釋，他們對病情理解愈多，信心就愈大。
「我希望病人最後一段路走得好一點，面對殘酷現實可以過得好一點。希望家人肯付出、也懂得承擔後果，從病人角度考慮，在病人走了之後家人不要有悔意和慚愧，治療當中我會提醒他們，每一個決定做了就不要後悔，每一步都不能回頭。」
她還記得，有一位太太選擇要患病丈夫一直「打仗」，手術再手術、嘗試中藥、蜈蚣、蠍子、山草藥，現在依然活著，「因此永遠不要放棄創意。
「有人堅持無論如何要維持一口氣，有的人則不要任何喉管插住他。」浦醫生堅信，生活質素好重要，就算手術成功，但如果一直生活在痛當中，失去基本活動能力，無法意識到其他人，也很難有尊嚴。
對阿芳來說，雖然一開始便知道結局，但卻並不表示局勢只能是一邊倒。去年9月，她病情惡化，由瑪麗醫院轉往靈實寧養院作紓緩照顧。家人與浦醫生及瑪麗腫瘤科曾醫生商量後，阿芳在半昏迷狀態中接受了新的標靶治療，病情竟迅速好轉，她從昏睡中又坐起來、站起來，慢慢用柺杖走路……這不啻是一個小小的勝利，曾醫生見到阿芳覆診時竟能行走，興奮得上前和她擁抱。這次小小的勝利，家人稱「賺了四個月」，她得以與丈夫及兒子去了日本旅行，又見了許多至親。
大挑戰
浦勤孫選擇做醫生時，可能還沒有對生死的問題 想得太多。她說:「當初想法很實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醫生總是可以做點事幫到人。我性子急，希望即時見到效果，因此選擇外科，可以靠雙手的手藝功夫去做事。」
結果，對她最大的挑戰，卻並非來自醫學方面， 而是病人。
「外科手術是高風險手術。在醫學專業上，我也知道腦腫瘤有多少成數，就像打仗前已經知道有多少武器在手了。但態度上仍要積極、盡心、盡力，這樣才會愈打愈有經驗，總有一天可以打勝仗。」浦醫生說。
「但我會捨不得病人，與他們一起哭。」這是她從初做醫生到現在的掙扎，「其實很傷的。我希望真誠對待病人，但這種真誠會令自己投入很多的感情，也會因終日愁眉苦臉令身邊人有時候接受不了。」
明明是一位性情中人，但不熟悉她的人容易誤以為她很酷，很寡言。她習慣獨自面對病人離開時內心的感傷。「通常我會調整了情緒才與病人聊天，能量低的時候我避免說話。
「不過，如果我放棄對病人的真誠，我便放棄了太多，再做這份工作也沒有意義了。我對著的是活生生、有情感的人，不能失去投入感去面對他們。宗教信仰給我很大的支持，我相信離開我的病人，都去了一個好的地方。」
文章選自《明周》2371期封面故事《當生命走到盡頭 如何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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