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明報》偵查組揭發大埔廣福道劍橋護老院於寒冬將院友推到平台並脫衣沖涼，五月二十六日刊出獨家新聞。頭版以「院友遭露天脫光」大字凸顯事情粗暴，赤裸的老人隔着一重馬賽克無聲攤坐輪椅上的照片，成為有力佐證。報導一出，全城譁然。當年記者乘勝追擊，連日以更多版面跟進，層層揭露更多違規及監管問題。
事件被改編成電影《白日之下》，近日上映。有評論稱許這是以本地記者為主角的電影中，拍得最好的一部，因它沒有將記者拍成英雄，也沒安置一個過於美好、大快人心的超現實結局，反而克制而平實地事，並透過被虐青年驟然輕生、院舍因報導釘牌卻令院友流離失所等事，道出了記者「改變世界」的無力，甚或對自己是否「做對了一件事」興起猶豫。
現實中，香港新聞業曾爆出不少撼動社會的偵查報導，「劍橋」、「康橋」事件以外，亦踢爆如鄉議局高層涉套丁牟利、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僭建、沙中線偷工減料、豪宅天匯造市等爆炸性新聞。明查暗訪，讓暗角的齷齪得以被照見的記者，在揭露真相過程怎樣步步為營，經過甚麼新聞價值、倫理道德的考量，從來不為人知。
披露偵查手法步驟 「偷拍」與否權衡輕重
蔡傳威是二◯一五年主責劍橋護老院報導的《明報》偵查組前首席記者，行家暱稱他「蔡仔」。
事隔多年，回顧「劍橋事件」的偵查過程，蔡傳威依然能鉅細靡遺地描述。回想二◯一五年，事情源於一通匿名電話報料。根據對方提供的具體時間及地址，蔡仔請同事廖穎琪清晨前往拍攝。「第一日去影就已經影到。」看到片段後，他自言十分震撼，連忙跟進，「一般做法是怎樣也得明查暗訪一番」，便找來兩位同事佯裝替父母物色院舍的夫婦，希望作第一身觀察，掌握環境實況。印象中，那次「放蛇」並沒重大發現，只透過偷拍，獲取一些院舍環境殘舊的畫面。
下一步，他決定以記者身份到現場，首先於院舍樓下「撈」了幾個case，目的是建構一個更立體的景象，透過家屬描述，補足其他照護情況，並試圖了解他們是否知悉天台洗澡一事。他記得結果令他非常訝異，「有一半答我『知』。對我來說是驚訝的 ，這件事本身超越道德底線，你都接受到嗎？你覺得沒問題？我記得有一個回答我，『咁可以點？』」他緊接步上院舍接待處，尋求回應，稱當時「有個小設計」：表明記者身份後，先收起錄像片段，取得對方否認的「bite」後才出示證據，有力地反駁其說法，從前後反應的差別凸顯當中有所隱瞞。
偷拍是偵查其中一個常用手段，但由於涉及侵犯私隱，不時引起道德爭議。說起當時的偷拍，蔡仔承認當中倫理值得討論，他認為關鍵在於是否可因「公眾利益」變得正當。偷拍的材料用與不用，他指每一單要獨立思考，並無客觀標準。有時手段與目的孰輕孰重卻要斟酌，那一次，組內都認為事情的重要性大於手段。「『公眾利益』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但至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你必須問自己，那件事的公眾利益有多大，讓你用公權力去做？你揭發一個甚麼問題，那個問題是不是需要揭發，還是侵犯了別人。」「劍橋事件」，他們認為相對直接，無此顧慮。
有影評指電影《白日之下》為求節奏明快，省略了現實中偵查記者面對大量且繁雜的資訊時，如何爬梳整理，在一次次失敗的嘗試中摸索可能的方向；認為這部分雖然在官能上相對沉悶，卻是新聞工作最累人，卻又最珍貴之處。蔡仔笑說此類工作流程在銀幕上的確沒甚麼睇頭，亦無助電影故事推進，因此亦理解為何被省略掉。他憶述，此案事實上沒涉及太多查冊工夫，大概就是「例牌」地「查land（田土廳）」、「查com（公司註冊）」，「會去睇物業是邊個的，有無僭建，有無釘牌，係咪由老闆擁有，過去賺了幾多錢，諸如此類的資料。」「做完land，會做com，『劍橋』是一個集團，做com會睇誰是董事，誰是股東，或者一齊開公司的人。因為持安老院牌照，就再去社署睇牌照的相關資料。牌照有好多嘢睇，譬如個牌是幾時續到幾時，是不是臨時牌。」此外，在攝得天台的駭人畫面後、部署刊出的兩星期裏，他們更進行了大量關於院舍發牌制度與監管的桌面研究（desktop research）。
獲得部分家屬及院舍職員回應後，他判斷「現場嘅嘢已經夠」，知道「再賴死都無意思」，被驅趕後便馬上回到報館，跟進從第一天起已同步展開的考查。他們嘗試探究為何該院舍環境如此不理想，卻仍能生存，判斷某程度折射監管不力的問題。「我們講得好容易，但監管不力，都要搵實際的例子去批判—佢點監管？佢又點對應？」蔡仔坦言，偵查組也是透過一次一次接觸不同議題，才一個一個熟悉起來，例如他曾參與的套丁及院舍議題。他們於是進行與院舍發牌守則相關的研究，同時接觸從事安老服務的社福界人士，以最直接方式快速了解院舍操作，掌握更全面圖景，「例如原來社署會定期巡查，不過業界都有一啲做法，根本就知道日期，同一系列院舍會調人過來返工，有一啲出貓情況。」從脫光洗澡事件出發，偵查組進一步調查，透過牌照記錄及建築圖則，一步步深挖出涉事院舍擅闢超市、霸佔公共地方等其他問題。他們更揭露過去五年社署曾突擊巡查九十六次，卻從沒發現問題；接獲十二次投訴並發出十五封警告信，卻從沒採取任何嚴厲處分。
寧延緩發布 爭取時間「包」一隻故仔
手機普及的年代，人人都能舉機拍攝，影像的產生及傳播前所未有輕易。但即使掌握關鍵的錄像，也未必人人能當一個好記者。單是素材如何發布，已需作出謹慎認真的專業判斷。《明報》編輯室於二◯一五年四月底接獲讀者報料後，偵查組於極短時間內已攝得長者於天台赤條條等候洗澡的關鍵畫面。然而報導於數星期後才刊出。蔡仔說，因為他不甘只直接推出影片，「我唔想大家只流於覺得好驚，好竦動，好獵奇咁」。「今時今日做媒體，我有條片，仲唔下晝就出？但我那時的想法就是，想做得影響力大一啲。」他形容當時是想爭取時間做「agenda setting」，「因為就咁出，你趕唔切去『包』一隻故事，你都未『包』故事的意義」。他思考如何利用報紙媒介的特性，持續獲得公眾關注，發揮最大影響力，「做報紙的影響力是每日都有。即是當你有一個大議題，唔使第一日就出晒，而是設定了一個agenda，有啲重點，每日都爆出來」。爭取時間考查，再而深化報導，除了針對個別院舍跟進，更透過翻查全港五百四十六間安老院舍牌照期，發現長短不一，部分被削減有效期的院舍並未於牌照上列出附帶條件，令外界無法得知院舍問題，並引伸出縮牌阻嚇力不足的制度問題。
「我想設定好agenda，成套嘢一出的時候，就是我們check了好多嘢，發現原來零檢控，原來社署某程度上監管不足，原來這件事某程度上行業內是普遍的。我想呈現這個圖像，一次過講出來，想大家不只說條片好恐怖，而是，你哋追政府啊，追社署，大家一齊去追制度，睇吓有無機會可以改變。無論業界自律，自己提高質素，（還是）政府可不可以再加強監管」。
你有獨家、我找線人 同行競爭較勁
選擇不即時發布影片，有一定風險，因為消息隨時被其他傳媒先報，或會喪失「一條獨家」。蔡仔說，「其實都係博」。放手一博背後，他亦曾仔細評估過風險—事情其實已持續發生了一段時間，即使平台處於被四周大廈環視的位置，卻一直未有傳出，而且報料人亦沒聯絡其他傳媒機構。他認同傳媒的競爭之間有一定私心，但認為私心與他們的工作並非對立，「我覺得合理和良性的，不是說我有私心，所以損害公眾利益」。他深信「有競爭才有進步」這條金科玉律，「我們在良性競爭下去做好新聞，因為有這種競爭就自然能夠逼出一啲好嘅嘢」。
「劍橋」醜聞的刊出方式，可作實例說明這種良性競爭可如何實現。《明報》素有提前於凌晨時分在社交媒體上率先披露翌日頭版版面的做法。「劍橋剝光豬」短片提早於前一天晚上十一時發布，如期引起轟動。當中，片段是否應透露涉事院舍名稱，編輯室內曾掀起一番討論。蔡仔於《獨家新聞解碼2》一書中曾記述同事反對理據，認為此舉容讓其他機構可立即到現場拍照並簡單追訪，「炒兩句」便能趕及於翌日見報，削弱《明報》報導的獨家性。公眾利益在前，最終在平衡報社立場後，決定於影片發布時先行隱去名稱，再於一小時後進行的第二輪預告揭露詳情，讓行家有足夠時間安排人手翌日跟進。
除了「劍橋」長者遭剝光豬露天洗澡事件，《白日之下》劇情亦融合了二◯一六年殘疾院舍康橋之家院長涉性侵智障女院友以及多位院友離奇死亡等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康橋之家新聞的爆破點為院長率先接受《明報》專訪，其後引發連串後續追查及延伸報導，全行窮追不捨。蔡仔亦記得當時同行間互相咬得好緊，其時他已轉職到《香港01》擔任偵查組採訪主任。緊隨《明報》專訪刊出，組內記者龍婉琪找來一位於「康橋」偶爾替更的「線人」，「她肯跟我哋講好多嘢。我哋直情從地鐵站接佢上來公司，好好地同佢傾。」他形容同行間各出奇謀，一起參與建構，「或者再參考別人的角度，從那裏再延伸，再找另一啲線索試吓追」。
「譬如我們『輸』咗某個點，我不會鬧我同事點會無。我哋睇番點解人哋有，係咪我們做漏咗邊一步？好認真檢討，然後下次做番嗰個位，咁先有進步」。他遂想起偵查前高官馮程淑儀案，當時原是《香港01》「做先」，發現其與女商人陳婉玉換樓，《蘋果》其後跟進揭發其丈夫馮永業與陳氏的地下情關係，發現他獲授權代表陳氏公司於買賣文件上簽名。「《蘋果》那時追得好快，他們都會有他們的方法，去做一些我們做唔到的事，例如掌握了香港飛去澳門的直升機名單，有人俾佢哋，找得到馮永業和她一齊搭直升機的記錄，那天頭版就贏了」。
他說，「我哋覺得好厲害，咁就喺其他地方再努力，可能要揾好多田土廳（土地註冊處）的文件睇。」他們亦嘗試從「睇文件」中反思不足，「物業的屋契可能有一百頁，你可以買第一版，會有物業主姓名、身份證號碼、買賣資料，亦可以買成份契，就可能會看到簽名。可能我們在某些文件裏面沒有看完，《蘋果》就睇完所有頁數，他們追上來的時候，就好驚人地見到那個女人（陳婉玉）其中一個物業有馮生的簽名。比對簽名是我們經常要做的工作」。傳媒鍥而不捨的追查報導終令馮氏入罪，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被判囚九個月。
行業走下坡 偵查報導監察社會能力大減
不過，自二◯二◯年《有線新聞》「新聞刺針」全組被裁、二◯二一年《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結業、二◯二二年《傳真社》停運，從事偵查報導的傳媒機構連年減少，自然削弱監察社會及政府的力度。
蔡仔認為不獨是偵查組，而是整個傳媒行業都正在面對巨大變化，「言論空間收窄、政治環境惡劣咗，加上新媒體湧現，傳統媒體的廣告少了，令資源少了，記者流失。」行業走下坡，偵查組當然無法獨善其身，更甚至首當其衝，因為它「沒有錢是做不到的」。有經驗的記者固然必不可少，「你仲要有一筆錢，俾他們使。」他解釋，翻查公開資料需要一定成本，「查車牌三十六蚊，查com廿一、廿二蚊，隨時幾百幾百蚊咁使，一個月可能使咗一、二萬，好平常。」再而就是法律團隊的支援，「應該說你做偵查，預咗收律師信，預咗會被追究。」偵查組被指控誹謗、收律師信是等閒事，因此如果自資成立獨立偵查報導網媒，在缺乏法律顧問的資源的情況下，即使有錢做報導，他慨歎始終不堪一擊。
偵查報導的減少，蔡仔認為會直接削弱傳媒揭露惡行、監察當權者的能力，揭露社會流弊的機會愈來愈少。戲中記者曉琪（余香凝飾）受挫後問同事亮（梁仲恆飾）：「你覺得十年之後，仲有無記者？」問蔡仔怎樣看，他給出了一個不算樂觀的答案，「記者就一定有，但他的角色、影響社會的能力，是不是會有改變，真的不知道。」他亦同時給出一個尚未絕望的回應，「我會覺得現在是難做咗，但難做都要做。」數年前已離開傳媒行業的他，稱自己其實沒資格評論，「但如果你問我，作為一個前記者，很多時我們沒有一個理想的空間的，只能夠有限空間做有限空間的事。我會覺得不是沒有出路，都是老生常談的說法——逆境波都要打，逆境波都要好好去打」。
沉靜守着，也許是承傳了前輩的訓誡。二◯◯◯年入行的蔡傳威大學本科修讀工程系，自言做新聞是半途出家，吃力一點，說自己大學選了不喜歡的科，上堂唔聽書，加入中大新亞書院學生會，自認一腔熱血、理想主義。因為漸漸發現自己喜歡表達，所以選擇當記者，入行後先是跑港聞、跑政治，再轉到偵查組。他記得當年上司戚本業的訓誡——「要有恆心，唔好放棄」。所以會這樣強調，因為做偵查的失敗率很高，「投資十隻故，最後可能只有兩三隻故（做得成）。」這位前輩教落，這一刻做不到也不要遺忘掉，三個月、半年後再看一遍，有機會做得到。他說，做新聞「很多時候是隨機的」，而多年來他始終深信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
「Newsroom的人相信記者支筆可影響世界」
初見面時，蔡仔已急不及待分享對戲中一句對白的不認同。「『你以為可以改變世界？你只係記者嚟咋！』我覺得這句話，基本上在newsroom是不存在的。Newsroom的人是相信，記者支筆是改變世界的。」他嘗試修正用詞，說不會說突然間變出很多東西，但卻能實實在在「影響」世界。這些改變未必見於朝夕，他認為劍橋護老院便是一個活生生例子。他多年後從行內人口中得知，其實「露天洗澡」當年不只發生於那一家院舍，事情的曝光猶如核彈般令劣質院舍不得不改變，或起碼即時收斂一點。「有些影響帶來改變，可能是一點一滴的。其實哪怕是小小的改變，都好值得去做。」這是默默以行動，實踐銀幕上記者曉琪的憤慨自白：「惡未必有惡報，但我會選擇公義和善良。」
但當院舍依舊長期人手不足、輪候時間仍然很長，現實或如戲中一樣未必真能「插個制度」，記者也是血肉之軀，如何面對失落？「我有個理想，就是透過揭露一些壞事，希望可以變返好。」但他解釋，不會因為想做得到，才去這樣做，「我希望可以改變到，但改不改變到不在我手上。我能夠做的，就是大大隻字，寫政府監管不力，社署零檢控，當權者看到，是不是要去做些事，我控制不了的」。
他強調傳媒的力量就是監察政府，逼政府去做好一點的事，「我覺得做記者就是因為你想世界變好。我很相信，記者是覺得世界要變好，或者相信至少有機會變好，所以才做記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