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少鳳，社工界稱她為「阿施」，是八、九十後社區發展的老前輩。從1981年開始做社工，在屯門、天水圍新發展區做地區開荒社工，一直做到退休，都沒有離開過社會工作的領域，累積了多年的經驗。阿施說，社會工作是一件以生命來影響生命的事，然而三十多年，就看見到社福界產生了巨大的轉變，她慨嘆現今新一代的社工被工作不斷去搾取，往昔從工作獲取的滿足感，也開始被「跑數」的制度壓擠得所剩無幾。
消失的師徒制
阿施回憶剛做社工的頭十年，她說是最快樂的十年。
「那時是有師父的，是一個督導的角色。有經驗的社工會去跟你傾和檢討正在進行的工作，也會提點。現在回想起，我覺得有督導對於社工來說很重要。」對於阿施來說，那是一種經驗的傳承。
最後，她在屯門從事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簡稱CD）的工作，這種透過社會工作組織居民爭取權益並進行充權的過程，也是阿施最初選擇社會工作的初衷︰「主要是看到社會上的政策對於基層不太公平，希望能夠透過CD的手法或理念，去組織基層表達他們的聲音，透過這些聲音，可以令到社會的政策或制度合理公平一點。」當時她想，社工可以不只是陪伴服務對象，而是能夠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去對社會帶來影響，從而令社會走向更加公平公義。
做了四年，適逢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代議政制開始發展起來，有些壓力團體組成了政黨。阿施認為，殖民政府在1981人起漸漸開放區議會直選議席，民主政黨的冒起， 某程度政黨的社區主任重覆了他們本身的工作。「有時一些政黨的地區工作會跟CD的功能很接近，當然政黨會有議席的考慮及計算，但無可否認，某程度他們有些在地區工作方面是做得不錯。」
另一方面，政府也越來越不傾向支持社區發展的工作。「因為社區工作組織居民，在過程當中少不免會反對政府的一些政策，導致政策無法順利地推行。」於是政府逐漸邊緣化社區工作，並慢慢減少資助，例如在90年代，便將「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服務工作隊」從52隊減至現時只剩在17隊。阿施說，如今在社福界的社區工作已經愈來愈少，「嗯，現在連社福機構也不太重視，社會工作更趨向了治療性或個人性，以前個人和社區的比重都是比較接近。」
昔日談遠景 今日先談數字
後來，她去了青少年中心工作，嘗試了很多連結青少年和社區的工作，「有時會做一些監察區議員的工作，所以當時做青少年中心都不會離開社區。」
做了十年社工，覺得需要去進修，吸取新的東西和想法。1995年，阿施再次回到社工的領域，卻突然覺得，世界好像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我選擇了去天水圍工作」，阿施在屯門工作了十年後，發現自己對於新市鎮很有興趣︰「我猜都是跟做社區發展的工作有關，屯門以前也是新市鎮，雖然居民從市區遷入有很多適應上的需要，但同時也為社區帶來了很多生氣和希望。」
然而，這個行業的氛圍也正面臨巨大的轉變。
「我1981年入職時，機構對於新同事的指引，是未來的遠景，例如這三年內會做怎樣的服務。」到了後來，特別在一筆過撥款通過後，「跟新同事講的指引，已經係變成了一年要跑幾多數，一坐低就講數字，而不會去講個社區係點、服務對象有咩需要、計劃可以怎樣去幫助…..沒有這些了。」
2000年，社會福利署推行了一筆過撥款津助制度，每年向社福機構提供資助，以「自主靈活地調配資源」為名，代替過往「實報實銷」的形式，而社福機構則需要向社署提交財務報告以及服務表現的數據。
阿施覺得，訂立數字本身不是一個大問題，但在一筆過撥款的制度下，追逐數字成為了社福機構的常態︰「如果數量太多，質素會兼顧不到的，我們這一行，是要跟服務對象建立關係，協助他去面對問題，無時間係做唔到，但如果太多的數量，社工分到每個人身上的質會減少，即使你工作更多的時間，但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無可能要求數量是愈來愈多。」
人是最重要
另一方面，為了獲得資源去做服務，「跑數」以外，社工還要處理很多額外的行政工作，每個社工都疲於奔命時，她入行最初所珍惜的那種「師徒關係」，也幾乎消失。阿施慨嘆︰「唔知幾時開始，會相信了社會工作是可以量化。做了100個case，不代表就有成效，大家都沒有再追問，在數字的背後到底做了甚麼工作呢？那些方法又是否有效？現在都不過問這些了。」
做了三十多年社工，見到行業的變遷，也在漩渦當中，那些看不過眼，都源於她一直相信，在社會工作裹頭，人才是最重要的︰「好睇重每一個人的價值，好睇重這個社會是否公平公義地去對待每一個人，我覺得這些才是社工最重要的價值，簡單來說，便是以人為本。」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