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工系學生，到正職社工，再回到社工學系裡教書，相對於其他社工，昂首橫眉的邵家臻總予人一種「好寸」的氣場。數算一路走過來的社工歲月，2016當選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去年特首選舉結束後，邵家臻連同佔中三子等九個參與者，一併被律政司檢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兩條罪。他坦言「為了抗命而付上代價，包括坐監，我想這是佔領給予我其中一個最大的功課。」
《童黨》的啟發
1989年，他入讀了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自此，與社福界再也脫離不了關係。
報讀大學時，他沒有想得太多，「我以為自己讀唔成書，報得好求其。」但把社會工作列為其中一個選項，或多或少，跟中六時候的一個閱讀報告有關。「那時我選了一本書，覺得好薄，咪睇囉，是翁亮儀寫的《社耕拾穗》。每個chapter都是在講一種服務對象。有殘疾人士、精神病患、老人、反叛少年、離婚女人…我記得我是搭巴士的時候讀的，讀得很入神，也是第一次讀書讀到喊。」
1988年，看過劉國昌的《童黨》，各有山頭的童黨，不知地厚天高，強姦殺人的場面，十分震撼。「套戲以葵涌邨做背景，地理上跟我居住的石蔭邨很近，我小時候也被人欺凌過，有時行路經過也會被人打兩拳，有時被搶劫。但看《童黨》有種很奇妙的感覺，明明地理上和題目都跟我很近，但那種感覺又很遠。」邵家臻說，那時開始，社會的概念開始在腦海裡浮現，但對當時仍讀中學的他，也只是一閃而逝。
直到入讀大學，是他真正踏足社會的起點。
想起初讀社工系，自言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同學們都很陽光，我是暗黑小子。」後來，參加了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社工學聯），適逢大三那年，政府發表了一份《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1991年），就着這份文件，邵家臻在學校辦了一個研討會。
有一次，時任社會服務界的立法局議員許賢發為浸大的學術周剪彩，邵家臻跟一羣同學去到現場，待許賢發剪彩完畢發出噓聲，並要求他公開表達對於這份報告的看法，「我哋覺得要為公眾去逼佢表態，負責學術周的同學覺得我哋『搞串個party』，但那次的經驗令我很深刻…」那種深刻，源於他人生第一次公開說話，他私下反覆練習了很多次︰「我講嘢黐脷筋，同埋漏口。要講一段︰許議員、許議員，請留步，我哋係一班關心白皮書的社工學生，我地而家想問你，你對於呢份嘢嘅睇法係點。剩係練許議員、許議員，請留步，都已經勁緊張。」
荃灣到天水圍的路
畢業之後，本來打算做社區組織的工作，去了於1997年被解散的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見工，不獲錄取。於是，邵家臻去了做青年的工作，一做，便是十三年。
一直在荃灣做社區網絡的工作，一開始就「好老土咁搞咗個『青年議會』」。邵家臻請一班青年裝作區議員，在區議會可以真正質詢地區官員。第一年如是者無事過渡，第二年青年們的質詢次數頻繁，開始有火花，邵開始聽到有聲音指他「玩得太串」。其後綜援檢討的論壇上，他懷疑找了當時惹火的張超雄做講者，機構有人怕「影響社署對機構的資助」，從此被任職機構視為眼中釘，最終於2004年被調職到天水圍青年中心，做開荒牛。
「望到蛇口，那種悲涼，令人有種放逐的感覺。」來到新發展區天水圍，又被下令不准再從事社區網絡的工作，於是開始嘗試引進文化類的活動，帶到天水圍的社區裡。「搞劇場、裝置、社區藝術這些，又搞得幾開心。」本來，這樣的日子好像也不錯，有打算就這樣做到退休，但有兩件事的發生，令他覺得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
碰上「金淑英事件」
第一件事，是天水圍滅門慘案「金淑英事件」，新移民婦女金淑英與兩名女兒被丈夫殺死，事後有他回應了記者的詢問，翌日收到關注婦女被虐組織的電話，批評社工的做法︰「我記得佢鬧鬼我，佢話，如果社工都唔信班姐妹，有咩意思唧？試過有姐妹告訴社工，在枕頭看見有刀，社工都唔信，送完去收留中心後又再送返屋企。」事後他們有份舉行路祭，遊行到天水圍警察局，抗議警察對於家暴案件的忽視及處理手法。第二件事，是跟商台前副主席俞琤的交手，最後間接蘊釀了「天比高創作伙伴」計劃，落腳天水圍。
邵家臻說，這兩件事，讓他打開了雙眼，對於社會工作，有了多一些的看法，於是離開了工作了13年的崗位，回到學院裡，希望能夠思考得更多。
自1992年畢業後，二十多年間，目睹了社福界各項的變遷，包括綜援計劃檢討報告書、停止投放資源於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金輪大廈天台屋事件、社工註冊局的成立、以及通過了備受爭議的一筆過撥款津助制度。5月14日，五百名社工在立法會門外靜坐，要求取消一筆過撥款津助制度，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指檢討制度的大前提是：不能推翻一筆過撥款津助。他又表示，檢討需要兩年內完成，社工團體大感不滿。
九十年代的生態異變
在邵家臻眼中，社福生態的轉變是一種異變。90年代，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清拆天台屋行動，引來居民的反抗，事件當中有協助社工的身影，更因為在花園道放置石油氣罐作堵路抗爭而被拘捕，此後引發了關於社工該如何介入社會行動的大辯論︰「有討論到社工應不應該參與公民抗命，有人批評CD Work（社區發展工作）的手法有問題，又指CD的價值觀有問題，太激進。有人甚至說，收得政府錢（資助），無可避免有個維穩角色在。」
他慨嘆︰「以前會因為社工身份而去示威遊行，而家就因為社工身份而唔好去示威遊行。今天社工的身份是壓縮了人的公共性。」
邵還記得，大學一年級跟同學一起到港督府（現今禮賓府）示威。示威完結散隊之後，剩下他與另一位男同學收拾物資。頃刻間，一羣警察圍堵他與那位男同學，指他們「無牌使用大聲公」，「明明見到我哋係傻仔，拎返物資走係最傻最Junior嘅成員」，雙方一度拉扯廿分鐘。第一次受到針對壓迫，見識凶如狼虎的警察，在孤立無援的冷清地，他與那位同學第一次被捕。邵家臻還記得，跟他一起與警察纏上的男同學，「以無見過佢」，在示威人羣中消失了。
邵曾寫過一篇〈社會工作異變中〉，文中提及社工角色從上世紀到今天的改變︰「社工的角色、存在，也被降格至小職員、小角色，他們的夢想、慾望和聲音往往遭到壓抑、消音，才能讓這些同工心無旁鶩的投入主事者所要的生產行列，成為更加服從、勤奮、有效率的勢力。可怕的是，這種對社工角色的期待，竟然跟社工學院所倡導的不謀而合。在社工訓練中，它們愈來愈強調將社工訓練成是對預定活動、服務內容的『管理者』和『執行者』。」
自從註冊制度出現後，社工行業出現了專業化的現象，但也生成了另一個景像︰「原本臨床社會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和宏觀社會工作（Macro Social Work）是代表着兩種並行不悖的職志，但現在的情況是，前者發展得愈來愈快，後者卻越來越沒有人參與。」
讓社工回到社會
於是，2013年時候，以復興社會工作為口號的「社工復興運動」出現，他們印製了打着「社工造反，抗命無罪」旗號的T－Shirt，邵家臻說︰「希望社工可以有返一個反抗的意識，要與國家保持距離，也讓社工回到政治，回到社會。」
做了立法會議員後，進入了建制的一部分，也終於因為抗命而被檢控，對於種種未知，他卻顯得有點惆悵︰「做了立法會議員後，每天都要消化很多挫折，做到嘅嘢好少，可能之後已經無得做議員，但我仲有好多嘢想做。」話畢，他指着自己的眉心說，這一年，額眉之間多了一條坑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