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成於社福行業遊走了二十多年，在受政府資助的社福機構工作過，也在沒有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NGO）工作過，走過天堂與地獄，看着行內這些年來的變遷，李大成不禁覺得，「最理想應該是這兩種模式不會有太大分別，但現在不是，兩種機構的處事模式及手法有很大不同。」理想？本應是這樣的，為何變成「理想」？
一次自殺的啟發
九十年代初期，李大成讀完中七，去了社福機構做福利工作員，還不是正式的社工。那兩年，在為精神病患提供的中途宿舍工作，也在託管中心為學童提供服務。這兩份工作，是他人生的轉捩點。
第一份工作，在復康的中途宿舍，大部分時間，都是跟服務對象一起生活，有時甚至會在宿舍裡過夜，「有時會跟他們一起靈修、查經，都幾俾心機去對待他們。但有一次，我離職之後，曾經有個跟我很熟的人，出了社區之後就Jump(跳樓)，對我來說這是一年很震撼的事。我嘗試盡了力，原來能夠做到的很有限。」
李大成開始思考，康復政策所出現的漏洞，如何確切地影響了人的一生︰「九十年代的精神科醫院還是很封閉式，綁住他們，再餵藥及食物，這樣關住他們然後又推他們出社區，整個人是會散哂。」雖然有以「重新融入社會」為目標的中途宿舍，但在裡面工作過，李大成有這樣的體會︰「可能是兩年時間，訓練他們社交及生活的能力，然後就要把他們推回到社區裡生活，有時可能有人連食藥都未搞得掂，或者精神狀態還未很好。但因為資源不足，於是時間一到就把人推回到社區，但相關的支援又不足。」
如果整個社會及制度沒有改變，對於這些服務對象來說，是否真的好？李大成開始深刻地去思考這些涉及到政策及社會層面的問題。
學做社工
做託管中心的時候，那時正值香港經濟蓬勃，但他發現一個「怪現象」。「我在灣仔區工作，算是比較富裕的地區，但家長們是愈來愈遲接學生放學，他們可能在中心到晚上八、九點才能離開，功課壓力也非常大。」說到此舉，他亮出中指，獨獨那一隻手指彎曲了，「有一次，中心有個學生情緒失控，想隊個頭落玻璃到，我攬住佢，就拗了一下，拗到入了廠。」當時，接觸過有情緒問題的學生，發現共通點是功課壓力大，父母也沒有時間陪伴︰「細路同我講，唔覺得自己有老豆老母。我們只能做些補救性的工作，那就開始想，香港的經濟好是否就代表所有人都好呢？」
基於以上的經驗和困惑，李大成回到學院裡，一邊讀神學，一邊讀社工︰「整個社會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作為一個社工，怎樣才能幫助到人？」
一筆過撥款後之後的政治壓力
讀書時李大成跑去做梁耀忠的議員助理，看到一個立法會議員如何像社工一樣去跟進地區的議題︰「佢都成日同我哋傾，到底在這些個案或議題裡，會發現出怎樣的社會政策問題。」李大成說，自己對於社會工作的理解，慢慢開始有了轉變︰「幫人原來不只是捐獻或者個人式做輔導，牽扯到背後，包括家庭、社會、文化上會不會都出現了問題？一個社工不應該只停留在個人的關懷裡，那時開始就想，不如之後做社區發展的工作吧。」
畢業之後，放在眼前的，有兩份工作，一份是長者派飯服務的隊長，一份是街工的地區工作，前者比起後者的薪金多出五千元，但李大成考慮到「派飯」之舉，難以學以致用，最終選擇了街工的工作。
在街工做了兩、三年，又回到受政府資助的社區中心工作。那是一筆過撥款制度(LSGSS)實行不久之後，李大成開始切身地感受到資助模式轉變後的影響。「也是做跟社會倡議有關的工作，但一筆過撥款後，出現一個問題，如果想申請新的Funding，就要聽政府話，唔好亂咁出聲。如果我們想幫街坊出聲，就會涉及到政策上的問題，那便會牽涉到政府，出聲就會得罪政府，咁你個機構就無運行，機構自然就唔想你搞咁多事。機構都有內部調配想令到你收聲。」
直到一次，他任職期間，以關注舊區住屋權益社工聯席的代表身份，到立法會就着《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發言，早上發言後，黃昏已收到電話︰「市建局的人打俾我，佢話李大成先生，你好似唔係從事同市區重建有關的工作，點解會去立法會發言？」到了第二天，中心的主管問︰「有人打來問，李大成有沒有涉及一些市建局項目的工作，說很奇怪為甚麼會打來機構。無特別講咩，亦都無恐嚇，但作為高層，無啦啦聽到市建局的電話，會點對我？」
李大成說，自己開始「聞到陣除」，終於在2006年離開了政府資助的機構，去了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關綜聯）工作。
做社工不做咸魚
這樣一做，便一直至今。
同樣是做政策倡議的工作，但沒有了政府資助的包袱，自由度頓時大了很多。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據，直到2017年，有165間非政府機構加入了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進入關綜聯(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後，有了自由，可以沒有太多顧慮去「砌議題」，不用擔心政府有形無形的各種干預，但換來的代價，便是不穩定的生活︰「年年續約，你未必知道出年有無工開，因為幾乎每一年都會出現財政危機，捱了十年都是這樣。」指着辦公室裡的物資，李大成說，全部都是別人捐贈的，而辦公室也只能租用租金較為便宜的工廠大廈。
薪金不如受資助的社福機構，但李大成無悔自己的選擇︰「我仲想做一些自己認為是對的事，唔想太快去到要妥協的那一步，自己從事這個行業，都是想幫到人更多。但如果因為機構為了獲得政府的資源，明明知道問題的源頭在哪裡都不能出聲，我唔想咁樣囉，但這些河蟹的生態真的在這個領域裡出現了。」
申請過一些基金的funding，更加感受到當中的分別︰「那些Funder只會干涉Project裡面的東西，半年至一年才需要交報告，但不會干預你以個人身份去發聲的自由。」
看到身邊很多同路人的火一個一個逐漸熄滅，不禁無奈，但也覺得，保存心中那一團火很重要︰「最近聽到兩句說話，死魚是隨波逐流，活魚就迎流而上，社工唔好做咸魚囉，有返少少理想，有個抗流能力，即使沒有辦法改變成個潮流，但起碼都應該做條活生生的魚，在工作崗位迎流而上。」
記者問，做了二十多年社工，面對現實的種種無奈，還有火嗎？李大成不卑不亢地答道︰「都仲有火的，未甘心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