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算年輕時離開故鄉，在另一城巿開展新生活，這是否難得無法跨越？那要看你想要到哪個城巿去。在柏林，這種故事並不少，人們來到這裏，想辦法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大概需要幾年時間，就能讓你知道自己能否留下。香港來的音樂人黃時浩（Eric Wong），來到柏林已經七年多，剛剛在柏林過了他的四十歲生日。為什麼他當初要來到這裏呢？
在柏林談到鄭少秋
與香港音樂人Eric Wong在柏林Mitte的咖啡店談了不久，突然他就提起鄭少秋。在這場所，鄭少秋到底有否曾被提起過？我很懷疑。
「小時候，我看到鄭少秋唱着《Physcial/ Physcial》時，會心想這男人已是老人了。」鄭少秋那歌，改編自Olivia Newton-John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Physical》，中文名字叫《鬼馬Phyiscal》。
Eric Wong剛剛過了四十歲生日。他在美國出生，香港長大，回美國的大學讀心理學，之後又回到香港。七年多前，他來到了柏林發展新的生活。「那時候，這裏有我喜歡的音樂人。我也想要尋找新的生活。」來到柏林前，他做的是樂隊音樂，那是以能量為主的音樂，但來到柏林後，多少受到這地方的音樂流派影響，音樂中的音愈來愈少，愈來愈長，關注的更多是音色的細微變化。這種極簡主義的實驗音樂，在柏林蔚然成風，主因是在九十年代，柏林的開放與低生活成本，讓許多音樂人來到這裏，「然後就像雪球般愈滾愈大。」
流行文化與身份
在香港時，Eric是那種會「藐」流行音樂的人。「周遭朋友在談陳奕迅時，那時我是會沒聽過的。」現在的他，卻會在家裏與女朋友一起，以自己的方法看《香港秘密搜查官》等電視節目，「我不會說，這是刻意想與香港連結的行為，純粹是覺得應該蠻有趣的就看了。」
那是因為，在他還在香港時，香港的流行文化，還是高度「消毒」的。「無線就像廸士尼般，在那世界黑社會都不會說粗口，但我們這個世界明明不是這樣啊。現在像Mirror、Error的節目，你會聽到有人像一般人般說話，就算說了粗口，頂多『嘟』了它就是了。」
在地理的距離下，他終於活過鄭少秋當年的年齡了。在三十多歲時，他才想要開始新生活，「那其實在全世界都一樣吧？你想辦法出席不同的活動，只要你去得夠多夠準確，慢慢你就能認識到志同道合的人。然後就是不斷在說自己在做什麼，嘗試與不同的人合作。」
Eric在來到柏林後，才意識到柏林是歐洲的中心點，當一個音樂人，你要往不同國家演出也比較方便。而在柏林也有一個國際社羣，這社羣什麼國家的人都可能有，而當中也會有願意說英語的德國人。
「這社羣很明顯是與純德國人的社羣有所不同。之前我嘗試找房子，找到有一家人在放盤。他們是道地的柏林人，剛好英語說得不太好，我們用德語聊起來，一般的對話也是沒問題的，但多談幾句就可以發現，即使我們都活在柏林，但其實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到了某時間就留下
這種說英語的國際社羣，在德國城巿中很罕見。這特殊的社羣，讓許多很特別的事情在這裏發生。現在的Eric，在創作上關心的是聽眾如何接收聲音。「這是現代artist一些很核心的議題，我本科讀的是心理學，然後我發現大家關注的重點是類似的。」
而在柏林，仍有空間讓Eric探索介乎音樂與聲音之間的藝術。他的實驗甚至不只限在現場靠自己的演出控制，例如早前他就與香港的大館合作，遙距安排一場演出：不同的聲音，在不同的源頭播出，而觀眾也可以自己的電話中的指定程式，選擇一條聲音，結合之中就成了每個人獨一無二的聆聽經驗。
剛過了四十歲，Eric在柏林也有他的迷惑，然而他還是想要留在柏林。「起碼也等自己拿到護照吧？」Eric笑說。即使柏林的生活成本愈來愈貴，但在一個城巿久住了，他覺得自己找不到很重要的理由，又要突然在新城巿開展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