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uptstraße， 德語直譯就是「大街」，Cemil Sorgun家開的海鮮餐廳， 就位於Hauptstraße與Martin-Luther-Straße的交會處。雖然名字叫「大街」，但餐廳位處的區域並不興旺。「但我覺得這裏快要旺起來了，不是一、兩年，也許是四、五年吧。街的另一頭已經開始改變了。」Cemil坐在餐廳這樣說。餐廳中有小小的吸煙區，Cemil的母親就坐在我們後面一直抽煙，Cemil說話有點拘謹，當與家人說話時，也是輕聲細語的。
一九九二年出生的他，是土耳其移民的第三代，也是他家在德國出生的第一代。「我爺爺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來到柏林。」他說。
客籍工人六十年
今年，是德國輸入土耳其移民的六十周年。但精確的說，是西德輸入土耳其移民的六十周年。二戰後，德國百廢待興，戰爭帶來的死亡，讓兩德的人力都不足，於是兩德都選擇輸入移民，東德從共產主義的盟國越南輸入人力，而西德就輸入土耳其人力。這批人一般被稱為”Gastarbeiter”，直譯為客籍工人。稱得上是Gast，這批工人的居留有受限制，在德國工作一定時間後就要回到祖國，不能長居，工作也多是重複或厭惡工作。Cemil的爺爺，本來是一名裁縫，但來到柏林後，就當上了工廠工人。「那時土耳其人不但要住在西柏林，而且更只能住在Kreuzberg、Neukölln一區。」他說。雖然要旅居外國，但當時正是西德戰後經濟起飛，在西德賺的錢也比在土耳其多。而來到德國的土耳其人，比較多也是來自土耳其的鄉村，對他們來說，來到德國的誘因也比較大。
Cemil的父親在三十歲才來到柏林。直到今天，父親的德語也不過爾爾，但母親就因為在柏林讀高中，德語沒有問題。Cemil兒時學習的第一種語言，就是德語。「但我會說土耳其語與德語，都是我的母語。」
他的母親在他年幼時，堅持與他在家說德語。直到他長大後，才決定在家也與母親說土耳其語，這是他回應自己身份認同的方法之一。「我是土耳其人，也是德國人，即使許多德國人也不覺得我是德國人。」他說。
這時， 他的父親也回到餐廳， 探頭與Cemil用德語交流，對話的氣氛仍怪怪的，像是刻意保持合適距離似的。「他當這裏是第二個家啦。」Cemil說。父親也曾經對他有相關的期望，他期待兒子日後能繼承餐廳，但兒子卻自有打算：他希望當一個導演。
Cemil也曾經在餐廳學習經營。處理海鮮難不到他，對他來說，經營餐廳最麻煩的不是處理食材，而是與客人的關係。這裏主打的是土耳其式的海鮮，據Cemil說，這裏曾經是柏林唯一的海鮮餐廳，也是許多土耳其人聚會的場所，每逢周末，甚至會有土耳其音樂的現場演出。他嘗試過後，確認自己真的不喜歡經營餐廳。受到他的叔叔影響，他想要當一名藝術家，而很明顯這不符合他父親的期望。
德國升學制度
「他們其實想我讀一些實際點的科目，工程啊，法律之類，之後就能找份正當的工作。」他笑道，「但我到底還是家庭中第一個大學生，他們也沒法說什麼。」在Cemil這世代，土耳其人要升學還是有一定困難。在德國的教育制度中，孩子在十至十二歲就會分流進不同的學校。
Cemil的時代，教育制度與現在稍有不同，但最容易升讀大學的都是入讀文法中學（Gymnasium），之後升讀大學機會較大。其餘的學校則比較側重職業訓練。Cemil讀的小學，以土耳其人為主，在他的班上，廿多個學生，只有四個是白人，而老師則全是白種德國人，他們對土耳其文化不太了解，也對這些學生有一定的想像，而在制度上，學校的推薦對學生升學非常重要。
「最終，我們班上只有四人被推薦進最高級別的學校，我是其中一個，而那四個白人中，就有兩個被推薦。」他說。「但之後我的情況也有點曲折。因為在升上學校的半年後，學生還要考一個適應試，看看他程度是否跟得上。我在這考試不合格，老師對我的父母說，我的程度不足，建議我讀回次一級的學校。我母親當然不肯，於是我要找別的學校。」依靠人脈關係，他進了一所土耳其學校，但在那裏他又覺得自己程度比同學好，又想要回到比較好的學校。像Cemil這種有能力向上爬的土耳其人，在那時的德國，需要比「德國人」付出更多，才能得到一樣的回報。在輾轉讀了不同的學校，他終於成了大學生，雖然讀的科目不像父母預期。
語言的混亂
「Cemil正在拍攝呢，我也不知道他在幹麼。」在Cemil拍攝的紀錄片中，Cemil的父親對着電話另一邊的人說。那是Cemil三年前拍攝的紀錄片，記錄的是父親的這家餐廳。父親對Cemil寄予厚望，或者當一名工程師之類的，又或可以接管自己的餐廳──Cemil是父親的唯一一名兒子，而父親甚至不容許Cemil的妹妹在餐廳裏出現。
結果這兒子卻拿起鏡頭，幹起不明所以的活來，而且這活似乎是不賺錢的。
然而對Cemil來說，這紀錄片卻是與父親溝通的機會。「我這一代人，與上一代的土耳其移民想法又很不同了。在上一代，他們還要為自己的生活打拼。他們甚至是比較政治化的，非常投入土耳其社羣，彼此之間互相幫助，而且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但我們這代人，倒是多想要尋找自己的道路。」Cemil說自己甚至不算多土耳其的朋友，他的德語詞彙也比土耳其語豐富，但土耳其語對他來說，是更關乎情感的。而因為在柏林他有許多外國朋友，英語也成了他另一常用的語言。
只能當柏林人
「我沒想過自己可以在別的德國城市生活，」他說。他曾經嘗試過在別的城市當intern，當時身邊的全是德國人，在上班的當下，他就更加感到，對某些德國人來說，自己永遠不會是德國人。他有歸屬感的只是柏林，即使他有土耳其與德國的護照，他還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
「當然我也喜歡土耳其。過去一年我也會回去一遍。在那裏，如果沒有對話的話，人們也會理所當然的認為我也是土耳其人。」但事實上，他這種身份的人，多數時間也會被當成他者。他的父親當然也會被當作他者，但父親的身份認為到底是一名土耳其人，而且德語多年來也還說得一般。而Cemil的他者卻更難解決：膚色、文化身份、語言，他其實更傾向德國，但這國家設下其隔閡，六十年過去了，德國人可能接受了土耳其人在德國居住，但大家還是過自己的生活。
是否有受歧視的經驗呢？我這樣問。他小心翼翼地想過後，也只是說了在十年前，他曾在S-Bahn上被一名帶着小朋友的德國女人大罵，要他回自己的國家。「現在情況是有改善了，」他說。
我們在餐廳一起吃過土耳其海鮮料理，煮法主要都是炭火烤熟，再加上地中海風味的香料。餐後我們走到餐廳可以抽煙的區間，他的父母親友都在。Cemil抽他的捲煙，父母則抽一般成煙。他們父子之間，仍有某種懸而未決的張力，一開始會以為他們彼此之間視而不見，但時間久了就發現，他們兩人應是對某些東西避而不談。
電視上正播放土耳其超級足球聯賽賽果，由里澤（Çaykur Rizespor）對費倫巴治（Fenerbahçe）。那時我才發現，原來MesutÖzil正效力費倫巴治。「他現在是否德國人呢？」我問。
Cemil尷尬地說不太清楚。看賽事沒多久後，我就發現費倫巴治應是較優秀的隊伍。隨着觀眾們的情緒起伏，Cemil說：「平常大家沒空看比賽啦，就是因為疫情⋯⋯」
在我離開時， 我再問Cemil一條問題。「如果你沒讀電影，去讀了工程之類的科目，你覺得你父親還會想你繼承餐廳嗎？」他又想了想。他的母親就在他身後，到最後我還是不清楚他母親是否聽得懂英語，Cemil一直也回應得小心翼翼，我無法從他的反應變化，得到額外的訊息。
「也許吧，但現在也不要緊了。」他這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