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清六十來歲，在老人中心學西洋油畫已經好幾年，她說自己喜歡畫一些紮實不虛的東西，譬如根。
一天，她隨畫班的老師去寫生，和一行老人來到屋邨公園，別人畫草叢萬綠的紅，或是嬉戲的幼孩，呆坐的老人與屋邊百岳藍天，惟有她半蹲在樹下，拿着畫紙和筆看老榕樹的根。
眼前的榕樹氣根不多，樹葉肥厚纍纍，默然低垂壓成層層綠浪，二十公呎高的大樹卻只靠樹下粗壯的樹根支撐着。那些樹根像女人幽森細長的手指，僵住抓實泥土，直抵紅土之下。
冬清說自己喜歡樹木抓住泥土的樸拙溫柔，也喜歡公園裏石頭沉甸地往泥地埋着的實在──像她信奉的人生，那裏生便留在那裏，家是聖經上的巖石，山寨和磐石。
昔日的犧牲精神
她是五、六十年代中成長的香港人，從小生於大家族，父母樂觀知命，冬清底下有一籃子兄弟姐妹，一家人卻和和氣氣。她說那時代的人，犧牲精神很大的，尤其在大家庭中，無人敢自私，只知一家人共榮共辱。
她自幼好學，小學五年班家裏沒法再供養她升學，學校主任知道後免其學費，冬清於是讀至小六，縱使榜上有名，但家裏缺錢，冬清後面有一大堆需要拉拔長大的弟妹，最後她自願棄學，到工廠打工。她說那時的人，前途是一家人的，她相信只要幫補到家裏，底下的弟妹便可以多讀幾年書，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她的教育中沒有個人主義，倒是家庭觀如根如石，紮深牢固。她說自己的父親也是電視中那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老好人，常拉着一家老少去做義工，冬清在一次義工活動中認識到丈夫，兩人性情契合，最終結婚生子去了。後來，家裏的幾個姐妹陸續找人嫁去，最遠的一個嫁到美國，別人稱羨，但其實妹妹夫家環境不特別好，老爺早年被賣豬仔賣過去，照樣在唐人街中打工生活。她還記得送妹妹上機的清晨，一家老少在舊啟德機場喊到豬頭，當時的人視前方登機閘口是生死大關，去了便回不來。
四十年過去，在美的妹妹始終像旅遊書上異國風景，翻開叫她心心念念，卻沒機會打過照面。那代華人在外地洗盤子的，開洗衣店的，做中餐的，大多吃力為下一代捱過去，盼落地生根，但生活方式就是改不過來，照樣吃白米飯，過中國新年，說國語和廣東話，聽梅艷芳看港產片，不想做黃皮白心，卻其實老早沒有了對故土的憶念。
曾打退堂鼓
八九民運那年，早已憂心主權移歸的港 人看見電視上北京的新聞，島上受到極大的震盪，有能力的，在外地有關係的都在辦移民手續。他們一家幾兄弟姐妹靠着妹妹妹夫也差一點走成，但關鍵一刻一個接着一個打了退堂鼓，心中還是想留在香港。
「那時我們都想到外國去可以做什麼？除了掃地清潔，洗大餅外還有其他可做嗎？帶着整個家族和幾代人的衡量，覺得移民牽動許多東西，深思熟慮後還是選擇留了下來。」冬清年紀漸長，平日喜歡穿着素色的衣服，襯着一頭黑髮，神清氣爽，還沒有半點老態。她說那是因為退休之前，在公司當秘書，一大清早便要消化吓幾份報章要聞，再挑重要的跟老闆匯報，一個人緊貼社會就不顯老。退休後她照樣去到老人中心，報名講新聞，一星期總有那樣的一天，老人塞滿整間活動室，全都在等冬清來為他們報新聞。
她在上場前總是提前心中打草稿。「中心職員最初只給我一份報紙，我說一份報紙只得一個立場，讀死一份報紙會局限人的思維，對方最後答應再給我一份，我平日又再買一份，拼湊來看，消化了才報。現在的人看死一份報紙，是不對的，看新聞要取百家之長，什麼立場都要去看才會知道事實的更多真相。」她說，老人中心的新聞班有一個限制，就是太政治化的不能報，以防老人們起爭論，她只好挑些民生的，倫理的，或國際新聞來讀，老人們照樣聽得津津有味。
不用到中心報新聞，又不用到西洋畫班學畫時，冬清忙着湊孫。
她有一女一子，幾次上畫班，她都拿一對仔女的嬰兒照臨摹練習，老師走來瞄了瞄，問她覺不覺得畫作有問題，她用心端詳了許久才搖搖頭，老先生見狀，意會了什麼，笑了笑便走開了。
「現在我再看一遍。終於懂了，我不知怎樣都把他們的眼都畫大了。」她哈哈大笑，畫中的嬰兒臉大如月，中間嵌住了眉目，眸中深不見底。
老先生知道那是天下母親的通病，每個女人都一樣，畫自家孩子就會失真。
相中的小兒子眨眼長大，幾年前結的婚，新抱很是聰慧，學問好，婚後不久便誕下女嬰，讓冬清和老伴做了爺爺嫲嫲。她把孫女當成掌上明珠，悉心照顧，兒子把女兒寄養在冬清的家，兩夫妻再夜下班後還是過來接走，幼兒也不嬌縱，很體貼兩老，平日陪着冬清出入，朝人便叫叔叔姨姨伯伯婆婆，大家都對妹妹讚口不絕。
「妹妹特別的精靈，教她什麼，她會專注去學，望住人眼仔眨呀眨，很懂人情世故。可能因為父母送她讀國際學校，放假就和她去外國旅行，細路仔見識最緊要。」
一個雲淡風輕的說法
這天來老人中心之前，她在樓下撞到街坊，對方迎頭便問她：「妹妹呢？你不用湊孫嗎？」冬清一怔，報以微笑：「他們一家人遠走高飛了。」這年頭，人人都遠走高飛，那是雲淡風輕的說法，把誰飛走誰回來都看破了。
連她追隨多年的保險經紀來電閒聊，也說自己一些幾十年的熟客也舉家移民，打來問冬清去留。島上如災難前夕的森林，螞蟻提前成羣搬家，蛇和蚯蚓從泥土中爬了出來，留下坑坑洞洞，一市蒼涼──樹和樹的交接中總有成羣亂飛的鳥，池塘的魚不安地躍出水面，倒在池邊泥沼上奄奄一息，莫不如此。
「和九十年代那一次的移民潮不同，這次許多人不動聲色，不想張揚地走，沒有徵兆因為人不願說太多。回歸前夕，影星名人一口氣走了不少人，當時的人都不諱言，許多都上報，但現在呢，大家都不敢揚聲。」
她說近來讀報，看到有機構表示不少長者因下代移民向社福機構求助。
「許多後生移民，前一星期才跟父母說： 『呀我買了機票，下星期就走。』我跟先生常常說，那都是家庭結構和關係早有問題以致。凡事都有因果，香港不止一個移民潮，回歸前夕人人喊走，也不見得是這樣的氣氛，現在眼前的這個果反映的是香港家庭觀念早已變化。」她喃喃說，可是怪得到誰，一代人一代的困難和特性，變的是時代，所有東西都跟着因果走。
最不捨孫女
她記得一個下午，兒子一家未起行，她和老伴和孫女三人在家，各人照着桌上的香蕉在白紙上的一角畫了起來。畫完後，冬清逗趣地問孫女覺得哪個畫得最好，想不到小女孩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她連忙安慰：「不哭不哭， 妹妹以後會畫得更好。」
她偷偷說，自己最捨不得的是孫女，她覺得兒子一家離港並不是因為政見，而是被各地政府的人才計劃吸引。這兩年，她在家中避談政治，不想因為價值觀不同而傷和氣。「我尊重家裏人有不同的想法。一個家罷，不一定什麼都要統一，在我心中也沒有東西值得影響一家人的關係，這是我最基本的原則──什麼事都放在家庭之後，吵來也無謂，因為就算一家人也不會個個一模一樣，現在不是做杏仁餅，不可能倒模出來，各有思想，各有大志。」
兒子一家靠太太的學業簽證，在年初全家移居加拿大。只要畢業兩年內成功找到工作，達到一定的居留時間，一家便可以落實居留權。兒子走前向冬清解釋，太太去那邊讀書，家屬陪同前往，他能有限度地兼職工作，連妹妹去到也可以免費就學。
「我說，我做父母的，只要是你的決定，我都會尊重。」這天，她走在自己的畫前，看看停停，那是她整個人生，紮實明亮。走在七十歲前，人像生命中進入倒數，她覺得自己要放手了，不要再像年青時為家庭朝朝暮暮地憂心，要向新世代學習，為自己盤算，把自己照顧好未嘗不是一種社會責任。
「我跟身邊的朋友都說，這把年紀唯一要擔心的是健康，仔女都大了由他們去吧，只要老人們都管好自己的身體，對別人來說便是萬事大吉。」
離別日
兒子留港的日子裏，他們沒有特別的增加見面，冬清平日也不上茶樓，寧願在家泡杯紅茶，看看電視。他們上機的那天，她和親家都去送別兒女，她看得很開，離別時親家陪他們走到最後，但冬清卻沒隨他們去機場。
「那時孫女第一個就上車，轉頭笑着跟我說拜拜。我看得開，只是跟兒子、新抱拍拍膊頭的一刻有點心酸，但心中仍是祝福，知道他們一家計劃了許久，去外國讀書是新抱的兒時夢想，她和我一樣喜歡學習，但因為有弟妹，家裏資源不多，現在剛好有條件，一個女人這樣做也不易，所以我很明白。」
離別後，街坊知道她的兒子坐上飛機走了，見到冬清便問：「點啊，他們過得好嗎？」冬清答說：「開不開心都要他們自己面對了，路是自己選擇的，以前的人走，去到外國悶到數手指也不會怨，知道是等價交換，現在青年人去到異鄉，要花的努力和投入更大，因為底子薄，走了之後，家人朋友看不見，聽不見，想幫也不知點幫。」
兒子一家去加拿大後，不時會撥視像電話過來，孫女提着電話，走在新家，把全屋的角度都照了一個遍，在另一端重複問：「哈囉，嫲嫲，你過得還好嗎？」。冬清笑笑，內心釋然了不少。
兒子說加拿大有許多香港人的組織，因為友善的移民政策，不少年輕人申請去讀書，「分分鐘過幾年後，加拿大會有條香港街」。兩老聽後都忍不住笑：哎，原來把香港搬了過去。
「上一代人不似下一代人，我覺得很正常，就像我也不似父親那代人。我現在常跟朋友說，人老了要放寬心，不好要求兒孫都聽你的話，因為連我們年輕時也不會句句父母的話都聽得進耳。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美德，社會結構和教育改變了，從前的學校間間說的是德智體羣，現在的學校教的可不止是這些了。我覺得身教比整天嘮叨更有用，把美德實行要比用弟子經綁住孩子好。從小到大，我都教他們 四大長老生日要表達一些心意，沒有禮物不緊要，電話一定要到，這是一份心意，別人會把心意都銘記心上。這世上沒有什麼比得上人的真心真意。」
她說上一代人都薄皮，不敢說出愛意， 總想下一代做主動，有時口不對心，但其實心還是朝向仔女，她在老人中心報新聞，和老人談談社會的大事，許多老人家一聽了，潛意識就是擔心自己的仔女。
這天，她回到同一棵老榕樹下，她看着樹根，想到留美的妹妹與加國的兒子，頭上榕樹的氣根隨風搖曳，長條條的樹影打在頭頂，明暗間映出她頭頂的幾條灰髮，晃晃發白。
她說下次到畫班不畫根和石了，要學習畫雲，畫水，畫霧。不太實在，不那麼牢固才是她此把年紀要學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