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若我認識剛入職場的年輕人，我都會警告他們：It’s not an always happy world。
學校是一個溫室，為我們築起一層層保護網。但出來社會後，才是真正面對大世界，許多的歧視與惡意的時候。
我叫阿兒，我曾奮力捍衛一班小朋友戴頭巾上學的權利。
回想起來，我以前從未遇過任何歧視呢。我是華裔及巴基斯坦裔混血兒，外貌跟一般港人差距不大。其他少數族裔朋友曾被人以「巴基躝坦」、「工人姐姐」等字詞辱罵。很幸運地，這些事情從未發生在我身上。我的中學是努力實踐共融的學校。那裏的學生信奉不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錫克教、印度教等等。雖然辦學團體是道教，但不會強逼每個學生都在早會耍太極，會給學生在該段時段祈禱的選擇。
我曾以為外面的世界也一樣，共融且多元。
我在一家小學當助教，成為少數族裔學生、家長與華裔老師之間的橋樑。這班學生上課時，尤其學習對他們來說晦澀難懂的中文時，我坐在他們旁邊指導。剛開始工作時，我
已感覺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對。比如說，華裔家長可入校園接小朋友，但非華裔家長被擋於校門外；在課室裹，不論高矮，少數族裔小學生總是被安排坐在最後一排。我每天早上也跟其他老師站在校門當值，有時訓導主任看見戴頭巾的小朋友，會怒不可遏地指責。那時我只以為該學生並未取得老師許可，嘗試說服自己。
一天早上，訓導主任說有事請我幫忙。她走入一家教室，請一個戴頭巾的女學生尾隨她入房。她說是要檢查她的頭髮，然後一把摘下學生的頭巾。當下我們都嚇呆了，因為對於戴頭巾的穆斯林女孩子來說，頭巾就如遮蓋身體的衣服，一旦脫下，就如衣不蔽體一樣。訓導主任着我幫忙翻譯。她說，戴頭巾太焗，會長頭瘡；又追問小朋友是否她父母逼她戴。訓導主任問我，為什麼穆斯林女性要戴頭巾？我指着眼前的聖母像，說聖母也是我們宗教的一個聖人，她也戴頭巾，而我們想遵從聖人的一切，包括言行及衣著。訓導主任又問我，何時起要戴頭巾？我說，戴不戴其實取決於個人意願，但一般是發育期完成後才戴。訓導主任竟說，所以你們戴頭巾是要告知他人你們已來月經，不就是引起別人性侵的慾望嗎？
我愕然又無奈。我還記得小朋友望向我的眼神—她大概是以為我也是穆斯林，應該會支持她吧？其實，早在入學前，家長已去信學校請求批准小朋友戴頭巾。但訓導主任還叫我打電話給家長解釋，請他們不要再讓小朋友戴頭巾上學。作為一個穆斯林，要阻止其他穆斯林遵從信仰的行為，我感到非常難受。所以我後來再打給家長道歉。家長問我，可否幫忙幫小朋友轉往同區另一家對少數族裔學生較友善的學校？但我因身份衝突問題而拒絕了。那時的我不過才二十歲，人微言輕，可以做什麼？
但是，過了幾天，我作出了一個決定：我也要戴頭巾上學，以支持這班學生。我想告訴校長及一眾老師，戴不戴頭巾，我還是同樣的我。那個被訓導主任摘去頭巾的小女生，看到我後，哭着擁抱我。她知道我願意同她站在同一陣線，她終於不再孤身一人。不過，還來不及向校長解釋我戴頭巾的用意，校長已氣得滿臉通紅，並喚我去校長室。她說，學校是基督教學校，不容許人員戴頭巾；又說我戴頭巾影響學校形象，會嚇怕其他家長。然後，接下來發生的基本上就是我接連兩個多月每天上班發生的事：我被喚到教員室，默站，校長、老師會輪流指責我，說我是恐怖分子，說我的頭巾會掐住小朋友的脖子。我害怕得手腳僵直，不懂反應。但同時，我也覺得正因如此，我要繼續戴，因為我更要以行動証明，戴上頭巾，並不代表我是一個不同的人。我仍是阿兒。
一天，不堪壓力的我在家裏哭，家人知道我發生什麼事後，忿忿不平，鼓勵我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事件。於是，我把心一橫，在Instagram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公開，想不到許多人為我抱打不平，聲音如漣漪般傳開去，甚至幫我打電話投訴學校。第二天，我如常上班，如常被召到教員室罰企被罵。但忽然，電話「鈴鈴」作響，劃破空氣—有人接聽了，但又旋即擱下電話。就這樣「鈴鈴」幾次，我就明白，是教育局及平機會接到投訴，致電學校了。之後，教員室的常規訓話暫時擱置，但不久後又重新開始。但我的合約也即將完結，我也不在乎了。校長後來不知是辭職或被解僱，也跑走了。
事情看似終告一段落。但我仍記得那時每早六時乘車上班的清冷與寂靜。我其後確診得上焦慮、抑鬱，還有腸易激綜合症（一般人稱「腸敏感」）。我吃不下，睡不好，朋友都說一向外向又幽默的我，變得沉靜寡言。我想不通，校長、教職員，都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是社會上備受尊重的一羣，但為什麼他們可以有這樣的偏見？我對世界徹底失去信任。我更連電話號碼也轉了，想就此躲起來，不想以前認識的人跟我聯絡。
但想不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個電話。原來是那位被禁止戴頭巾的女學生的家長託人問到我電話號碼。她對我說感謝我幫忙，原來除了她女兒已成功轉校，全校其他十幾個少數族裔學生也跟她一起轉校了！小朋友不但不需再面對歧視，可自由穿戴宗教服飾，而且那裏的老師會根據他們的中文程度調節，現在孩子上課終於聽得明白內容了。我高興又感動，收線後就躲在洗手間裏哭。小朋友終於可讀書、遊戲，做小朋友該做的事。雖然後來教育局除了警告學校後什麼也沒跟進，平機會調查後也close file，但校長離任、小朋友終可過正常童年，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作為少數族裔，我們從小就學會小心翼翼地處世。如果我們穿著稍為隨便一點，可能就會被誤以為是竊賊、黑幫。我姐姐連落樓去便利店也會穿高跟鞋。還有，搭地鐵時，即使有空座位，也不敢隨便坐，生怕被人指責。但我其實對香港沒有怨恨。我有朋友說受夠香港人的白眼和歧視，只在外國公司工作。我是巴基斯坦和香港混血兒，我通常不會偏幫任何一邊——朋友講港人壞話時，我會說，可能是我們族羣有害羣之馬，導致有負面印象；朋友請少數族裔工人搬屋，因溝通誤解生爭執，我也二話不說幫忙從中翻譯。
我覺得，我同時是香港人及巴基斯坦人。但有時，我覺得我belong to no one。
還好，我新工作的環境都樂於擁抱多元文化。有華裔同事學起烏都語來。新年還約在一起吃盆菜呢！我需負責統籌社區服務，同事問我究竟可做什麼促進共融？我說，第一，一定要支援少數族裔學好中文；第二，要有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ing，教華裔本地人我們的文化，讓他們可以理解明白，那就有溝通的可能。
註一：此文由記者整理訪問後，以第一人稱代入受訪者角度書寫。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名字為化名。
註二：本刊就阿兒曾向教育局所作投訴向局方查詢。局方轉交有關學校跟進，其後根據辦學團體成立之專責小組提交的調查報告，稱已「確定該校沒有禁止穆斯林學生佩戴頭巾」。局方亦表示已提醒該校須根據教育局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發出的相關指引，在校內營造種族多元化的環境、尊重文化和宗教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