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COP29) 早前落幕。《明周文化》繼去年邀請代表香港出席COP青年代表分享出席會議見聞，今年再次邀請青年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工程物理系學生梁文泰撰文。）
氣候變化對許多香港人而言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即使天氣越來越熱、颱風越來越強勁，有甚麼比「搵兩餐」更重要？在全球關注氣候適應對社會的重要性時，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在氣候適應方面仍側重在基礎建設上，與國際提倡「以人為本」的解決方案相差甚遠；藍圖亦缺乏「全球氣候適應目標」（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 GGA）等指標去測量各地區氣候風險程度和適應力。今次有機會以低碳想創坊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青年代表身分，遠赴阿塞拜疆的巴庫，親身參與氣候適應的談判工作，看到各地青年和談判人員積極推進氣候適應議題，難免感嘆香港青年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不足及港府在制訂環境政策與的落後與脫軌。
國家級「氣候適應」目標：訴求與現實
氣候變化越趨嚴重，在減排的同時要考慮其對市民和弱勢群體的影響，幫助他們應對氣候災害。去年COP28通過《阿聯酋全球氣候韌性框架》（UAE Framework on Global Climate Resilience），當中並未提及適應融資（Adaptation Finance）的資金流向和缺少追蹤實踐措施（Means of Implementation, MoI）進度的指標。氣候適應與韌性向來是我關注的議題，因此在COP29期間，我與兒童及青年群體YOUNGO的氣候適應工作成員共同跟進GGA的談判進程，希望推動專家們訂立一系列有效指標去量度各國的融資目標及資金的實際用途。
作為觀察員，我們除了旁觀把談判過程整理成筆記外，更可以直接與談判代表對話，表達我們的訴求，如訂立一系列清晰的指標追蹤國家實踐各項GGA目標的成效。另外，公眾亦可以隨時與各個國家代表團辦公室人員溝通，我們派發訴求紙時，各國如阿聯酋、印尼、瑞士等均樂意接收並保證會送給談判人員查看。當然，我們受到的閉門羹也不少：當我們派發訴求紙給俄羅斯時，辦公室人員不但不認識YOUNGO，還錯聽成YANGO（一家叫車公司），嘲笑我們的組織名字；美國的兩位人員表面上有禮接過我們的訴求紙並傾聽我們的解說，但他們就「公民社會在這次大會的參與度比往年更少」的議題上反問差別在哪裡，無視我們的意見。反觀愛爾蘭方面，我們有幸直接與代表團團長見面，她非常主動地就每個訴求詢問我們主要的立場，讓我們可以互相交流意見。
閉門會議外，重新定義COP的新常態
回到談判室內，各國為自身立場和利益而在議題上爭持不下，「火藥味」甚濃，談判進展經常停滯不前，第二個星期大部份談判更改為閉門會議，令一眾觀察員無從入手。很多人說這是COP的常態，但不代表我們應習以為常，接受與自己訴求不符的談判結果。當大人們關上一道門，我們仍鍥而不捨尋求另一扇窗，讓我們的聲音傳入會議室內。會場有許多批准的示威行動，我亦與其他青年就關注的議題進行倡議，一同站台並拉起橫額、旗幟等道具，表達對議題的訴求。在一個氣候適應的行動中，我們一起喊口號，呼籲已發展國家無償撥款予發展中國家以支持他們的氣候行動。雖然我早前在會場亦旁觀過一些行動，但這次親身參與其中卻是令我最感到充權（Empowered）的時刻。站台的青年們也許素未謀面，但大家並肩為適應融資發聲、訴說不公的情況讓我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單打獨鬥，而是有一眾共同關心着這個議題的人跟我同行。
從「公園」說起香港氣候故事
除了跟進談判和參加行動外，我亦於邊會活動上與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屬於香港的氣候變化故事，讓他們了解我城正面對的氣候挑戰。在其中一場活動中，我與來自烏干達、巴西、迦納的青年，以及同樣來自香港的芊芊就氣候風險評估與管理進行討論。我提到香港現時的《規劃標準與準則》尚未將氣候變化納入公共空間的設計考量，以致公園等設施未能在酷熱天氣下為市民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避暑場所。烏干達講者提及到一些公司在進行土地開發的時候亦在進行生態滅絕（Ecocide），但他們卻毋須為此負上刑責，繼而助長他們破壞環境。他建議氣候風險應包含生態滅絕，同時將此舉行為定性作刑事罪行，防患於未然。我驚訝於原來氣候風險評估和管理不應止包括人民，其他持份者如發展商亦應被納入考量。這不禁令我反思——港府的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等發展項目亦會進行填海、填平濕地等影響環境的工作，他們應否為此負上責任？
在另一場邊會活動內，我與來自印度和巴西的青年分享了香港弱勢群體面對的困境，許多長者在炎熱天氣下寧願選擇到商場避暑，也不願在公園逗留，正正反映現有公園設施的降溫功能不足。當談及劏房問題時，在場人士對這香港獨有的住屋現象不甚了解。我向他們解釋劏房通風不足、室溫過高的問題，以及劏房戶因無法負擔冷氣費而被迫到戶外避暑的窘境，強調具備降溫功能的公園對基層市民的重要性。這些討論令我發現原來很多人不知道香港正面對的氣候挑戰，同時令我感到充權的地方是我能夠以一位居民、一位青年、一位倡議者在國際舞台說出我們的故事，讓他們對我城有多一份了解；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世界上原來還有其他人在做跟我們一樣的事情、倡議。
在我不在場的時候，談判我的未來
COP29讓我可以參與平時無法參加的談判和活動、在一個包容的社群中為議題發聲——然而會場內亦有許多不平等和不公平︰一場全體會議中，締約國代表有五分鐘時間發表聲明訴說其在各氣候議題的立場，而公民社會如YOUNGO等非政府組織只有兩分鐘時間發言；在談判房間外排隊時，保安容許締約方代表優先進入，其他人如觀察員則需先等所有代表到場後才可進入。既然青年是每一屆COP的重要組成部份，亦是大家眼中的「未來」，為何我們無法得到與締約國同等的待遇？為什麼在我們不在場的時間，談論我們的「未來」？
此外，場內餐飲的定價驚人，如一杯咖啡需HKD50、一個三文治需HKD70、一個兩餸飯要價HKD200多，令許多與會者轉投向角邊的免費食物。會場內食物和飲品的價錢比場外溢價甚多，若然因「COP」此字抬價實屬不合理。這些問題也許相比其他氣候議題而言顯得渺少，卻是最貼近我們當刻處境，不容忽視。
聚沙成塔的香港青年：起步尚未遲
COP29超時35小時結束，「1.3萬億」美金的「新集體量化目標」（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NCQG）訴求最終以「3000億」作結，公民社會及發展中國家對此感到極度失望，這個數目不但與2030年前需要6萬億美金的目標相去甚遠，而且資金來源並非大眾期望由國家單方面無償撥款（Grant-based），相反是政府和私人機構共同提供貸款（Loan-based）和其他融資方法，無法保證企業願意投資之餘對比較貧困的國家而言可謂雪上加霜。雖然NCQG強調氣候融資將會平衡減緩及適應兩方面的安排，然而我們的倡議路程仍在繼續，氣候變化亦是如此。
11月初的四個颱風銀杏、桃芝、天兔、萬宜自1961年來首次有四個熱帶氣旋同時出現；天文台預料風季在12月尚未完結。這些反常現象間接體現出氣候變化其實近在咫尺——儘管更多的颱風假意味着更多的休息日，但我們亦要明白在一些人的角度來看，更多的颱風假代表有更多天不能賺錢維持生計，這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才是最大的挑戰。參加低碳想創坊的「青年氣候倡議培訓」計劃（Climate Advocacy Training for Youth, CATY）時，我了解到氣候公義、學習政策倡議，從而成為氣候行動的一員。我也感恩有着COP29青年代表團隊的支持和鼓勵，在準備階段時一起撰寫青年立場書、一起跟上談判進程；COP期間一同在會場內為各議題奮鬥，每晚再圍爐分享各自工作與心情，這些都是我平常難以體會到的。對香港青年而言，COP是一個讓他們感受世界之大、見證國與國之間的談判張力、向各地人士宣揚自己地方和故事的國際舞台，可以讓我們意識到城市在參與氣候談判過程中的力量。我們不應聚焦於個體之渺少，而應放眼周圍同樣關注氣候議題的人，共同推動氣候變化，聚沙成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