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二一年的香港變得陌生，一些存在於人們身邊，大家都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物逐一消失。
十月三日，職工盟會員大會以大比數通過解散，作為香港其中一個最具規模的工會聯合組織，其卅一年的獨立工運歷程終於走到最後一里路。工盟仍在進行的課程在十月起陸續結束，而大部分員工的僱員合約也在十月三十一日終止。
在工盟工作了四年的社工晴晴，趁着十月的最後一個周末，暫時忘卻失業的煩惱，走到工盟總部的天台穿上深愛的JK服裝拍照。她是一個跨性別女孩，以往在職場上從不敢以女裝打扮示人；她說，在這裏工作穿什麼也從沒有人過問，在這裏可以真正做自己，在這裏能被當是一個人來看待。
呼吸着這土壤僅餘的自由空氣，生性樂天的晴晴終流露了一絲沉鬱，點起煙喃喃道：「隨着時間的推進，我愈來愈不捨得。」
上周末（三十日）的黃昏時分，工盟位於油蔴地的總部裏還有個別員工留守，忙於執拾和清理物資，整個寫字樓被一袋袋黑色垃圾袋包圍着；亦有一些人專程到這裏，把握一分一秒和共事多時的戰友相聚拍照。悉心打扮一番的晴晴，趁着日落前快步走上天台留倩影。「我經常在這個天台拍照的，覺得背景很美，但今次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是的，因為在這次訪問的一天後，她已不再是工盟的員工，也未知這物業何去何從。她很理解和明白解散的決定，已接受失業事實，「我至少也有專業資格（社工），比較替同事擔心。希望大家也能盡快找到新工作。」
工運經歷 令她與工盟結緣
社工出身的晴晴是個八十後，在加入工盟之前並不是站在風高浪急的社運前線。「但我相信社工的責任不只是輔導人，而是應有改變社會的抱負，我也是因為勞工運動而輾轉進入職工盟工作。」晴晴曾在多間非牟利機構任職，對上一份工作曾遇上勞資糾紛，在公司發起了權益行動，結果被終止合約。
「即使你拿着專業資格，但其實還是很脆弱。當我被另一機構聘請了，準備簽約上班之際，也可以因為我舊東家的一句說話而收回offer。」工盟曾協助晴晴的勞資問題，剛巧工盟當時有空缺，她便試着應徵。「外間的機構一定會很介意我做過工運，但職工盟當然絕對不會介意我做過吧。」
結果她在一七年順利加入工盟成為全職員工。外間一般不清楚他們的工作是什麼，只知道每逢遊行都會看見他們的身影。她娓娓道來，在職工盟工作擔子可是不少，需要身兼多職：「因為我是社福界出身，所以會支援一些社福界的工會，亦會支援公務員的工會。我們亦需要教培訓班，為工友教導一些勞工法例，有時亦要負責接聽熱線電話。」
難忘與基層工友站在前線
在這幾年間，她跟進過的議題可不少，最教晴晴印象深刻的，是協助一班安老院的外勞姐姐爭取合理薪酬。「合約寫明月薪是萬三元，實收只是八千元，但她們往往是最輸蝕的一群，若不妥協會隨時被解僱，十四日後便要返大陸，待在香港的每一天也是燒錢，所以都很害怕跟老闆周旋。七一遊行前，她們又怕會回不了大陸，最後十個外勞姐姐仍選擇齊上齊落，結果爭取到待遇改善，她們的那份勇氣是很令人感動的。」
她坦言，外勞議題在近年中港矛盾的情況下，的確是很「難做」和不討好，但了解過這班姐姐的遭遇確實不能坐視不理，「我協助的其中一個事主，在牛頭角某安老院上班，因為怕花錢，工作八年從未離開過牛頭角，有個更誇張，一年也沒有離開過那安老院。她們看似在搶香港人的飯碗，但剝削她們的又是香港人。」
除此以外，在工作過程中最令她感意外的是，原來不少基層勞工已經有很前進的想法，「他們會知道勞工議題往往離不開政治；不要以為談論政治只是文人雅士、吃飽飯沒事幹的人才會做，你不會想像到地盤師傅會跟我們擺街站。」晴晴還記得二十多年前的香港，曾經實現過集體談判權，卻因為臨時立法會廢法而消失。「為什麼勞工假跟銀行假不能看齊，就是因為我們過不了立法會的分組投票權。政治和勞工往往是分不開。」
「沒想像過能着裙返工」
說話爽朗的晴晴，一向也不介意在鏡頭下，穿上自己最舒服的女裝打扮。站在天台一角補妝時，忽然回想起以往在職場的經歷：「我們進入職場是很困難的，就算上班也可能會被同事以異樣眼光對待。」也不得不承認，跨性別群組常被大眾刻劃成異類，走在街上也會被人們以獵奇眼光凝視着，「或者覺得我們一定是因為想進女廁偷窺才以女裝打扮，一定是變態和核突吧。」
我也很是好奇，她在過往十多年的工作生涯，可以穿上女裝嗎？她反問：「你是老闆的話你會不會請我？」因此在四年前，她從沒想像過有一天能穿起長裙上班，「只要一星期中有一天假期，能讓我用最舒服的打扮外出已經覺得很滿足，家人能接受自己已經要開香檳；我竟然能用這個身份去返工搵錢，像一個正常人一樣生活，是意想不到。試問有哪間機構會容許我們用這樣的裝扮上班？他可以搬出一萬個理由不准你穿女裝上班，但職工盟從沒有一刻反對我這樣做。」
在這自由的土壤裏，她不再需要左閃右避，能夠真真正正地做回自己。「從前，我在職場上不太願意表露自己的身份，但這裏的同事都是很開放地去看待這件事他們會認同多元社會是應該有不同的東西，會當我是一個普通的同事、普通的人，不會因為我的身份而去聚焦在我身上。他不是因為想請一個花瓶，才請一個跨性別的人加入，他是真的讓你去參與勞工議題。跨性別不止是關注跨性別議題，我同樣也有一個勞工的身份，我也同樣有權去發聲、去參與。」
在外間職場上，跨性別人士能受到平等對待絕不是易事，最讓晴晴感動的，更是工盟上下對她的支持。「在網上被人欺凌我已當是小菜一碟，但想不到同事比我還要緊張，以職工盟的招牌出信聲援我，說尊重每位同事的性取向和表達自由；很難想像一個僱主會為到一個同事，去動用自己的傳媒機器去為你發聲。」而幸運地，工盟也容許她在性別議題上做點事，「只想反映一個重點，就是跨性別人士不一定要喊苦喊忽，也是一個正常人需要返工食飯，也是有眼耳口鼻，只是在性別認同上大家不相同。」
像自己屋企
晴晴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說話是：我是跨性別人士，同時也是一個勞工。以勞工的身份去窺探這家機構時，她簡短地以四字作總結 — 自由度高，無論關注什麼議題也沒受限制。「在外間的非牟利機構工作，當我上報一個計劃，就一定要入proposal，被批判得體無完膚才能go on，但我們這裏是沒有這種限制，這裏只會說：你做咗先囉，好唔好唔知㗎，試咗先囉。」
她想了想，嘴邊又掉下五隻字 — 不是一言堂。「當你覺得管理層有錯，你可以質疑他，他不會說：因為我是上司所以就這樣吧；只要你能說服他便可以，在這裏打工只會得罪外間的人，但一定不會得罪自己老細。」說罷她即笑過不停，大概她腦海中正呈現與上司劍拔弩張的畫面。記者再追問，在「公司」和「家庭」兩字之間，會選擇哪一個來形容這裏的工作環境，她選擇了後者：「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裏會當你是一個人去看，而不是一個Number，不是一個員工編號幾多幾多的同事。」
說着說着，夕陽的餘暉把天台染上了一抹金黃色，快將熄滅的光芒映照在晴晴的臉頰上。她又點起了一支煙，回頭看一看通往辦公室的那道樓梯，又看看旁邊的電箱，過了那天，她可能也再沒機會看到這樣的景色。收拾心中雜亂的思緒，她認真地說了一番話：「我們並不是散，只是改變了一個形式。沒人能擔保二O二一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整個勞工運動會怎樣變我們也不知道，但我深信，散可能是下一次聚的準備。」日落過後，她離開了這座大廈，但心裏期盼着第二天的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