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墨西哥人Tania Mendoza被美國驅逐出境，從此無法再與女兒相見，猶如被奪去了母親的身份。她的經歷，也是一個個在童年非法入境美國，成長後被驅逐出境的移民的寫照。
追「美國夢」的無證移民
如同許多墨西哥移民，為了追尋「Sueñoamericano（美國夢）」，Tania的父母在一九八九年帶同三歲的她，偷渡至美國，「我還記得跨越邊界的畫面，那時並沒有圍牆」。從此，Tania在洛杉磯成長，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度過每一個童年階段。「我熱愛我的墨西哥根源，但說到底，我仍覺得自己是美國人。」
Tania一家是無證移民，當時，無證移民可以透過申請臨時保護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來合法化身份，指因特殊情況無法回國，而墨西哥因嚴重經濟危機被納入可供無證移民申請臨時保護的國家。一九九七年，他們嘗試向法庭申請將身份合法化，然而，Tania稱他們受到律師欺騙，越過相關法律程序，甚至在上庭當天缺席。最終，法庭向他們頒布驅逐令（Order ofdeportation ）。
當法官頒下驅逐令，移民可以按情況提出上訴或暫緩請求；然而Tania一家無能力上訴，只能無奈接受。故此，Tania多年來一直過着不能見光的生活，她無法告訴任何人自己的身份，亦不能合法工作。她在高中畢業後誕下女兒，後來與女兒的父親分開而成為單身母親。為了撫養女兒，她努力進修並當上美容師，在洛杉磯名為Santey Alley的廉價批發街當非法勞工。她的父親常對她說，不要惹麻煩，安分過日子，但那時她根本不能理解，「我覺得自己像過着逃亡者的生活，永遠在躲避某人。」
女兒才五歲 突被驅逐出境
二○○九年，為了釐清女兒父親的撫養權，Tania入稟法庭，最終獲頒布共同撫養權。她原以為判決令她與女兒有更多相處時間，沒想到二○一○年，她突然被驅逐出境。
「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與鄰居爭執。」當警察到場調停，發現她沒有合法居留證件，便將她拘留，並移交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從此，她再也沒有機會回家。女兒當時才五歲。「我的女兒看着我被警方帶走，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這是我永不會忘記的畫面，這些記憶都是深深烙印的創傷。」Tania說。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在拘留Tania期間，向她查問其父親的下落，指已尋找他一段時間。「我不想他（父親）因為我而被驅逐出境，所以我答：不，我不知道，我十八歲起就沒有和他們一起住。」接着Tania被逮捕，並送到另一個拘留所。她稱職員要求她簽署一份文件，作用為證明身份；但後來她才發現那文件是她被驅逐出境的同意書。不足一小時，Tania被送到墨西哥蒂華納，一個她從未踏足的地方。
這年她二十四歲，從此與五歲的女兒分隔兩地，在一無所知的國度重新開始。
「我失去一切陪伴女兒成長的機會」
Tania坦言，在蒂華納下車的一刻，根本不知道可以去哪裏。她很感激一位朋友為她提供住所，陪伴與安慰她。後來她花了些時間，慢慢將美國的車、家裏的東西以及銀行的錢運過來。她的手機仍是美國號碼，於是經常走到圍牆邊，靠着微弱的訊號打電話，嘗試與美國的家人聯絡。
Tania多次請求女兒的父親帶她前來墨西哥見面，但他從未答允，只能無奈等待。女兒寄給她圖畫、信件，也有跟她視像對話；然而二○一六年，女兒的父親切斷與Tania的聯絡，令她陷入絕望。其後，女兒父親向法庭申請全權撫養，Tania努力爭取在墨西哥以電話會議聽審，最終被判獲電話探視權，每周可與女兒通電話二十分鐘，她才重拾希望。
「這些年來，我無法陪她上學，準備校服；我無法與她度假，參加她的畢業典禮。我失去了一切陪伴女兒成長的機會，更失去了母親的身份，如同奪走了我整個生命。」Tania說，她在蒂華納遇到不少被驅逐出境的父母，因為驟然失去與子女見面的機會，整個人變得支離破碎，毫無生活動力；有些人更不幸流落街頭，沉迷酒精與毒品。
Tania慶幸自己獲得許多幫助，不至於流離失所，令她投入社區工作，以自身經驗幫助他人。她在邊境教會當義工，傾聽移民與被驅逐者的故事，協助他們了解複雜的法律程序，「不會像我父母一樣，被不誠實的律師欺騙，整個人生被拖着走。」她亦爭取讓離散家庭重聚，不必像她一樣經歷與親人分離的痛苦。
回望十三年前的經歷，Tania道：「我唯一犯下的罪，只是無證前往美國。」她期望人們理解移民經歷多少痛苦，只為了讓下一代過更好的生活。今天的Tania成為移民權益倡議者，亦建立了新家庭，誕下現今兩個月大的女兒。一邊照顧着初生嬰兒，一邊與記者視像訪問的Tania難掩興奮，分享她在美國的大女兒今年十八歲，剛剛高中畢業，即將過來蒂華納與她重逢，兩人都期待着這一天。「雖然很不容易，但我已經歷了這一切。儘管我還是那個被驅逐出境的母親，但現在我有能力應付一切。」Tania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