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墟商販與街道互相滋長，宛如泥土之於花卉。各式商販貨物搬到店舖範圍外，遊人行走，恍如置身叢林之中。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毛家謙（Mo）和其學生陳瑋瑤（Emily）都對花墟的空間有濃厚興趣，前者在花墟居住近廿載，後者則鮮有踏足花墟。二人都發現墟內的店主和居民，自有一套共享空間的模式。佇足於此，一連串社會實驗隨之衍生，花墟會為社區工作帶來什麼啟示？
凡事一體兩面，街道如夏花絢爛，同時亦有阻街之嫌。當區內的戰前唐樓被活化，都市重建的訊號又從遠方響起，花墟的格局會有何轉變？其獨有的街道文化會被抹去嗎？
人多車多 無礙街坊安居二十截
Mo是花墟居民，居於一棟建於六十年代的大廈，家門前長期停泊了一輛屬於花店的貨車，用以陳列鮮花和盆栽。他說，確實會阻擋通道。墟市人多，上落貨的貨車亦多，兒子一歲，出入乘的士會較方便，偶爾沒位上車，確是有點不便。即使如此，他還是覺得花墟「好正」。今年，他已住在這裏將近二十年了。
從二○○五年開始，他從港島搬到花墟，但他對這區的第一印象並不好。「經常提心吊膽，看了太多《古惑仔》，覺得旺角好危險。因為大學讀建築，經常很晚才回家，總會查看後面會否有人尾隨。有半年時間，我都是這樣。」在一街幽香的花墟住久了，他並沒有發現治安問題，卻慢慢發現了花墟的魅力。「因為很少人有一個大花園，這裏真的是每一個季度都有不同風景，變相是一個小型花園。」
花墟「潛規則」？ 自發管理？
街坊Mo眼中，花墟是個「有趣」之地，「街道兩旁都是他們營業的地方，前面就陳列貨品，每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去吸引別人去看，另一邊就是卸貨、整理的空間。」其學生Emily亦有同感，「因為我住在新市鎮將軍澳，和這裏很不一樣。我住近寶琳，路較闊，是住宅區，都大商場，好少地舖，感覺有點無聊。」
Mo深入觀察花墟多年，區外人甫到花墟，也許只會覺得這裏人多車多，紛亂無比。他表示，社區當中其實蘊藏着許多「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這些契約「看不到卻很有價值」。就如同他家兩旁的花店，儘管佔用了街道，但大廈正門外的地上貼有鮮黃色膠紙，花店一般不會佔用該處，方便居民出入。「如果被阻擋了，只消一個眼色、眼神就可以解決到。」花墟就是由這些契約構成，「不是有formal mechanism（正式機制），而是像釀酒一般，需要時間醞釀，累積智慧。」商戶與居民之間互相遷就容忍，商舖之間彼此協調，這些民間小智慧，是「居民自發的認同」。
這些小智慧，恰好成為了城市研究課程畢業生Emily在大學Final Year Project的研究對象。她發現花墟的店舖與街道、私人與公共的空間並沒有清晰的界線，卻讓街道「有新的火花」。於是，進而研究區內的自發管理機制。初到貴境，她先從周遭的環境出發，記錄街道上的物品。繁忙的街道上，散落了籃子、手推車、膠桶、摺枱等四十多件物品。她發現，這些物品其實都是為了「霸位」。花店店員在路旁架設摺枱，修剪盆栽，花盆陳列在公共花槽上，每家店舖都在街道上自製儲物空間、工作場所、陳列區等，佔用不屬於商舖的領域，天天如是，「混亂，但冇事」。
Mo對這種體現自發管理模式的街區特別有興趣，「城市是大家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擁有，市民不止是一個純粹在當中寄宿的人。我們擁有城市，也自自然然擁有權力、想法，應該要有一個渠道去將這些事發揮出來」。
衝擊街道秩序 創造屬於自己的花墟
Emily眼看商舖都在創造自己的空間，受其啟發，她決定踏出更大膽的一步，嘗試效法花店，侵佔公共空間，在此創造屬於自己的花墟。她進行了一連串的社區實驗，包括獨自在花店門外呆坐、攜着凳仔畫畫；又在根本不屬任何人生日的午後，坐在人來人往的花墟中切生日蛋糕慶生。除了佔用行人路外，她甚至在馬路上鋪上野餐墊，坐在之上悠然看書、畫畫、與友人一同玩大富翁。她明瞭，自己的一言一行，與花墟既有的秩序相比，具有「入侵與干擾」意味。不過，她的目的從不在於「融入」街道，而是希望藉着格格不入的行為，拓闊大眾對公共空間的想像。呆坐實驗期間，她更特意脫去鞋子，讓過路人知道自己是刻意為之。而路人對其行為的反饋，則是她的研究重點。
在人來人往的鬧市做實驗，要跨過不少心理關口。幸好，Emily發現花店職員相當友善，既會主動關心，也會詢問她是否有任何需要。「他們很友善，我每次做實驗，都有人關心，給我水喝。」當坐在馬路的她，稍為移開坐墊讓貨車落貨時，花店店主更向司機喊道：「唔好阻住人做功課！」不過，亦有路人投以嫌棄目光，甚至惡言相向。有路人斥她阻街，亦有人不理解她的用意，認為不應把公共空間作私人用途，並且質問她「難道你打開家門讓人進來？」幸得Mo從旁支持，實驗終告完成。
途人反饋不一，總括而言，還是愉快的交流為多，Emily坦言，做這一類社區實驗，偶爾「有點灰」，「有時你覺得未必能帶來很大的影響，會有局限或覺得實驗只此一次，因為要持續下去很需要力氣。但我覺得在微小的交流中，好像真的改變了什麼，可能對方下次見到類似的事，能提高接受能力。」
一直從旁鼓勵Emily的Mo，樂見學生大膽嘗試，於是邀請Emily把實驗結果記錄在他與一眾學者共同編寫的《森耕細作——連結社區的在地實驗》中。與此同時，邊教學邊做社區工作的他，察覺自己其實亦處於與Emily並無二致的位置。他是社企樂齡實驗室的其中一位創辦人，持續研究適合長者的生活環境。他察覺，在社區展開工作，其實也可以被視作干擾或入侵，「我們的角色始終不是街坊，我們potentially做任何事情，都是幾alien。」日後繼續深耕社區工作時，他認為，有幾道問題值得深思：「我們做社區工作那時，應該如何定位？工作完結後，又要拖住社區隻手幾耐？」
油旺重建下 花墟會否失卻特色？
鄰近的九龍城，不少舊樓已被發展商收購，插針樓衝破天際。花墟雖尚未有劇變，但跟隨Mo在花墟逛一圈，不難發現區內有零星新樓和咖啡店進駐。他說，這是士紳化徵兆。若士紳化持續，將會改變社區生態，原區的低下階層有機會被迫遷出。對於墟市的未來，Mo不無擔憂。他以往住在西營盤列堤頓道一帶，對舊區一直有情意結。花墟也讓他找到舊日的足跡。區內仍有太子餐廳、名寶石餐廳兩間懷舊港式西餐廳屹立不倒。以玻璃杯承載的花奶啫喱，讓他一瞬間回到舊香港。「懷舊的事物可以傳承，可以告訴下一代。如果一個地方全部都是嶄新的事物，沒有記憶，那麼可以和下一代說些什麼？」，「人需要歷史，如果全部都是連鎖店，會失去根。」花墟的獨特之處在於：「我住在這裏接近二十年了，花墟沒有太大、太極端的轉變，都是很穩定地這樣賣花，這樣營運，我覺得是香港少有的。」
市建局於二○一七年啟動油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計劃將花墟水渠挖出，並改建為水道公園。計劃雖十劃未有一撇，但Mo亦希望日後的重建計劃能配合社區需要，「其實不用太大手筆改造社區，而是應該去作出微調。因為大手改造社區，會推高樓價和租金，可能會有士紳化出現。」他亦擔憂街道會變得不再有趣，「當改善街道狀況，自自然就要去想如何管理，手段會否更加嚴厲？會否令現在在街上發生的事情消失？」
花墟商戶阻街罪名有理？
商舖之間的自發管理模式，並非完美，投訴墟內花店阻街之聲不絕，今年農曆新年前，警方就發出了約三百張告票。到底，是什麼導致阻街情況頻生？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指出，花墟的街道文化由來已久，如同鄰近的女人街和花園街，阻街之名有理乎？「如果是嚴格執法，當然是阻街，但全香港百多年都在做這件事，是約定俗成。」
他指出，街和道，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傳統而言，街是讓人行，道才是讓車行。」「深水埗、太子、旺角一帶，有大量的街，除了彌敦道和太子道，你找不到其他道，道是代表主幹道，其他絕大部分是街。」阻街「罪名」的背後，與當局車輛優先的心態有關，他反問，「為何要讓車優先？車與人的關係，有好多方法解決，是否要所有街都讓車行。」他認為當局應先處理硬件配套，疏導交通。與此同時，當局大力打擊阻街，亦與政府管治模式有關，「就如朗豪坊，很少地舖。街上好乾淨，沒有事情發生，好悶。」他解釋：「對政府來說，商場易控制，街就難控制。管治上，政府是較有信心。」
縱觀全球各地，特色市場或墟市總是遊客的熱門外遊景點，例如台灣夜市和韓國鷺梁津水產市場。他反問：「為何香港不是這樣？」他批評當局管理模式過時。回溯歷史，一九六○年代，小販眾多，導致嚴重衛生和交通問題，政府於是大力打擊小販，自一九七○年代起，政府停止發出新的小販牌照，但時至今日，當局仍「一直沿用五、六十年前的政策。」
誠然，花墟並不完美，「當中一定有很多問題和衝突，但責任都不是全屬商戶，如果我們要使用外面的空間，要讓整個社區更好，商戶與不同持份者之間，可以一起解決問題。」他認為西班牙巴塞隆拿街市的管治模式，值得香港借鑒。一九九二年，西班牙成立跨界別平台「街市學會」（Institut Municipal de Mercats），將被超市邊緣化的街市革新，保留傳統特色，同時引入新商戶。同時，集結了各方持份者，由公私營部門共同管理，確保街市能切合居民所需。
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