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過全級包尾。」說起華仁生涯，這是呂大樂記起的第一件事。一九七〇年，呂大樂入讀香港華仁書院，成為中一新生。當年的班主任，剛好也是初出茅廬的新老師。第一份工，第一個學期，第一次出成績表，本該是成績較好的一班，出了一個全級包尾，作為班主任，應該會相當緊張吧？
派完成績表就放聖誕假，假期過後，再次走上長長斜路，呂大樂低頭踢着皮鞋，內心一直忐忑。同學會否知道我包尾？班主任會否當面責怪我？結果，一切如常。多年之後，呂大樂忍不住問班主任，是否從來都沒有把包尾當作一回事？老師只回了一句：「係咩？有件咁嘅事咩？」
即使是後備 神父依然看得見你
在華仁，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從沒有人將成績視為至高無上的標準。「我的年代，只有兩種功課：中文作文和英文作文。什麼是課後練習題？聞所未聞。」呂大樂說。這項「優良傳統」，一直維持到今時今日。即使功課量較以前多，學生壓力仍然較輕。「初中的功課會多一點，但是通常都可以自行對答案，如果有同學想學多一點，可以自行問老師要功課—不過，這樣做的同學也沒有幾個。」劉昊豐笑說，他現正於香港大學修讀建築學系二年級。
呂大樂記得，當年的數學課本有幾百頁厚，由中一用到中五都是同一本書。中一時，他還在苦惱頭二十頁的題目，旁邊的同學已經埋首後段的中五內容。「華仁給予學生充分空間成長，我的成績由中一到中四都是一塌糊塗，但是我如常生活，甚至可以在其他地方建立自信。」
在男校，足球場上，人人平等。低年級生身材矮小，如果不想成為最後最慘的一件「垃圾」，秘訣是自願做龍門。後來守龍有成績，呂大樂「成功爭取」做後衞。「左中右我都踢，哪個位冇人踢就是我頂上。踢C-grade校隊時，我還做過前鋒！」他自嘲說。
每一次去跑馬地練習，都是呂大樂負責揹起一大袋球衣和足球。作為後備，呂大樂往往有份換衫，無份落場。有時，高伯仁神父（Patrick Grogan）在後備席，總會拍拍他的肩，說一句”Not bad”。「神父從不說good，not bad即是quite good，已是稱讚。」呂大樂說。「神父令我覺得受重視，我也因此學懂珍惜團隊精神。」
我們是一家人
在華仁讀書，最幸福的一件事，莫過於得到毫無血緣關係的「父愛」。一九二六年，首批來自愛爾蘭的會士抵港，六年後，耶穌會正式接辦華仁書院；從此，神父成為華仁的標誌。余盛名於一九九七年畢業，他最記得歐陽理神父（Francis McGaley）。
有一段日子，早晨彌撒沒有學生出席，余盛名不忍歐陽理神父孤伶伶對着空氣講道，每天早上都獨自參與彌撒。「我一半是出於好心，一半也是當神父是一家人，希望他會開心。」他領讀，他回應，一對一，一問一答之間，是一份雙向、互動的感情。
「我真係好鍾意華仁。」余盛名說。有幾鍾意？讀書時，他主動和幾位同學編了一本華仁歷史書《Boys in Blue》。 余盛名主動向副校長借閱昔日校刊，尋找華仁趣聞。
一九六〇年香港尚未填海，從華仁也能遠眺海景。一個童軍練習打燈號時，誤打誤撞遇上美國軍艦。對方感到驚訝，邀請了華仁學生上軍艦參觀。後來，同學獲得校方同意，邀請海軍的銀樂隊到學校表演。機會難得，同區其他女校的學生也一起趁熱鬧，二千多人觀演，場面壯觀。
「大家猜一猜，港華與哪一間女校合辦最多聯校活動？」—原來是瑪利曼。余盛名翻閱了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九六年的所有校刊，統計之後發現，華仁與瑪利曼合辦過一百八十九次活動，其次是聖方濟各，之後才是聖保祿。
華仁的舊生，大多對學校抱有感恩之情，希望回饋學校之餘，也想將自己的感悟傳承給師弟。余盛名當年因為副校長提議，參加義務教學服務，深受觸動。二十年後，他與校友資助高年級生在暑假為基層學童舉辦夏令營，由華仁學生構思「課程」。「學生負責招待，會反思自己與學校的關係，也要從基層學童的角度出發，設計有趣的課堂，學習服務他人，可謂教學相長。」余盛名說。
一連五日，每班大約十個「學生」，兩個「班主任」，每一科由不同華仁學生負責，劉昊豐也有份參與。課堂設計也別出心裁，體育堂是上天台玩水槍，科學堂是實驗萬樂珠放入可樂樽的化學反應。「草地被我們噴得一片甜，要收拾殘局。」劉昊豐笑說。
等待一年 等待學生長大
舊生都說鍾意華仁，到底鍾意什麼？「許多師兄都會講自由，我覺得本質其實是尊重。」余盛名說。「華仁的神父和老師，基於尊重，希望學生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才會提供到一片自由的空間。」
前特首曾蔭權在華仁讀書的年代，據聞高伯仁神父相當威嚴。十多年後，換了呂大樂讀中一，高伯仁神父卻成了同學眼中的「聖誕老人」。神父常穿長袍，背後有兩條帶，看起來像一對翅膀。中一生初嘗自由滋味，還不把握每個整蠱作怪的機會？同學有時會為神父長袍的翅膀打一個死結，有時索性用原子筆在雪白袍上留下大名。
奇怪的是，高伯仁神父從來沒有想過要追兇，也沒有責罵過任何學生。漸漸地，到了中一下學期，同學開始覺得，作弄神父反而顯得自己戇居。「神父怎會不知道？神父沒有出聲提點，只是想學生有一日會自己思考，一言一行是所為何事，明白何謂無聊。」呂大樂說。
這種胸襟不是一時三刻就能佯裝得來，因為晃眼一年，又會有另一級中一新生重複一模一樣的惡趣味。「學生頑皮，厲聲嚴詞鬧一次就能夠糾正，何須等一年？神父選擇尊重學生，等待學生自覺，當中需要耐性，也需要對學生有信心。」呂大樂說。
行行企企 背後有玄機
當年能夠升讀預科，已經屬於社會上的少數。任教歷史的歐陽理神父講過一番說話，呂大樂一直記在心頭。「每個人都一定懂得一件自己擅長做的事。你們擅長做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會協助你們找出自己的長處。」
神父到底做過什麼？他們通常在校園內行來行去，有時在天台散步、讀《聖經》，有時會換了運動服坐在球場旁邊，等學生邀請他們一起踢足球。很多年之後，呂大樂終於明白，神父做了一件很犀利的事。話說那一年，呂大樂即將成為大學講師，他約歐陽理神父一起飲茶食點心，順道請教神父的教學心得。「好簡單，學生找你，你就聽吓學生講嘢啦。」當年呂大樂年少氣盛，覺得做到神父的心得毫無難度。
落場教書，呂大樂發現有些學生的問題，聽起來不知所云；有時學生分享的瑣事，好像與自己無關。「簡單如學生找老師寫一封推薦信，老師能否放下手頭的工作回應？真正做起來，原來很艱難。」
任教多年，呂大樂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他也終於明白神父當年做過些什麼。「Fathers made themselves available。學生想找人問一件事，想找人分享心事，神父永遠都會在你身旁，永遠預備聆聽。華仁對我最重要的影響，不止是讀書的七年時光，而是離開之後依然令我有所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