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三日，周三。
一場傾盆大雨剛下完，平日這時候家中一個人都沒有，夏家朗與室友平日都會外出工作，到各個新聞地點拍攝或錄製短片紀錄當天新聞大事。但這一天，他們都在家中待着，拍攝用的器具亦被擱在一角，他們的手機彈出一條條短訊與新聞提醒，內容都是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已印行廿六年的《蘋果日報》將於這天午夜即時停止運作，明天的《蘋果日報》將是其最後一份報紙。
《蘋果日報》的時代真正終結。
夏家朗讀到新聞不禁沉吟。他和一眾同業與市民一樣，都以為周六才是傳說中《蘋果》的最後一天，他一直以為自己還有幾天的攝影記者生涯，還有幾天能以《蘋果日報》員工的身份繼續工作，仁任誰也想不到，城中惡耗來得比什麼都快。在近月的低氣壓下《蘋果日報》經連月搜查、高層被捕，資金凍結終無以為繼。
香港人無法想像原來一份讀了廿六年的報紙也會有消失的一天，而且消失得如此悲哀，殘忍，鐵實而無奈，使夏家朗有種感覺，如同正義已經離席。
廿八歲的一年，他像許多香港人一樣，被捲了入這場時代的旋渦中，成為失業大軍的一員。
難忘首日上班撞正黎智英被擲豬雜
七年前，拯救他逃離無業苦海的，卻還是《蘋果日報》。
「我做過幾份日報，最後轉到新辦的《晨報》，後來《晨報》停辦，失業了數個月，當時有《蘋果》的行家問我要不要過去幫忙，作為一個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識的黃毛小子當然首肯答應。」夏家朗回憶道。他加入《蘋果》後，發現其攝記工作量較其他傳媒公司大，《蘋果》獨創「動新聞」，成為香港短片新聞報道的龍頭，公司看重短片拍攝，於是攝記需要兼拍兼錄。第一天上班他就被派往拍攝黎智英被扔豬雜的新聞，那天他第一次一手拿相機，一手拿錄影機，滿腦子疑問，「我覺得：『吓，咁點呀，我應該做乜好？』，結果潛意識開機就頂硬上。」
連他也沒想到，自己會在《蘋果》一做就做了七年。從二十二歲一直到七年後的今年，生命中似乎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夏家朗都離不了那個沉甸甸的背囊，無論風吹雨大，他都提着大機，走在香港各地跑新聞。這段日子，他做過沉悶重覆的法庭新聞，亦做過發揮空間較大的圖輯攝影；在嚴冬到四川拍攝築於高海拔上的天梯；在菲律賓轉報當地警察與毒販街頭駁火的現場，看屍體，子彈與血就這樣都躺在貧民窟的一條窄巷中。「我也試過在香港做囤地或非法改建的新聞時，與記者剛放了航拍上天，村口已經有兩部車在等你；又有一次到中國報道地下教會，約了一個在中國傳教的地下牧師進行採訪，但訪問當天對方臨時失約，說穿了煲，做不成訪問，要緊急逃至其他省份，我和記者最後決定隨他轉其他地方訪問。但一到機場，剛落地就已經有三十幾個國安尾隨我們，他們什麼都不做，就只是在後頭跟，不管我們繞去廁所，去買飯，他們都一直在身後，直至我們終在櫃台買機票時，終於有人跳出來說因為我們在中國境內非法採訪，要我們馬上買機票回香港。」
但夏家朗說改變他人生觀的不完全是《蘋果》的工作，而是這幾年的香港政府，這七年叫他最難忘與感到衝擊的新聞畫面，並不是異國的血腥現場，或採訪時遇到的國安人員，而是兩年前社會運動中那些真摯多情的香港人。他雖同作香港人，卻只可站在最熟悉的街頭，學習壓下心頭的情緒，以記者凝視的狀態周詳眼前陌生的城市。
廣受網民巴打注意 夏家朗好重口味？
在網上搜尋夏家朗的名字，最初映入眼簾的都是沙灘女郎的照片，少女穿着性感火辣的比堅尼在海邊玩水成為了他的代表作。夏家朗的圖片搜索結果中最先兩個關鍵詞是「海灘」與「葉劉」，亦有網民以「夏家朗」為題開帖討論：「夏家朗今天去了沙灘拍女女」，「覺唔覺蘋果記者夏家朗好重口味」，帖中不少網民回覆讚嘆他拍攝的夏日美人圖，並戲指《蘋果日報》應加夏家朗人工。對此他覺得好笑又無奈，坦言自己沒有特別鍾情或擅長某個新聞題材，只要上司派他去，他就盡力拍攝——不過承蒙網民錯愛，這七年《蘋果》的確加過他不少人工，他亦認同《蘋果》比起行內其他公司，對待員工更為大方，除了年年有花紅告雙糧外，記者外遊工作時公司總是先批錢，後補單，從不用員工自掏荷包。
「《蘋果》攝影部的資源也較別的媒體多，我們未必有最新的器材，但如有大新聞，需要出動更多人手和資源，公司總是二話不說就批給我們。平日如果相機壞了，攝記亦無需刻意回公司換機，只需打電話回去，公司就會派出專車把新機車至你家樓下交機給你——公司從不慳錢，也不大花筒，一心一意用在做新聞上。」他嘆道。
一早預知的結果 仍望香港將與蘋果結局不一樣
早在六月前，其實《蘋果》即將結業的消息其實已經傳遍行內，行內無人不知《蘋果》時日無多，亦有不少行家猜想《蘋果》過不了七一回歸，然而還有不少人希望這一切只是流言。
在蘋果樹倒之前，他和同事曾圍起來聊將來，言明若有顧忌應盡早交信離職，但夏家朗自言沒有負擔，他想做到《蘋果》結業的最後一天。隨後公司接連被搜，高層被捕，《蘋果》上下知道大限已至，有記者發短訊給夏家朗，字字流露離情別恨，當中情義令他讀着無法不流淚。連平日雄糾糾的攝影部，也有同事為部門上下訂造木造的杯墊，上面刻了「祝你在亂流下平安」，旁邊還刻上各人的名字。
「以前我們常說：最壞的時代尤其需要記者。但現在連記者都做不下去了。《蘋果》消失後，我相信再沒有媒體敢寫敏感的報導，這將會是比最壞的時代更壞的一個時代。想想，當香港人連最重要的新聞資訊也沒有時，到底我們還有什麼？」
這個下午，他有說不出的憂愁，時代如此，行頭狹窄，他自知做一世的攝影記者不易，卻沒想過只能留在《蘋果》七年之短，直到今天，這一分，這一秒，他說自己還是想堅持到最後一刻。
《蘋果日報》的最後一刻。香港的最後一刻。
「我希望香港的命運會和《蘋果》不同，希望我們的香港不會是這樣的終局。」夏家朗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