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歷史科試題引發連環效應，教育界身陷風暴核心。教聯會、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教育局、《新華社》、《人民日報》、特首林鄭月娥，連番炮轟，其中一種批評是，討論抗日戰爭的利弊，即傷害民族感情，部分評論指年輕人缺乏愛國情懷，是因為國情教育不足所致。歷史教育和民族連結在一起，對部分中史老師來說，在這樣的爭議聲中，教學已經要面對「動輒得咎」的挑戰。
任教中學中史科近四十年的何老師（化名），形容現時教學「如履薄冰」，說到未來情況，以「動輒得咎」作為總結。「整個科目都牽涉到政權，簡單如改朝換代，已是政治，如果我站在執政者角度，相信中史和歷史科目所教授的內容，就是最關鍵要處理的東西。」她估計，歷史科試題風波可能只是序幕，接下來中史科教學路上將會遍佈地雷。
教學變得不再純粹
毋庸諱言，在試卷風波的背景下，人人鬼影幢幢，稍稍直抒胸臆，可能都怕引起風波。何老師接受訪問時不便露臉或刊出真實姓名，可見一斑。訪問順應她的意思，約在一個開揚的地方。她踏着一雙高跟鞋，搬出一堆黏滿便利貼的教科書，把課程教學指引攤在桌上，指出重點讓攝影記者拍照。
她希望在這時候為歷史教育工作者發聲。「我還有幾年就退下火線，不怕丟失飯碗，但年輕老師還有很長的路。」她說。教授中國歷史多年，她自言感受到近十年的教學愈來愈不純粹，彷彿多了要宣揚愛國的政治任務，因為教學指引表明要教《基本法》和培養認同感。
歷史科和中史科都述及中國，但中史科以中國做本位，從民族出發，重視治國平天下；而歷史科則較宏觀，視中國為世上其中一國，着重批判思維。她舉例解釋，當中國四出征伐，中史視為武功高強，但對歷史科來說，這是侵略主義。歷史科視抗日戰爭為二戰其中一個戰場，但在中史卻不一樣。
有人以為，教中史科就等於排外甚至培養「大中華膠」。試題風波中，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自是「中史人」出身，他第一時間批評出題者是「漢奸」。問何老師，若題目出現在中史科而不是歷史科，是否更難展開討論，她卻反問，有何不可。「一個學科要完全照顧民族感情，要求未免嚴苛。」她認為，若那期間出現過日本侵華，就不能談論戰爭以外或戰爭之前日本對中國的其他影響，講那些好處就是美化日本，禁止評論利弊，反而等同扭曲了現實，偏離了中史科的原意。她指出，中史科的意義在於讓學生認識中國史實，而非盲目認同。她留意到，考試從二〇〇一年開始增設立場題，如評價唐玄宗應否為安史之亂負全責，但近年幾番削減。最初覺得是遷就能力較低的學生，但風波後回望，她覺得改動可能另有原因。「是否不想學生有立場？」如果意識形態掛帥，那麼，學生固然受影響，首先受到衝擊的卻是老師。
經此一役，負責設計校內試卷的她，坦承心口再無法掛個「勇」字，不得不從政治考量來再三審視題目，調整試題字眼。原先擬定的題目問政策是否對國家「不利」，最終改成是否對中國「有利」，免得白紙黑字給人口實。「當他們要求出題者政治中立，其實自己卻在設立框架，他們反而有自己的政治考慮。」她幽幽地說，日後看待中國歷史，用字得萬分謹慎，可能要避免負面詞語，包括鎮反運動、反右鬥爭、三面紅旗等近代中國歷史。
中史新課綱去政治化
她自言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強化社會文化，教學生熱愛中國，是必然的，我算是賺了二十三年吧。」時光倒流到九七回歸，一場暴風雨，她以為大限已到。沒想到課程反而放寬，由奉行在港離散華人學者的道德教化，變成詳近（民國後）略遠（中上古），課堂上多了論證及批判訓練，學生不再不問世事。
現時課程正是沿用九七版本，事隔二十多年，初中歷史課程將於今年九月改革，獨立成科。四年前的第一階段諮詢，「治亂興衰」刪去「亂」和「衰」，只剩盛世。何老師和朋友羣起反對，在研討會吵得面紅耳赤，才成功爭取撤回決定。後來他們在厚厚的問卷上寫上不滿：課程涵蓋太廣、加入的文化史如敦煌石刻太深、《基本法》不知怎教、要求保留六四事件等。
「我覺得諮詢多少次不是關鍵，問題在於他們聽不聽。」新課綱最終倒退回港英時代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加插大量社會文化史、《基本法》，少談政治史。六四事件及六七暴動本來僅餘的兩句，將片甲不留。*她指出，課程同時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建國後直落文化大革命，中間幾十年完全留白，改革開放不提官倒（官員倒賣緊張物資）和貪腐，不提知識分子上街爭取改革而觸發當局鎮壓，繼而爆發六四事件，結果只會給學生這階段的中國全盤成功的印象；現代史剪成斷代史，切斷歷史和當下的聯繫，失卻連貫性，令人摸不着頭腦。
（*被問為何不教六四事件和六七暴動，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解釋，不會將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放進去，一定是大歷史事件才放進去。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陳碧華亦稱，不能放大政治議題而忽略其他社會、經濟及民生史事。）
每次課程綱要推出，都引起爭議，主要是老師和學生參與程度不足，部分教育人士指課綱未必合師生需求。她說，這是香港教育的怪現象，例如新課綱將15%課時的香港史和《基本法》零碎地滲入中史主軸，強調中港關係密切，但是，課綱不斷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反而客觀地將香港本身的發展視為附屬品。她指出，中一新教科書論秦朝統一的章節，加插了「香港納入版圖」要點，說秦始皇征服嶺南，設置南海郡，而現今香港一帶正歸該郡管治；另一課堂練習，探究史前隋唐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則是為了再次強調「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的說法。
她說，身邊有老師提早退休，就是因為要教《基本法》，以前這部分只寫在課程指引當補充單元，如今卻滲入課程裏。教授《基本法》的難處是，裏面寫明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但環顧現實，部分老師連自己都不相信這些得到切實保障，又怎能照本科教授《基本法》。她長嘆一口氣，從課綱修訂、教科書評審到考試風波，行內人專業意見一直都得不到重視。她不諱言，內心曾經擔心因言賈禍，但很快內心有另一把聲音提醒她，既然未有法例禁止發聲，趁現在還能發聲就應繼續發聲，趁還能教書就應繼續教書。有些事，課本不說，老師噤聲，學生就永遠不會知道。
中史科包含獨特的人味
她回想自己擔任老師的初衷，就是為了傳道、授業、解惑。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很多人做銀行、秘書，或者空姐，她選擇了教書。當時剛踏出社會，滿腔熱誠，希望透過教育為年輕人帶來思維改變。結果，做了四十年。入行容易，難在堅持。
多年來，中史科一直處於弱勢地位，選修人數一直苦守約六千人的關口。她酸溜溜地說，原因簡單，太多選擇，這科沒什麼前途，又沒有模範答案，讀到「嘔血」，以功利角度看，很不划算。「但長遠來說，人生是沒有model answer的。習慣自己探索答案，未來遇到人生的異變，會招架得容易一些。」她說，選修中史的學生大多真心喜愛歷史，與分數無關。初中生剛升上中學就接觸歷史，想法會較成熟。
「當學生眼仔碌碌地看着我，聽我說歷史故事，之後啟蒙了社會觸覺，像脫掉龜殼般走出課室，作為老師很有滿足感。」她的雙眼笑成兩彎月：「我教語文科沒這感覺，但中史是回歸到人的根本，再應用到自己生活身上，看到新思維。」
例如教文革時，她會問：「假如生於這年代，你會成為紅衞兵嗎？參與批鬥老師的時候，你是什麼感受？」讀到帝皇將相，會問周邊的人對帝王有什麼回應，朝代更替時，會問低下階層怎樣受到影響。
打開中史書，四個字組成的套語當道，「軍閥割據」、「吏治腐敗」、「宦官當道」……每個朝代的結局不外乎幾個詞彙。「但是，可能人就是這樣，不停重複再重複錯誤。所以政治腐敗經常在書裏出現。」當初她受中史啟蒙，讀大學時啃過許多書，現在對比現實，終於明白，書籍上寥寥數筆的「第一點政治腐敗，第二點社會混亂」背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治世讀經 亂世讀史
這幾年，有關中史科的爭議不斷。四年前開始，中史科被納入「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包括課程策劃、共同備課及組織活動等。加上教材審查、課程變化，何老師說，難免替接班人憂心，更怕有天學校安裝閉路電視，全面監控。
「如果說沒有恐懼，是假的。活了這麼久，唯有學聰明一點，早些備課想詞彙，上課一眼關七，課室沒錄音和鏡頭，我仍有空間說弊處。」她心裏有一把尺：「假如去到我沒法控制的機制，就唯有什麼都不說，依書直教。」她擔心，一個中史老師被迫離職，將影響整個科目。她估計未來妥協的同業將會很多，笑言歷史若真的因「國情」而「撥亂反正」了，未必建議學生繼續修讀。
她說，假如這個科目要迴避所有關於中國的陰暗面，只是宣傳民族情感，以後學生要不問情由支持中國的一切，她會感到極為痛心。問她，一個人若逢亂世，為何仍要讀史；何老師深呼吸，思考良久，答道：「亂世，不一定要讀中史，但要讀人文科，去認識自己，了解人。我不敢保證學習歷史就學懂自處，尤其在艱難的日子。過程是痛苦的，但至少如果有人要控制你，你會知道，不會盲目相信別人要你相信的。」
她說，只要未去到被全面監控，她會繼續教書。四十年，她相信，自己一直守住了中史，守住了教育，也守住了她內心最後一道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