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來不是一個職業。它是一種氣質，一股湧流在骨頭內的血。
譚蕙芸的血還是熱盪盪的。
2008年，她因病離開有線電視新聞，鬱鬱寡歡，以為從此與傳媒一行訣別。#10yearchallenge 過去了，她還在跑，不定期做專題報道。見到不公不義，揮一揮筆，輕灑幾百字，為智障人士爭取牙科保健，伸應伸的正義，不敢說改變什麼，不要給她戴上光環。十年變化之多，整本《明周》也說不完，很多年前，她做全職記者時，和羅致光在天水圍踩過單車，揭示貧窮問題。現在羅已經升官發財，而且受盡眾人唾罵。她慶幸還能當記者，寫得理直氣壯，活得無愧於心。
譚的人生很迂迴，但按吸引力法則，「係你嘅就係你嘅。」大學選上了中大新聞系，還未觸碰筆桿，卻舉家移民加拿大。「該大學沒有新聞系，被迫選了心理學及電影。都幾唔開心。」她不是輕易妥協的人。輾轉間，她隻身回港修讀新聞系碩士，兜兜轉轉，還是要當記者。
節衣宿食 在《明報》練肚
2002年畢業，第一份工，受聘於《明報》國際版。「當時我的人工9000元，用了4200元租樓，那時代，又真的租到。我無家人，一個人留在香港，圓所謂記者夢，好癲。」那時為當記者，她節衣縮食，會用餅卡換麵包吃，「取一些麵包放在雪櫃，擺好久，慢慢吃，諗盡辦法慳。」
三個月後，譯外稿太悶，所以轉組跑港聞，一跑，四年，後期主力做社福新聞，兼寫專題。其後獲邀轉到有線新聞台。她最愛自嘲，「影我右邊面，我塊面歪的，做電視怎麼上鏡？」但她太愛記者工作，豈會捨得拒絕？
譚形容，做新聞如踢波，一隊波需有合拍的前鋒、後衞、守門員等，而她天生喜歡當不折不扣的前鋒，有線同事說她，像隻電兔，無時停，為新聞，搏到最盡。試過有個報道，她要鑽到貨櫃車車底，示範如何躲藏在底部從國內偷渡來港；也試過穿著泳衣、提着電子探熱針，站在泳池水止中講解「游泳會中暑」，行家稱前無古人：「講泳池，莫非穿西裝咩？好多人對記者的諗法好莫名其妙，先想記者形象，才想故事需要。」利申，她外面是有穿T-shirt的。
被車撞死其實不是意外
經歷大大小小的突發新聞，她最深刻的，卻是一些早已被遺忘的小人物。有次去天水圍，採訪一個婦女被貨櫃車撞死的新聞，原來當區工作機會不足，她生前每天得由天水圍北的家踩單車到流浮山洗碗，偏偏附近很多棕地，貨櫃車常出入，終釀成慘劇。她聽到十分憤慨，「新聞表面是一場不幸，但其實是規劃失誤和貧窮的故事。這樣想，這單小突發根本不小，它反映big picture，那個女人不應該死。」她站在路中心數車，其後更與羅致光踩了一趟「死亡之路」。
「我好喜歡到現場，要真人去到，用鼻索索那味道，才心息。」那橫衝正撞的性格，造就她一直勇往直前，直至2008年。
她突然在採訪間，左耳聽不到聲音，醫生判斷為突發性失聰，其後更患上耳鳴：「聽力失去了七成，環境的雜聲無限放大，尖銳的嗚嗚聲，讓我睡不了。」她服用安眠藥，卻誘發了抑鬱，幾乎一年沒工作，足不出戶，什麼也做不到。「也是因為當時突然被迫無得做記者，我才這麼想做。十年，未夠喉。」還未夠？「十年，未夠，不會夠的。」她說。
譚蕙芸病好後，沒法做全職記者了，轉做助教，然後於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解決生計，父母開心，但她還是感到缺了一塊。
後來她從別人的故事裏，明白自己的遺憾。她曾在《明報》以Freelance身份，寫過露宿者的報道，「你問露宿者一些理念上的東西，他們答不到。但問他這杯是什麼、那件衣服是什麼，他就答到你。我們訪問，經常要找受訪者最獨特的東西，但我從他們身上找到最平凡的快樂與物慾，所以讀者易感受好多。」
採訪手法和記者從來不止一種
他將露宿者的家當，影成時裝雜誌中的listing，配上一張備有尊嚴、笑容滿臉的相片，而不是一昧表現「慘」、「窮」、「苦」的一面。最後此專題獲頒發人權新聞獎，她才學會釋懷。別人有記者不做，但她是有記者做不得：「病後，有一段長時間，我都覺得好委屈，那時三十餘歲，仲跑得，但無得做記者，好遺憾。直至得獎，才知換了方法，仍然可以做被認可的報道。」
時至今日，她一邊在學院教新聞，一邊寫喜歡的題目。她的理論是，二十至三十歲用體力跑新聞。三十至四十歲用聰明跑新聞。四十至五十歲用人生體驗跑新聞。「因為體力所剩無幾，哈哈！」她笑道。
最近關於牙痛的報道，依然讓她感觸良多。事情的背境是，政府早前截斷過去四年給智障人士的牙科保健計劃，合共2000萬撥款，譚蕙芸落筆寫，大意是，母親不敢帶兒子坐地鐵，因為面對面，牙齒三尖八角，會嚇倒人，但可以坐巴士，因為只看到背部。當天，她花了一整晚採訪、通宵打transcript、然後寫訪問，已經很多年沒為一隻古「寫通宵」，「因為她的是非黑白位，非常清晰，我覺得那金額很小，問任何香港人都覺得應該要資助。」
事隔大半年，她才得悉，這個申訴成功爭取。她當然很開心。但就算無改變任何東西，她也會一直做記者。「因為我不是為結果。如果為結果，就無可能做記者，唔需要將自己想得這樣偉大。」
見證行業變化，記者不斷流失，很多有心有力有熱誠的記者疲於奔命，譚也有灰心時候。「好似以前做《明報》，叫人儲定錢返工，我認為不能這樣做。經濟上壓力小，才能有思想自由。」但可惜現今大中華地區還未找到一個賺錢的financial model，紙媒不停蝕，收費新聞又不穩定，未找到新聞界的Spotify或Netflix，所以記者一行，確實很難走下去。
新聞跟着記者而不是跟着機構
「我生於大樹好遮蔭的年代，但現在樹木一棵一棵地倒下。」她形容，當所有最大的傳媒機構，都不再穩當，其實個人就需要接受碎片化，經營自己。像她也開了Facebook page，寫自己關注的議題，「將來，新聞是跟個人，不是跟機構。記唔記者，其實無人在乎。我們反要問，這時代需要怎樣的記錄，而這些記錄是有人想看的。記者又應該怎樣適應這種轉變，放下「我是記者」的包袱，反而重要。」她的路，比一般記者走得更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