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好像睡着了！」
為了搜集更多資料，記者曾經登上教育局網站，搜尋結果將我由一個連結帶去另一個連結再帶去另一個連結，一度令記者迷失於http之中。實在難以想像，一個英語能力有限的非華語家長，如何能夠在超連結之中找到所需資料。
「教育局的對頭人是學校，學校負責連繫家長，家長為什麼要使用教育局的網站？我在香港養大兩個子女，從未需要瀏覽教育局的網站。」Manoj說，他與太太Geetanjali一起創辦這所教育中心。
說到教育局的支援，一場新冠病毒疫情，充分暴露教育局多年來為人詬病的不足。停課不停學之後，學校紛紛轉用網上授課，可想而知，基層家庭一定會面對添置電子設備的困難、上網技術等問題。疫情爆發以來，中心一直保持開放，因為Manoj每一天都會接到學生或家長求助。
起初幾個月，教育中心突然轉型做IT支援中心，為學生解決登入程式的疑難，為學生印刷功課，甚至繼續批改作業。家長變身「速遞員」，代子女在中心交收功課。
「四個月之後，教育局好像突然睡醒了。」Manoj說，他收到教育局來信，表示早於2015／16學年，透過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向學校發放撥款，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實踐電子學習，學校有責任為學生提供相關器材。同時，政府與賽馬會、青協、小童群益會以及三間電訊商合作，推出「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讓學校申請上網數據卡，供基層學生免費使用兩個月。
「問題是，家長要如何使用這些數據卡？難道要在上班時間，留下手提電話給孩子在家上課嗎？」Manoj看來，即使政府願意大灑金錢，資源卻來得不夠及時，分配不夠準確。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政策，除了表面上的語言問題，還有與一般基層家庭一樣，因為社經地位而引發的各種問題。
老師不止是老師
少數族裔的家長，與香港一般基層家長一樣，從事藍領工作，工時相當長，往往因此缺乏時間照顧孩子。採訪期間，正值預備升中派位之時，不巧迎來第四波疫情，許多學校取消面試，改為要求學生提交影片，作答問題。
某天中午，Manoj收到一名父親來電，他的女兒當晚就要呈交一段短片面試，但是她其實不明白要做什麼。這位父親是夜更保安員，剛起牀就要為女兒張羅。他的太太在餐廳任職，下午三點就要離家，一直工作至深夜。他知道女兒會去中心上課，請求Manoj幫忙。
女孩來到中心之後，補習老師為她翻譯面試要求，這才發現她需要穿校服拍攝。來回又折返，小女孩那天在中心由下午兩點半待到七點半，在補習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兩條一分鐘的影片，分別是自我介紹，以及對網上學習的看法。
女孩起初還搞錯題目要求，以為是分別用中英語介紹自己。Manoj不解，為何學校老師未有跟進學生的升學狀況。「升中面試對學生的未來有重大影響，但是可能因為很簡單的溝通出錯，已經足以令他們失去機會。」
見面多次，有一句說話Manoj常常提起：”Teachers shouldn’t think of themselves as teachers, but educator.”老師與教育家有何分別？Manoj說，一個老師，課堂完結就跟你講拜拜；一個教育家，願意培育學生成為一個「人」。
家長總會將最好的留給孩子
「我們深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一九九九年，Manoj被派到香港的銀行工作，太太Geetanjali與他同行，在香港繼續進修服務業，二人開始在香港建立新生活。「印度有一個信念，教導人們貢獻居住地。我們在香港得到了很多，希望可以回報這片土地。」Geetanjali說。
為了解基層少數族裔的需要，二人真的走到街頭與他們逐一對話。「街頭訪問就是我們的市場調查。」Manoj笑說。當然，他們也有研究支援少數族裔的政策，沒多久就發現，基層家長面對同一問題──工時長，加上語言不通，家長非常擔心子女的學業。社福機構提供的免費輔導，通常一星期只有兩天。然而，問題天天都多，基層非華語學生最迫切的需要，是一星期五日的課後輔導班。
二話不說，Geetanjali與Manoj調動了手頭上的資金，再向銀行借貸，在油麻地租了一個地方，建立教育中心的雛型。第一個月只有八個學生報讀，兩個月之後收到三十個學生，兩年之後已經增加至八十個。「疫情之下，學校停課，社福機構停開，但是孩子仍然需要學習。過去一年，佐敦和深水埗兩間中心新增五十五個學生，現時共有二百四十五個學生。」Manoj說。
「這些家長一直關心孩子的教育，只是礙於經濟問題，加上沒有合適的服務，根本無從入手。」Geetanjali說。教育中心的收費雖然較一般補習社低廉，但是少數族裔家庭的子女較多，倍大計算之後，也是一筆可觀的開支。近月有社福機構在同區為少數族裔開辦免費功課輔導班，曾經吸引部分家長為孩子「轉學」。
不出一個月，學生紛紛回歸。原來免費輔導班是大班教學，一班有四十個學生，老師當作一般中文課，並非按孩子需要提供輔導。家長情願繼續交學費，也不想孩子浪費時間。「所有家長都一樣，總會在自己的能力範圍，為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Geetanjali說。
自製教材 開一間幼稚園
根據教育局發放的牌照規定，教育中心的學生人數有上限，佐敦的中心每天只能教授一百八十個學生，現已額滿，新生只能往長沙灣的中心上課。然而，限於居住地區，基層家庭未必能夠負擔跨區學習的開支和時間。「為了讓更多孩子入學，我們希望開一間幼稚園。」Manoj說。
過去六年的「辦學」經驗，Manoj與Geentanjali發現，幼兒期是掌握語言的最佳時機。單是唱歌和講故事，幼兒學生也能學會簡單的廣東話。
有一次參觀星期六的中文班，老師正在用電腦播放兒童故事。主角是一個胖國王，他在王后要求下做運動減肥。老師一邊講故事，一邊問及學生的日常生活，盡可能加深學生對故事的印象。學生看着短片，一下子就學會跑步、游泳、呼拉圈、爬樓梯等相關字詞。講完故事，老師又用認字法，教導「手」部首和「足」部首，如何組成各個動詞，如何用手拍球，用腳跑步。
Manoj與Geentanjali自資印刷中文教材，將常用中文詞語分門別類教學。教材翻譯成四種語言，分別是尼泊爾語、烏都語、英語和普通話。教材仍然是中文為主，發音用上粵語拼音，輔以翻譯協助學生理解字義。教材附有QR Code，學生可以用手提電話或電腦重複聆聽讀音。「就連家長都十分願意跟着教材學習，叫我們意想不到。」Geentanjali說。
一間夢想中的幼稚園，正逐步成真。Manoj與Geentanjali正在研究教育局的辦學要求，希望創辦一間政府資助的幼稚園。為了尋覓幼稚園用地，興建學校等，他們一直努力募捐。「這間幼稚園將會開放給所有孩子，不分語言或種族，都會在同一個課室學習。只要你住在該區，有需要學好中文，我們都無任歡迎。」Manoj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