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打響雷，或者消防車、警車響號在旁邊駛過，王繼鋒才會聽到。
他出生時雙耳聽力正常，後來疑受藥物影響，七歲時被診斷出一隻耳弱聽，九歲時兩耳聽力突然急速衰退，兩耳都達深度弱聽的程度。一邊耳戴上助聽器的他，能聽能講，說話時鼻音略重，注視着對方口型， 大多數時間都能順利溝通。偶爾，他會拿出連接了助聽器的手機，調校助聽器的音量或開啟降噪功能。
聽覺逐年衰退，五十七歲的他對此一直抱着順其自然的態度。他說，早已習慣無聲世界，幸好自十一歲接觸手語後，覓到人生方向。
王繼鋒出生時兩耳聽力正常。現在回頭細想，認為其聽力問題，可能在兩三歲時已初露端倪。他的父母是北方人，在家一向以普通話溝通。一天，他用普通話說「春天來了」，怎料竟說成：「春天瀨尿」，「父母覺得很好笑，但是就沒有懷疑我是否有聽力問題。」
疑因藥物影響聽力 兒時被欺凌
直至七歲的時候，學校有老師發現，他有時可及時回應，有時又全無反應，懷疑他聽力有問題。於是，媽媽帶他去驗耳，一驗之下始發現其右耳弱聽，左耳則正常。其家庭醫生懷疑，情況與一種於日本生產的藥物有關。他記得醫生指，六十年代一款日本退燒藥推出市面，成效顯著，但之後的兩三年，日本政府發現聾人小朋友的數字忽然上升，並推測他的病情疑與這種藥物有關。這種藥物，家庭醫生亦曾經處方給他。
七歲的他得知自己弱聽後，心中無甚感覺；兩年後，原本正常的左耳亦出現聽力問題，他亦是如常生活。「好細個戇居居，唔識諗嘢，所以不會說不開心，或覺得自己融入不了，又或者覺得自己為何跟其他同學有點不同，我完全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想法。」他不覺自己有所缺失，但旁人卻會不住提醒他和主流世界的不同。那個年代，助聽器的體積遠較現在的大。他形容，「有個盒子，有個插掣，插掣後拉線出來，（將耳機）塞進耳仔。」耳機附有夾子，方便夾在衣服上。不過，王媽媽特意縫製了一個袋子，給他掛在胸口。長大後，他猜測媽媽這樣做是不想別人看見。
小學時期的回憶不多，他惟獨記得兩件事，「第一點就是我被同學欺負，他們不和我玩；第二點就是學校裏，除了我這個聾人還有一個輕度弱智的同學，他也是被同學欺負，我經常幫助他，最深刻就是這兩件事。」他記得，小息沒人願意和他玩耍，他看到同學懂得倒立，非常羨慕，便獨自走進空無一人的禮堂裏練習，不過卻不停倒下。時至今日，他仍然不會倒立。「因為沒有人教你，你沒辦法捉到竅門」。
直至小學畢業旅行，平時鮮少理會他的同學找他一起玩，他興沖沖地打算加入。怎料十幾人把他團團圍住，身邊的同學使勁將他往前推，對面的人就接住，再繼續展開下一輪攻擊。原來，這樣就是同學口中的「一齊玩」。他當時只記得自己「爆喊」，哭着找老師報告， 老師卻說：「（同學）玩吓，不用理。」他說：「其實現在來說是很典型的校園欺凌。」
求學、工作屢屢碰壁
失去聽力，讓他遇上手語，從此影響他往後的人生。
升上中學，他入讀金文泰中學的弱聽班。在此，他認識了一班聾人同學，亦初次接觸手語，「很開心的，因為居然可以和同學聊天，小學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他們說話我明白，我說話他們明白，大家很開心，打成一片。」不過，弱聽班只設於初中，升上高中，同學全都升讀聾人學校，只有他在原校繼續學業，他卻沒有考慮過入讀聾人學校，「其實我不會去刻意安排，順其自然，學校覺得我可以讀就讀。」升上高中後，他選讀文科，也是跟隨老師的建議，「他說理科要聽要理解，聽不懂就理解不了，讀文科如聽不明白就死背。」結果，原本能輕鬆應付初中課程的他，高中全部科目都跟不上。他的讀書心得便是主動問旁邊的同學，抄別人的筆記，也就漸漸跟上進度。「文科嘛，死記囉。」那可有從中找到樂趣？他答得爽快：「冇嘢諗，天安排我去怎樣走就怎樣走。」
高中畢業後的升學路不太順利，屢屢碰壁。他曾報讀理工學院社工系，因被視作一般學生未有作特別安排而落選；其後報讀李惠利工業學院會計系，學校以他未能用電話順利溝通為由建議他不要參與面試；最後報讀珠海書院電腦系，雖然成功入讀，但上課時被老師刻意刁難。老師明知他需要看口型，卻故意不讓他看，同學亦不願協助。他沒法跟上學習進度，兩個月後黯然退學。在未能順利升學後，他應徵政府的助理文員一職。他清楚記得，面試當天，由於主考官與他的距離相距甚遠，他要求主考官重複問題時，對方即時顯得很不耐煩，以同樣的聲調重問，他仍未能聽到，對方竟即時中止面試，並着他回家等消息，最終未能順利入職。後來在輾轉之間，才覓得全職工作，惟在職場上亦屢屢遇上不了解自己需要或質疑自己能力的主管。
儘管在事業上，未能事事如意；但他早於十八歲那年覓到其人生方向。當年，聾人中心一個職員看到他能說話並懂手語，常常「指手劃腳」，於是邀請他教手語。從此，他就一頭栽進教學生涯，常在教學上找到滿足感。「我教開之後發現很有興趣，所以也不覺得難，會不停想怎樣可以令學生學得更加明白，更加容易。」 二◯◯八年，他成立香港手語協會，四年後創辦香港手語專業培訓中心，為香港首間由聾人自行營運，並提供基礎至專業級的手語培訓課程及專業手語傳譯服務的中心。「現在出面很多正在做手語翻譯的老一輩，十之八九，我也教過他們。」他的學生九成為健聽人士，背景林林總總。有為未來的工作需要而早作準備的護理學、醫學、法律系、社工系等學生；也有各專業人員如特殊學校老師、社工、警員、護士、醫生等；更有好些望投身手語教學或手語傳譯行業的有志之士。近年來，多了長者來學手語，有的為退休後做義工，有的為持續學習，亦有好些意識到自己聽力退化，故打算及早學好手語以備不時之需。他自豪地表示：「每當看到學員學有所成，能夠在其工作崗位上發揮作用，就是我最滿足的時刻。」
近十年少戴助聽器 習慣無聲社會
隨着年齡增加，他的聽力逐年衰退。一般人正常聽力範圍為25分貝以下（即無法聽見數字以下的音量），十年前驗耳，他右耳的聽力為113分貝，左耳為102分貝。再過數年，某天忽然頭昏腦脹，上吐下瀉。大病一場後，只要左耳一戴助聽器，他便頓覺「天旋地轉」，做檢查後依然找不到成因，從此左耳不能再戴助聽器。 如今，左耳更是二十四小時耳鳴不斷。聽力稍強的左耳突然失靈；右耳聽力也非常有限，目前戴上助聽機，與人聊天時只能單對單，並看着口型才能順利溝通；僅能聽到雷聲、消防車的警號，或旁人在其手臂長度範圍內大力拍打木質物件的巨響。他笑說：「如果我的心不夠強大，想死都有可能。」不過，他依然順應天命，不覺得遭到打擊。
疫情年代，有聾人表示因常戴口罩而無法讀唇，有礙溝通，他倒是不以為然，反而覺得疫情年代「輕鬆、舒服很多」。「大家有時候有錯覺，覺得你是聾的，不是盲的，你就是會看口型，但疫情之後，就不能再看口型了。其實全香港看到我們，大家的耐性都好多了，用計數機、紙筆、指手劃腳，盡量用肢體語言表達，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聾人，在這個疫情年代，外出方便了很多。」溝通有千百種方法，此路不通的話，不妨另闢新徑。他認為，聾人也要有隨時隨地需要使用紙筆溝通的想法。多年前，他到日本探訪當地聾人機構及學校，陪同他四處遊覽的日本聾人習慣攜帶小型電子白板，一遇到需要溝通的情況，就即時取出電子白板書寫，其自然而然的行為予他很深刻的印象。
當聽力日漸消失，問到他可會覺得難受？他不假思索地說：「不會，很開心的。」「我近十年來，平時已經不戴機（助聽器）了，我習慣在一個沒有聲音的社會，靠眼睛去看，所以其實安全度比你們高很多。你們有耳不用，有眼唔睇。我們耳朵用不到，惟有用眼。」
手語翻譯員欠監管 質素成疑
聾人服務組織「龍耳」創辦人邵日贊表示，目前弱聽人士和聾人最迫切的需要為手語翻譯員，法庭和醫院的手語翻譯員尤其重要。然而，坊間各個聾人服務組織目前無機制監管手語傳譯員，行內質素參差。他表示，香港手語不統一，聾人社羣慣用的手語稱為「自然手語 」，按口語或書面語打的手語為「文法手語 」，各機構教授的手語亦有差異。聾人打出的手語還會受地域、年齡、文化水平差異等因素影響，所以需要有經驗且常與不同背景的弱聽人士或聾人接觸的手語傳譯員。他以廣東話作例子，外國人學廣東話的時候，未必會知道「一嚿水」等同一百元，「所以要不停地跟不同種類的人溝通，手語的認知才會廣泛」。
二◯◯八年起，醫管局透過「香港翻譯通」為轄下公立醫院及診所提供緊急及可供預約的免費手語傳譯。同時，在法庭方面，司法機構共有十五名符合要求的特約手語傳譯員，提供手語傳譯服務。惟兩者的名單不公開，邵日贊表示，無法得知名單上人士的資歷，對其質素存疑。若手語翻譯員資歷不足，有機會令弱聽人士和聾人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和損失。
聾人服務組織「龍耳」創辦人邵日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倡規範手語 但毋須統一
王繼鋒多年來一直關注手語發展，任手語導師近四十年，三十年前成為全港唯一一個聾人法庭傳譯員。王繼鋒留意到，有健聽人士覺得香港手語不統一，令他們學習及溝通上感到困難，因此而建議統一香港手語 。然而，他強調，「手語是一個形態」，他舉例指，快樂、歡欣、喜悅，都有相近意思，豈能全部禁用，規定只用「開心」一個詞語取代？「如果你覺得我們香港手語不統一，其實我都會說你們的口型都不統一。」他察覺大部分聾人會覺得「健聽人士讀書叻，所以會聽健聽人士的說話 」，因而也支持手語需要統一，從而影響了資訊發放及手語傳譯的發展。不過，他認為在手語教學上，應訂立規範，以及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學習，此舉也可以促進政府公告、新聞等方面使的手語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