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在柏林的人數不多，主要的族羣有二，一是留學生與藝術相關人士，而另一班則是以工程、電腦相關的工作人士為主，但因為柏林的工資比起德國其他大城巿偏低，後者許多不會長留柏林。那麼，香港人為什麼要留在柏林呢？我們找到了在文化界別、兩個處身不同人生階段的香港人，看他們為什麼要留在柏林。
德國唸碩士 感受開放與圍牆
以金錢成本考慮，在德國升學是不錯的選擇。不過，如果你想在德國升學，尤其讀文化、語言一類比較非職業導向的科目，畢業後是否容易留在德國工作？張嘉芸（Karen），四年前來到柏林就讀文化研究的碩士，正好在今年畢業。她正在人生的分岔口。柏林不一定像想像中美好，如世界所有的城巿一樣，它們以自己的方法，將人拒諸門外的。
德國讀書真的不用錢？
Karen讀的是文化研究，而令她選擇到德國的原因之一，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她原來在香港大學時已有讀德語，也曾到德國寄宿學習德語。畢業後，在香港的影意志從事藝術行政、策展的工作。那時的她想要再讀書，結果就來到柏林。
在德國唸書，有這樣一個傳說：這裏讀大學免費，不過你要用德語讀，所以要懂德語。
這說法其實是部分正確。德國的大學教育，在歐美地區來說算是便宜的。在大部分聯邦州內，於公立大學就讀部分學科，並不需付學費，學生只需每學期付行政費，一般只是兩、三百歐，這還包括了免費的公共交通通行證。不過，部分聯邦州現在開始對非歐盟公民收取學費，而如果想要就讀如法律、商業等學科，也有較高機會需繳交學費。而在語言方面，其實德國有分德語授課與英語授課的課程。德語授課課程，一般要求學生有B2至C1德語水平。
Karen用德言修讀碩士，每周要讀近百頁德文文章。而在柏林這幾年間，她也在香港、柏林策展、監製過不同的節目。當中有舞台劇、華語電影節、紀錄片等。「在柏林這邊，一直有香港人在辦這些與香港的節目，但也有空間再加多點不同的角度。」而在柏林，要策展這類活動，就要與聞名的德國官僚周旋。
文件與真實
「這些文件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回答，因為它們既不需要任何補充，也不需要任何修正，而他自己反倒是很需要這份記錄的，既需要我提的問題，也需要他自己的回答。」卡夫卡在《城堡》中，如此形容一些紀錄文件，也側寫了某種對文件的執迷。
柏林的藝術行業，很大程度上依靠資助生存。申請人書寫計劃書，陳述計劃核心、方案、程序、成果，年度的核心關鍵詞最好多提及，以德語書寫計劃書，是在柏林當藝術策展一大重要技能。
「寫好計劃書要花一段時間， 然後你要開銀行戶口，又要等評核，就算成功取得資助，又要等幾個月才取到資金。」她說。更麻煩的是，德國許多資助，其實要求申請人已有一定的基礎，「例如說，你要取得一些紀錄片拍攝的資助，對方會希望你已有電視台的放映合約。德國的電視台，會有一定時間作為播放紀錄片，而你有合約的話，就很容易取得各種資助。
排他的德國
柏林看似很開放，但背後實際的操作異常複雜，那時常混雜普世價值、德國人的地位焦慮、官僚關卡，甚至各式權力架構。「我不能說亞洲人在這裏的發展機會與德國人一樣。」她說。柏林的藝術圈，會有典型的白人男人優勢，「你看藝術機構的決策層，就會發現大部分都是白人男人。」
在種族平權的普世價值下，柏林許多組織都嘗試引入多元種族的視角，讓少數族裔的人有發聲的機會，但許多時候，那只是用來敷衍回應普世價值的「吉祥物」，沒有實際用途。「好像我有一名亞裔的女性朋友，在某大型的藝術組織工作，職責就是以亞裔的視角，看看展覽的論述是否全面。但事實上，她的意見不會帶來真正的轉變。」
Karen認為，德國甚至柏林，或許不是最適合自己發展的地方。「這裏的人，心中的圍牆太厚了，你要交朋友、建立自己的人脈，要非常用力，花很長時間。」她舉例說，她有德國同學，似乎真心認為她是最好的朋友，她也不明所以，後來才發現，原因應是她曾約該名德國同學一起野餐。而她們認識已經四年了。結交朋友花的時間長，而就算相熟了，相交也淡如水，「我在德國host family的祖父之前過世了，那時祖母才發現，自己大半輩子都沒有朋友。」她覺得，這在德國人身上很常見，而在柏林，再加入人們來來去去，也讓人們很難建立長遠關係。
Karen想要留在柏林，首先她在這裏已建立一定人脈，德語又達一定水平，在這裏她會比較有優勢。但另一方面，倫敦也成了她的選擇之一。倫敦的文化活動，比起柏林有過之而無不及，Karen早前到倫敦與業界人士見面，初步感受到當地比較歡迎新人，對亞裔策展人的需求也大。但倫敦的工作壓力、競爭也較大，生活成本又高，柏林仍有它的吸引之處。
流動的形態
在世界流動，可能成了許多香港人的形態。無論日後走到什麼地方，在何地流散，重要的是，你在那可能暫留的某地學到什麼？在學術上，Karen畢業論文寫的是香港，用情感政治的角度，去了解她故鄉發生的事 。「那很難令我的指導老師了解。」因為情感與事件的聯結，當中有太多不能言傳的細微變化，描述如此困難，何況還要向另一個不同背景的學者解釋。
她已用德語寫好這份論文。在不斷修改後，一旦定稿，這就成為文件，存放在世界的某處。會否有人再讀這份用德語寫的關於香港的論文？就如卡夫卡所描述的處境，那也許只對寫作的人有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