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個受訪者，憶述近年參加過哪些電音派對教他們印象深刻時，都不約而同地說起同一個夜晚。「你以為你去了柏林Berghain（柏林最有名的電音club，以其廢棄發電廠建築及森嚴門禁政策聞名）。」Nerve說。
「是近年其中一個最痴線（的party）……經典到之後一兩年，新認識些朋友，都會問你有冇聽過xxx#（派對名字）。是一個Legend來的……」Kalok說。
「那次我是凌晨三、四點自己一個人坐巴士進去，還要落錯車，其實我都幾驚。但是你愈行愈近，就開#始聽到聲音，開始見到人，你知道找對了，就是那種#感覺，然後一去到係……那次去到是真的刷新了世界觀。」Charlie說。
那次，其中一名搞手阿橙跟朋友租下一座廠房，開了兩架五點五噸貨車把喇叭及音響器材運進去，辦了一場結合Hip Hop及電音的派對。長久窩居窄小房子的香港人，在毫無防備下走進一片荒曠暗黑，高聳天花迴蕩的低音，如鋼鐵造的綿密雨點，錘擊身上髮膚毛孔。至今，阿橙提起這次派對，仍感自豪。前文提及，電子音樂派對在二◯一◯年代中期後變得更秘密化及地下化，阿橙就是其中一個地下派對搞手及參與DJ之一。他參與的派對場地遍及工廈、廢棄工廠、郊野及私人海灘等。但有時他有點不岔，「其實冇理由點解要咁驚呀，點解我要秘秘密密呀其實？我都係想多啲人知呢種音樂同文化」。一個曾經的地下派對搞手，夢想其實是擁有一個固定場地，開一間「地上」club。
工廈實現DIY club夢想
阿橙位於工廠大廈裏的工作室，除了一角放上靈性及藏傳佛教等書籍的書架，基本上就被大大小小的喇叭音響及DJ設備所佔據。阿橙亦是音響工程師，在各大派對中常見他調校音響的身影。
阿橙最初搞派對，源於一趟歐洲旅行。他在阿姆斯特丹，去過僅收到一個座標、靠自己找出地點所在的秘密rave；也去過在歐洲恍如神聖殿堂般傳奇的club如柏林Berghain和Tresor。一頭長長雷鬼辮子的阿橙，嗓子沙啞低沉。他說：「去到咁出名的club，消費也可以很低，在裏面買杯啤酒五歐都唔使。即係我哋會喺度諗，會見到人哋歐洲好正咁，點解人哋會發展到咁？」地租廉宜、另類音樂文化蓬勃，或是箇中原因；但他也留意到，政府政策不但容讓，甚至支持：「講真，Berghain咁樣，你話好反叛咩，其實佢全部嘢跟住政府，佢有商業執照。」一些在國家公園裏舉行的外國大型音樂節，也跟政府官方協議合作舉辦。「佢哋政府會同佢哋一齊做，對於我呢個喺香港大嘅人嚟講，呢個已經係mindblown咗啦。」
在香港，要開設音樂場地，困難重重。首先，《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申請需涉及眾多政府部門，如消防署、地政總署、屋宇署、規劃署等等。只要有任何一方提出反對理由，牌照亦不獲審批。其次，若選址租金較廉宜、晚上較低機會造成噪音煩擾的工廈，亦幾乎是不可能任務。工廠大廈地契用途限制工廈單位從事工業以外行業，也因而導致工廈用戶無法申請娛樂牌。香港的傳奇演出場地Hidden Agenda在工廈營運八年，三度搬遷，最終也因無法申領牌照而結業。
受歐洲之旅刺激，回到香港後，阿橙跟朋友想在此城用最少金錢，實現D.I.Y.精神，搞一間club。於是他把用來放置喇叭的工廈倉變成半私人派對場地，請城內外的DJ前來打碟，僅以口耳相傳的方法招朋喚伴。他們也不收取入場費，僅在門口放一個捐款箱，「我哋想free啲，冇咁多規矩，冇咁多要求」。外地的DJ和朋友，或到慣大型場地，想不到在香港穿越陳舊工廈停車場，搭上搖搖晃晃的升降機，就可穿越至放着電音節拍的異質空間，無不感到驚奇。
派對散落城市邊界
除了工廈，地下派對也延伸至曠野。派對組織Cipher創辦人、擁近二十年經驗的資深DJ Finsent記得，約十多年前，一班居港外國人帶起戶外派對的風潮。他們把歐洲rave文化移植至香港，發掘座落執法者雷達以外的地方，如樹林、防空洞等。Finsent去過在防空洞舉辦的派對。「我那時覺得好impressed，嘩，這種地方都可以搞party」。為了一夜狂歡，他們愚公移山，把音響喇叭逐部分搬上去。
阿橙跟朋友，有時也會從工廈移師到其他場地，舉辦規模大一點的派對，如上文所提及的廠房，或朋友的私人沙灘、山野深處等等。在特別的場地舉辦派對，準備功夫一點也不能馬虎。因應天氣變幻，要帶備大營帳遮蓋器材；有時如山路崎嶇狹窄，更需幫忙指揮交通；還得預備急救包及請懂得急救的朋友幫忙到場。耗費如此精力、時間，在山嶺邊疆放歌跳舞，除了是為營造別樣的環境氣氛，也有着實際考量：不打攪人，躲開警察和投訴，實現派對的自由。阿橙說：「可能佢（警察）上來見到你好多人，佢已經唔想工作，叫你音量調小一點便算。」
那為甚麼要在戶外空曠地方播放音樂？「音樂從空氣震蕩產生，係physical的感受㗎。headphone都是模仿那一種震蕩，但是取締不了。係要大喇叭，你先會令到你個身體有感受。」當聲音從喇叭傳出，若空氣乾爽，「你會覺得，嘩，真係好爽」；天氣霉濕，「聽啲聲真係會覺得冇咁有力量啦，你覺得會隔了好多層。」有時，強勁音樂下，「成個環境有個wave在震，係會睇到眼前的東西在震。」把rave回歸根本，就是音樂與空間、人與環境的互動，當下的片刻無法重複。「真的可能每天聽到的聲音都不同，我覺得這就是吸引我嘅地方。」阿橙說。
「如連玩都冇得玩就很悲哀」
他記得有次他們舉辦戶外派對，遠處有對父子在釣魚。不久後警方便接獲投訴前來，不過，連警察也認為聲量不足以造成滋擾。他說：「那我就在想，為甚麼他們要報警？應該是他不知道怎向兒子解釋這班人在做甚麼？於是報警處理就是唯一一個他可以想到的合理做法，而且在他們角度上是正確的。」阿橙說：「你問（rave文化）是不是邊緣化，我認為是的，不多不少。」因為電子音樂派對的音樂、聚眾跳舞的特性，也因為被外人聯想到毒品迷幻派對等，「覺得你哋班人『壞』，連家長也無法解釋得到這班人在做甚麼。」他說。
「其實冇理由點解要咁驚呀，點解我要秘秘密密呀其實？」
—阿橙
約兩年前，因為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阿橙跟朋友無奈結束在工廈的空間。偏遠的戶外派對，既勞累，也得與警方周旋，他也很少再舉辦了。他也想不再秘密、昂然無懼地搞電音派對，搞一間「地上」的club，卻沒有足夠資金應付牌照所須滿足的嚴苛條件。他想起在派對看過的年輕人，投入舞動，迸發青春閃光，「這班人是有活力嘅一班人，我都想幫他們，我都想讓他們玩呀」。如果許多人在這個城市，感到無路可逃，「前路你做甚麼都唔得，有甚麼想法也唔得，（派對）係唯一一個地方可以俾你盡興，俾你年輕」。
「你明白嗎？都唔多唔少，如果喺個城市，連玩都冇得玩呢，真係好悲哀㗎啦。」近年，他跟幾個朋友組成Good Kid Bad Students組織，跟街上cafe、餐廳甚至果欄合作，在光天白下辦Block party，也是一種希望把rave文化主流化、走入公眾眼簾的嘗試。
最「接地氣」的派對 茶記、果欄變身打碟場地
部分。（受訪者提供）
每周四晚上八至十點，穿越油麻地的白背心阿叔、性工作者、煩躁的果欄工人，便會看到一幀奇景：數十個作Y2K或暗黑打扮、紋身穿環的青年散落十字路口，對着在cafe內的DJ所放的節拍搖頭舞動。這是Good Kid Bad Students（GKBS）早前持續約六個月的計劃。本來他們租了一個鐵皮排檔，開放DJ設備，讓感興趣的人「跟機打碟」，每人輪流玩十五分鐘；後來因食環稱牌照限制排檔經營時間到晚上八時，他們就把設備移至旁邊的cafe裏，直至數個月後因不敵投訴，最終停辦。
「這個社會依家係唔准人開心，有時我覺得（指政府思維）你們的開心，要建基於我們所給你的框框下去開心。」GKBS另一創辦人Quinton說。他想起被食環及警方多番上門介入叫停，如此說。
他指，他們所用的喇叭不過一般藍芽喇叭大小，而且到晚上十點就乖乖收檔。有一次，投訴人更無中生有，指他們聚賭。他們搞街頭開放打碟（Open Deck）的意念，源自美國黑人的block party，「在膊頭托一個boombox，人們就在街上玩」。而開放打碟則鼓勵年輕人或新手DJ練習表演，積儲名氣。有的年輕人本來羞澀，一直看別人打碟，不敢自己打，Quinton就問他：「你嚟咗三個禮拜，你喺度做咩？」他才鼓足勇氣走上DJ台。
短短幾個月，派對也融入社區。對面排檔有些阿姨聽得很high，還點歌要求播《帝女花》；喜愛音樂的南亞族裔、非洲#年輕人也會每星期定時到場。去年十月，他們更擴大陣容，舉辦「休孖Day Fest」，在茶餐廳甚至果欄裏搞派對，讓電音派對不再局限地下場景。「香港人一聽到『電音』，就會覺得『哦你去蒲』、『你係壞人』、『你落Disco』。」Quinton說。他們舉辦具社區趣味的街頭派對，希望把電音文化走入公眾視野。
他說：「其實我覺得不需要這樣着緊underground還是主流，underground的人都有在蘭桂坊搞過派對。我覺得我們的角色是想嘗試將地面及地上混合，將所謂嘅underground變得冇咁小圈子。」他形容香港人音樂口味長期被「K歌」影響，最好「有structure、跟到唱」；又指香港跳舞音樂落後，蘭桂坊至今仍播放他十八歲時會播的歐美舞曲（他現時三十五歲）。或者，若電子音樂進一步走入年輕人文化，他夢想的情境會發生：「UK有UKGarage、Dub，柏林有Techno，Chicago有House，或者香港也會有自己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