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人 「職工盟」秘書長、「支聯會」主席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
「89 民運時，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之後，大家都關注事態發展。我記得『學聯』開始上街，我們看到學運在國內是澎湃的，對我來說有個感覺，就是我們『砌』了這麼多年，希望中國走向民主，那時就是黃金時機實現夢想。」
「426 社論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之後，差不多個個人都走上街。感動的地方是香港人自發寫橫額、畫公仔、搞創作，這些也都很寶貴。那時團體頗不濟事，我咁大個仔未見過咁多人上街。」
在整個運動中，他也在前線，主要負責糾察長的工作，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八號風球四萬人上街遊行到新華社。「我作為工人運動者，又聽到全國總工會罷工了，感覺很興奮，革命已經來到。另一次就是百萬人遊行。」5 月27 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他也做糾察。
「我一直在外沒有參與核心，六四完了我才參與核心。由選舉『支聯會』常委那次開始進入核心。六四對我衝擊太大了。我做常委很自然，我是香港人救的，對運動要永遠承擔，我知道應該當選。我對當時會議沒有什麼深刻印象，一心想着怎樣把活動搞好些，接着來的是百日祭。」
他說的「我是香港人救的」是指他帶捐款北上支援民運學生被扣留的事。「我帶了一百萬港元捐款上去北京，給扣起來時，收條寫的是二百萬。扣留的錢比我帶去的多，是因為那是在天安門的學生之前籌募的錢，都交給了我。」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包括了對中國民運而不單是香港的工運承擔。」
問他對寫悔過書一事還有沒有留下陰影？「我在香港做嘢照去，香港人某程度上幸福得很，在一國兩制下有安全感，我完全沒有驚的感覺。某個程度的陰影是，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很tough 的人，我都是要簽悔過書回來，對我性格上留下了些陰影，而並非事件對我留下心理陰影。令我會懷疑自己是否到最後都不是一個堅强的人，不可以承擔太大痛楚太大的苦難。現在間中仍然有想一下，如果重複一次我會怎麼做，會否到某些關節我還是會不夠tough 呢？」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