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的是一種紀錄的力量，我們還可以借遊戲記下香港的事，在設計的時候也令我們更認識自己活着的土地。」
他們是中學同學，中學的校園生活實際乏善可陳，讀理科班的男生們總有人在書包藏着幾副卡牌遊戲，待下課鐘聲一響，便圍在一起耍牌聊天，見到老師走過，便有默契地把手上卡牌塞進書桌底下。
那些年，沒有沈佳宜，桌遊拼湊出他們的青葱歲月。
中四的暑假，他們一起去了短途旅行，旅程上不知誰帶來了一盒《富饒之城》（Citadels），結果男生們花了一整日躲在酒店房裏玩桌遊。他們記得在學業壓力最大的那一年，除了考試和補習外，桌遊令他們成為了中世紀的城堡領主，他們可以放下書本，借助卡牌上不同角色建設領土上的豐功偉績，有時他們是三國將領，能統一一天的天下。遊戲過後，他們又要回歸學業，重新埋守書堆，但仍然感激桌遊令他們無悔青春，擁有過做夢的日子。
十幾年後，池俊文和廖璟熹都成功自大學中畢業，但選擇放棄了生物科學和資訊科技的本科，成為了桌遊設計師。他們想設計給下一代一個更寫實的的白日夢，一個關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呂樂是香港史上重要的角色，他在長洲長大，年輕時曾為擦鞋匠、派報員、人力車車夫和苦力，後來加入警隊成為巡警，因屢建奇功，一次又一次掃蕩黑社會集團，加上在雙十暴動中鎮壓暴動表現出色，被伯樂提拔為華探長，駐守荃灣警署。往後呂樂一步步平步青雲，晉升至香港區警務署總探長，獲得英女皇頒授殖民地警察獎章。但當政府部署成立廉政機構時，貪污成風的警界不少高階警員立即提前退休，移民離港，呂樂便是其中一員。廉政公署正式成立之後，這位有「五億探長」之稱的華探長立即被追緝，香港法庭向其追討九百九十三萬的賄款，但因無法將其遣返回港，呂樂最後得以安享晚年，直到八十九歲才於加拿大病逝。
池俊文、廖璟熹和朋友首個設計的桌遊便以這段真實的香港歷史作為背景，並以《千億探長》（Billionaire Sergent）為名，讓玩家重回貪污成風的昔日香港，扮演當中的一員，從中體驗人性貪婪的一面，了解惡之根源。遊戲的玩家會先抽取身份卡，分別擔任探長、受賄的警員與初入職的好警員三角，再透過一次次的出勤、現場搜證與法庭審議，進行對弈與計算。遊戲共有六個步驟，分別為分配職責、執行任務、檢查報告、廉潔指數調查、法庭裁決和結束回合，遊戲會進行五個回合，每個回合在聆訊階段後便會得出勝利一方，如其中一個陣營已合共勝出三次，遊戲便會結束。《千億探長》有趣的是玩家的角色會因應賄款數目改變轉變，並連帶更改勝利條件，玩家可選擇堅守正義，打擊罪惡，也可選擇為勝出而與黑暗同流合污，貪贓狂法，遊戲考驗人性一面，且帶出善惡原在一念之間的道理。
「遊戲中好警員不能拒絕賄款，當他們在幾輪的回合中得到愈來愈多的賄款時，到某個數目便需由白轉黑，有些玩家這個回合仍是好警察，但會因為計算到結果，先下手為強，率先破壞證據，為下一回合轉成壞警方的自己諦造勝利條件。這大概便是白和黑之間的灰色地帶。而貪污的警員在設計規則中，我們也加設了另一個勝利條件，他們能透過破壞好警察查案，使法庭審訊失據外，另有一個獨贏的方法，就是玩家集齊大筆的賄款獨自潛逃，這令黑暗一方就算同坐一船上，也不會輕易相信對方，這也是邪惡一方的特色。」 池俊文解釋道。
規則書成史書
他們推出這盒桌遊遊戲時，起初曾受邀多個傳媒訪問，記者和他們壓根都沒想到社會其後會一直發展出連串的社會運動，警民關係徹底崩裂。
早在動蕩之前，他們已經計劃在遊戲中融入不為人知的香港歷史，在《千億探長》的規則書與遊戲卡牌中，他們更詳細列舉出香港重要大事，如香港五十年代的雙十暴動、六十年代初的制水歲月，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一九六七年的沙頭角槍戰、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與一九七四年的抵壘政策等。並在遊戲推出後，在官方網站中他們如此寫道：「作為香港人，我們有責任去保存我們的本土歷史……希望更多人可透過此遊戲了解更多香港的歷史，或藉此提高對香港本土歷史的興趣。」誰也想不到因遊戲涉及貪污舞弊等題材，一直無法打進內地市場，但他們不打算更改以香港故事為設計的初心，仍然部署以香港盂蘭節和2047年的香港為題，推出新款桌遊。
「這幾年，我們由最初只想為自己下一代設計桌遊，變得不再純粹，尤其遇上這幾年香港政局變化，我們覺得也許這是一種責任和渠道，以巧妙的方式紀錄有關香港這個地方的歷史。」池俊文續說。
包裝在森林中的逆統戰
遊戲如果像哲人說的是存在的一面鏡子，那麼它也是社會的一道反映。
近年不少教育機構設計桌遊，希望藉以推介不同教育議題，令孩子在遊戲中明白理財投資、環境保育、人生規劃和情商管理等等題目。桌遊不止是教材，它亦牽涉到政治之中，如由以台灣為基地的民間志願團隊設計的一款名為《逆統戰：致地與海的革命者》的桌遊，因以以「紅軍」、「台灣」、「香港」、「維吾爾」、「藏國」等不同角色作為遊戲背景，打着「是桌遊也是現實」的旗號，事激發中方發言人點名批評。設計者表明無意透過遊戲提出教育意義，但希望玩家從遊戲中明白「只要用對的方法，縱然再弱在現實也有一點取勝的機會」。這款遊戲因含有一定的政治意識，容易觸及國安法紅線，但推出以後反更牽起兩岸三地的目光與訂購，銷售數目驚人，當中不少為中國內地訂單。
桌遊公司後礙於題材敏感，為此設計了全新的桌遊包裝，把原先桌遊的內容物放進一個以名為「森林裏的遊戲」的包裝盒中，盒面繪畫了和諧可愛的卡通，一個提着笛子的牧童走進森林之中，再以此包裝將桌遊運送到中國買家手上。不少買家收到包裹後，都紛紛為外盒感到意外，更直接牽起不少民間討論。
廖璟熹和池俊文都明白繼續以香港為題材設計桌遊，審查將會愈來愈多，工作亦會愈來愈敏感，稍有思考不周，可能會觸及法律底線，然而這並不足以打擊他們的初心。「如果說這幾年遊戲給了我什麼，我想到的是一種紀錄的力量，我們還可以借遊戲記下香港的事，在設計的時候也令我們更認識自己活着的土地。」廖璟熹說道。
一手包辦市場、宣場與零售
他們開設了自己的桌遊工作室，公司成立了將近三年時間，當初一同成立公司的兩位朋友後因正職繁忙，陸續退出桌遊設計，原本的四人幫只剩兩人作戰一下，廖璟熹除了桌遊外亦身兼攝影工作，只有池俊文是全職的桌遊設計師。他們說香港全職桌遊設計師不多，大概一隻手便能數齊，這個職業聽似好玩，但其實面對不少難題。
「開設了公司後，發現設計桌遊牽涉許多市場考慮，亦涉及了銷售和生產，要運用平台和媒體作宣傳，同時又要學習和零售商建立合作關係，這帶我們去了一個大人的世界。」他和廖璟熹都異口同聲地說，工作室靠《千億探長》賣出的錢並不足以維持這幾年的日常營運，因桌遊原本的生產印刷成本極高，而且設計遊戲本身關係到繁複的機率計算與步驟設計，對設計師本人的身心而言也是一項極大的消耗。
「但我從一開始已知道這並非易事，甚至本來在香港追夢就很難。」池俊文是這個年代仍然「煲game」的人，愈難玩的Game，他愈起勁，將近面對三十之惑的年紀，那時的男孩已不再是男孩，他和廖璟熹都知道他們不再是當初那個在青春夾縫中圍坐書桌邊偷偷玩牌的少年，當遊戲變成真實的一門生意，在有限的資源和微細的市場下，他們如手握同一手爛牌，但時代教他們愈爛的牌，愈要認真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