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的規限
Simon的案件，目前仍未正式開始訴訟，為什麼已經要開庭聆訊？「我們希望先取得港鐵的閉路電視片段，以及查明涉事警員的身份，所以向法庭申請，在訴訟前先做一次特別指向的文件披露。」代表Simon的律師林洋鋐解釋。
民事訴訟有一個既定程序，雙方律師需分別提交訴訟書、抗辯書和答覆書。在法庭存檔後，就會開始「文件披露」的程序。訴訟各方必須披露自己所管有、保管、控制與訟案有關的全部文件，即使文件對自己一方不利亦不例外。訴訟各方均可查閱對方清單內的文件，假如訴訟一方認為對方還有與案有關的文件未披露，該方可向法官申請頒令，迫使對方披露那些文件。
民事案與刑事案的最大分別，在於刑事案有緘默權，任何對事主不利的資料、文件甚至作供，只要不是事主自願提出，都不能成為呈堂證據。「民事訴訟的重點，在於披露相關資料是否對案情必要，能否減省時間和金錢。」林洋鋐補充，「即使取得涉事人員的身份，並不代表辯方已經敗訴，之後同樣要進行所有訴訟程序。」
區域法院法官梁國安在九月十八日頒布書面判詞，認為原告方要求現階段披露資料是「偷步」。涉案地鐵車廂內沒有安裝閉路電視，法官認為只有拍攝到原告Simon被打的片段才有用，沒有合理原因披露片段給原告。然而，法官同意下令授權警方，使用港鐵早前因為其他案件而交出的閉路電視片段，查找案發經過的片段。
另一方面，由於負責調查的督察未能從警員的記事冊找到與事發有關的紀錄，警方表示未能識別涉案警員的身份。原告要求的所有資料未必存在，僅僅是原告認為有關文件存在，法官認為現階段無法披露資料。
沒有證據不能隨便提告
林洋鋐坦言對判決感到失望，「當日警方的行動安排，調派過什麼小隊，怎可能沒有記錄？」然而，民事訴訟的文件披露程序只問三個問題，第一就是存在與否、第二必須與否、第三就是相關與否。「除非訴訟一方能夠提出證據，證明對方一定持有相關文件，否則對方表明沒有就是沒有。我們不可能有證據，難道闖入警署偷竊嗎？」
誠然，在誓章制約下，給予假證供會有刑事責任。不過，就算原告方從其他渠道得到文件，而無法證明被告是事先知情，被告也毋須負上刑事責任。「這也是司法精神，沒有證據不能隨便提出訴訟。」
民事訴訟的程序與刑事訴訟的設計有相當大分別，刑事訴訟着重法庭上的辯論和盤問，指控和證據經常混在一起，經常改變討論焦點。民事訴訟的規則，就是要在訴訟開始之前，已經要說明指控，擺好龍門。控辯雙方按指控寫狀書，索取證據，由雙方律師各自完成證人供詞。所有文件都要在審訊之前交上法庭，雙方律師會按證人供詞盤問。如果在審訊時才提出重要文件，反而會遭受法庭質疑。
林洋鋐當初是基於兩宗同類案件的判決，決定在訴訟前要求特別文件披露。正如教大學生梁耀霆控告警務處長一案，也曾向港鐵索取閉路電視片段，獲法官批准。然而，控告對象不同，法官梁國安認為此案例不適用於Simon的案件。「因為此案被告是警務處長，我們是向被告一方索取資料。港鐵是第三方，與案件無關，法官梁國安認為做法不適用於此案。」
想得到更多資料
「當初不惜負擔訟費風險，就是希望法庭嘗試理解，我們需要找出涉事警員的原因：前線警員不應該行使不合理暴力，而毋須承擔後果。」林洋鋐解釋。
法官梁國安在判詞指出，這是一宗簡單直接的人身傷害索償案。林洋鋐理解，對於法官而言，問題可以很簡單：原告當時是否被人打？打人的是不是警察？當時的環境是否不合適？假如全部屬實，警方就要賠償，案件完結。「但係我們希望做多一步，找出涉事警員，同時盡可能獲取最多資料。」
警方已向法庭保證，一旦發現片段有與索償相關的情況，警方會調查涉嫌施襲的警員身份，並披露予法庭。林洋鋐認為此舉一來浪費法庭時間，二來會令他們的訟費大幅上升，有違民事訴訟的邏輯。假如訴訟已經展開，在文件披露的階段找到涉事警員的身份，而控方想要同時控告警員，需要修改告票。如此一來，之前提到的訴訟書、抗辯書、答覆書都要再做一次，審訊又會延期。「整個訴訟程序會延長九至十二個月，我們要負責全部新增的訴訟費。假如最後敗訴，訴訟費會相當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