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社會創新實驗室成員區婉柔放棄做規劃師放棄做一份好工投身一份不容易向人解釋的Dream Job 究竟是為了甚麼？

23.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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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歲那一年，修畢測量、也讀過城市設計的區婉柔（Hermion），一天收到規劃署的聘用通知，她應徵見習規劃師的面試通過了，入職起薪點有二萬三千元，「做兩年後，可以去『大firm』；或者繼續在政府工作，條path會好順暢，人工好高。」那年是2018年，香港還在不斷發展、重建，如今亦然。

她有點掙扎，因為同時有一份「dream job」向她招手，因那份工作，符合她對投身社會的理想，「希望人人變得更好」；不過，工種新，亦意味她要「轉field」，也得放棄當公務員平步青雲的大好機會，「但會知道自己在做正確的事，不必擔心當上規劃師後，一天要做拆村決定，或者要繪畫『北部都會區』的圖則。」她強調，規劃師有其重要角色，「只是貢獻社會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

結果，她選擇了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從事社會創新實驗。

很難三言兩語解釋自己的工作

這個決定，她的爸爸相當反對，卻又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我需要經常落區。」她坦言，有時難以三言兩語向別人解釋自己的工作，尤其每逢春節拜年，她索性跟親友說，「我做緊NGO。」那時，大家總會好奇地問，「是不是賣旗？」

Hermion很想告訴別人，非牟利組織不限於籌款賣旗或派發物資；此外，還有不少實踐社會創新的組織，都試着以創變思維去解決社會問題。譬如她每天上班奮力推動的專項計劃 — 「賽馬會“創不同” 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雖只佔一個工廈單位內的小角落，但已集合不同專業範疇的實驗室成員，每天，許多有趣的意念就在那裏催生。

如果你還願意知道更多，她想再告訴你，這個社會實驗組織，是在2016年引入和改良荷蘭組織Kennisland的Feed Forward研究方法（透過進行社區考察，編寫人類學誌，梳理及分析故事，建議實驗雛型），去回應本地社會議題，推動公共政策及服務的改變。

又也許，你也曾在社區見過他們的實驗雛型：保安道遊樂場曾有一個報紙架，用以測試圖書館服務擴展至公園空間的效果；荔枝角公園的草坪上，一度以雙重圍欄劃成一個「人寵共融公園」的寵物活動區，還加了入教育元素；還有，在深水埗東沙島街佇立着一個「烏龜路牌」，路牌由學生創作，以測試司機駛到學校區時會否減速。

忽視社會上的聲音政策會變得冰冷

這些實驗項目都是臨時性，完結後就會撤離社區，再檢討成效，提供作為政策制訂的參考和建議。

只是，如果Hermion當上規劃師，豈不就可以直接從體制內推動創變？她認為不可行，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法也較難跳出框框，「有些朋友在政府工作，他們認為被拆村的人很慘，可是繼而便說，『但好多人無屋住喎』。」

一來避免成為平庸之惡，二來她認為政策的制訂不應只由社會「精英」或「專業人士」來操刀，那並不民主；反之，她希望人人都能發聲，「好多時為了要快，忽略（聆聽社會上的聲音）這部分，政策制訂會流於冰冷。」

Hermion說，她從前是個數理人，考上測量系，本來希望從事與城市空間有關的工作，致命傷是「測量太悶」；至大學四年級，她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進修城市設計的暑期課程，在課堂上聽到Jan Gehl的理論，例如空間的使用必須回應人的生活，例如應如何從人的角度設計空間，又例如怎樣邀請用家參與其中，Hermion大受啟發，開始以新的角度思考社區，認為不應單向式的回應社會需要。

「這是關乎平等和尊重。」雖然信念堅定，她卻不知如何在未來的工作上實踐。她跑到英國倫敦大學學院修讀城市設計與規劃碩士課程；畢業後，她在一家城市設計公司覓得工作，負責菲律賓的填海項目，即使經常前往當地和居民見面，但談話的地點是一間會議室，她感到「不是那一回事」。

落區是大事跟街坊傾談如魚得水

機會忽然從天而降。那時，Social Lab正就一項街道實驗招募義工，她注意到實驗以人類學作為研究方法，需要落區接觸街坊，她很雀躍，於是趕在死線前遞交報名申請，成為了其中一位labber (實驗室成員）。

落區是一件大事，團隊設定的訪談主題，不止關乎行路體驗，亦希望了解街坊的生活日常。譬如有長者會告知出門覆診的時間和路線，亦有長者反映紅綠燈轉燈太快，不夠時間過馬路。「曾有一個來自基層家庭的小女孩帶我們到公園玩，仲話『條街多啲嘢去玩就好啦』。」

Hermion坦言自己的性格內向，不愛社交應酬，但與街坊傾談和進行家訪，卻是輕鬆自在，如魚得水。「人類學的核心價值，是對power dynamic（權力關係動態) 的理解，意識到如何與人平等相處、不是高高在上的去幫人；收集回來的有血有肉故事，能讓人同理和了解街坊的真正需要，從而設計實驗雛型，過程十分evidence-based（實證的）。」

每個人的想法都有智慧和能量

而那次經驗，亦促成Hermion決心選擇這份實驗室工作，「除了行政雜務，每天就不斷思考，再動手實驗，再思考，又再實驗。」她說，每個項目由籌備到完成，大概橫跨大半年，時間看似充裕，實質亦不算多，「因為人類學的研究方式，講求深耕細作，若時間不夠，會再落區落密一點，開會開密一點。」

她舉例，早前完成探討基層醫療發展的「日日健康室驗室」，其中的士司機健康實驗，團隊成員就花上數個月進行過密集式落區，因為找到的士司機他們訪談並不容易，一來的士司機沒有固定工作地點，二來亦要因應早夜兩更司機的出沒時間，分早晚落區。

最後，他們「野生捕獲」近四十名的士司機進行訪談，「出於尊重，想盡量問多一些人，至少要知道不同viewpoint。」Hermion說，收集了司機大哥的健康小故事後，團隊成員連月進行馬拉松式的討論，大概每周一次，由晚上七、八點討論到凌晨兩、三點。

他們不斷梳理脈絡、反覆思辯。譬如，的士司機是三高的高危一族，應該鼓勵他們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但有人會問，「評估過後，是否就能健康？」那麼，何謂健康？「不需活到一百歲，但每天自由自在、活得快樂，是否健康？」也有醫護界別成員分享觀察，「病人按醫生吩咐後嘗試從生活習慣改善健康，最終有了效果，但他們也不一定歸因於新養成的健康習慣……」

Hermion說，有時討論變得激烈或離題，她會發揮協調角色，讓大家回想實驗的初心，「我的角色是製造一個土壤，讓不同領域的人去分享想法，每個人的想法也有能量和智慧，互動起來就是一個共創（co-creative)過程，會令人看到當中的美麗之處。」

她說，每個實驗項目以短期形式呈現，看似沒有結果或成效，事實上，它推動的是，政策在落實之前，人人能夠平等交流、發聲，繼而彼此同理、互想尊重，「這個過程也會令每個人變得更好，我希望人人都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