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拿起刷子，把牆上的粉色掩蓋，白色油漆下的一抹粉紅，仍是清晰可見，猶如同性戀者被強行改變性傾向。
封面題目的「拗直」 意指「性向試改」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SOCE），是指所有為消除同性性吸引，促使個人被異性性吸引的嘗試，最常見的方式為接受俗稱為「拗直治療」的療法（conversion therapy，或稱扭轉療法、轉化療法、性傾向治療、性傾向矯正療法、性傾向迴轉治療等等）。此等「治療」建基於假定同性戀是病，需要醫治的認知概念之上。
早在五十年前，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已投票表決， 把同性戀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DSM）中除名。然而，今時今日的香港，仍有性小眾接受各形式的「拗直治療」，並因此遭受巨大的身心創傷。
在今年的國際不再恐同日來到之前，我們探問：「到底是什麼讓人拿起這把刷子？」
什麼是「拗直治療」？全球各地已立法禁止的「治療」在香港仍有所聞？
「拗直治療」的源起
美國精神醫學會於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把同性戀歸類為「社會病態人格疾患」，意味着視同性戀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精神疾病。「拗直治療」的歷史甚至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紀，傳統的「拗直治療」以厭惡治療方式進行，即透過處罰壓抑人類對某事物的欲望。有記錄以來，世界上第一次以電擊治療同性戀於一九三五年出現，當時曾用於正統精神病治療中。英國亦曾以化學閹割來治療同性戀，並以此作為觸犯同性戀法例的刑罰，當中受害人包括被譽為人工智能之父的艾倫·圖靈（AlanTuring）。
「拗直治療」的形式
「拗直治療」的形式多樣，包括電擊、靜脈注射、宗教行為（祈禱、禁食）、心理輔導、參加性向轉變課程、自我壓抑等。
全球多國已立法禁止「拗直治療」
聯合國人權專家曾批評「拗直治療」為性／別小眾帶來巨大痛苦，呼籲各國全面廢除。加拿大、瑞士、法國等多國已立法禁止「拗直治療」，加拿大國會於二○二一年一月落實全面禁止「拗直治療」，法案於去年一月正式生效，提供「拗直治療」和促使別人接受「治療」者最高可被判監五年。在香港，目前未有法例規管「拗直治療」，立法進程未明。
香港的「拗直治療」
瑪麗醫院曾於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間，為最少二十名男士進行電擊，意圖改變其同性性傾向。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及香港心理學會分別在二○一一年及二○一二年發表聲明，指出同性戀非疾病，同時指「拗直治療」未有科學根據和臨牀證據支持效用，亦未有根據證明治療無害。
根據提倡性小眾自我接納（LGBTQ+ Self-accpetance）的組織真光社於今年發表的「香港性向試改研究報告」，本港有兩成性小眾曾經嘗試性向試改，沒有受訪者表示嘗試有效。近八成受訪者因試圖改變性傾向而出現自殺念頭。
「拗直治療」的真人真事
歷年以來，全球各地都有不少「拗直治療」過來人現身說法，控訴治療帶來巨大身心傷害。
去年十一月，LGBT+ 性小眾友善組織PrideLab出版了《以愛之名：香港「拗直治療」經歷者真實故事》，講述家寶（化名）由其母親帶往接受以靜脈注射形式進行的「拗直治療」。紀錄片《禱正：反同運動的醒與慟》（Pray Away）則以反同組織「國際北美出埃及」（Exodus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為核心，該組織前領袖在片中承認「拗直」療程對性小眾造成傷害，最後解散組織。美國電影《被抹去的男孩》（Boy Erased）以真人真事改編，講述身為牧師之子的男同志被家人強迫進行「拗直治療」。
「拗直」過來人張煦峰背負創傷十八載 去年確診複雜性創傷後遺症 矢志投入性小眾輔導伴同路人同行：希望不會有下一個受害者出現
張煦峰（Alvin）的經歷，說來話長。距離他接受「拗直治療」迄今，已有十八年。二○○五年，他在具有基督教背景、並以性小眾羣體和其家人為服務對象的「新造的人協會」經歷為期一年的「拗直治療」。即使治療停止，過程帶來的創傷仍如影隨形，一直折磨着他。「這十八年就好像鑽進了一個黑洞裏面，這個黑洞裏面的時空是扭曲，和外面的很不同，外面的人看到我又不知道怎樣幫我，我亦不知道怎樣出來」。
所謂「拗直」，早於接受「拗直治療」以前已開始，也沒有在一年「療程」過後就結束。他解釋：「『拗直』是一個一連串內化社會期望的過程。」
否定自己是同性戀
香港在一九九一年才正式落實將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Alvin是八十後，回憶起自己的成長過程，外面的世界都對同性戀持否定態度。父母為基督徒，他從小到大都上教會，教會不認可同性戀，爸爸甚至曾為他針灸，以求改變其性傾向。另一邊廂，傳媒和流行文化亦對同志羣體貼上負面標籤。「我覺得性傾向歧視是關於整個文化的壓迫」，故他從小就開始否定自己的同志身份，很早就有「內化恐同」的傾向，「社會覺得異性戀才對，同性戀是錯的。」中學的時候，同學曾取笑他跑步的姿勢「乸乸哋」。「記得中學時候的紀念冊，我是寫着『我不是基』，要刻意去解釋我不是『基』（gay）」。「不停覺得我不是『基』，我也是喜歡女生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其實小時候已經在『拗直』。」
就讀大學期間，他對一位同是基督徒的同學產生好感，並向對方出櫃；然而，對方無法接受同性戀，告訴他：「不要緊，神幫到你」，並建議他聯絡「新造的人協會」。原本已討厭自己同性戀身份的他，慢慢陷入黑洞之中。
治療如同虐待和侮辱
那年，他二十一歲，在中大主修工程，副修音樂，醉心單簧管。原本的課後活動是與心儀男孩一起練習樂器，開始「拗直治療」後，男孩仍在身旁，二人卻不再一起玩音樂。協會輔導員叮囑他應與同性「建立健康的朋友關係」，亦把他對男方的感情稱為「情感依賴」。「他們有一套理論，就是相信建立了健康的同性關係之後，自然就會慢慢喜歡異性。」在輔導員的指導下，Alvin與那位男性朋友「一起對付內心的同性戀」。「其中一個輔導環節就是要我打電話給那位男生，然後他就要掛斷電話，令我死心。」十八年後，他回到中大校園接受訪問。他在曾經每天練習單簧管的地方，翻閱兩本在接受「拗直治療」期間寫的日記，「我還會在日記寫：你這樣拒絕我，你真的做得好。其實現在回想，就是不停打電話給他，然後不停被他掛斷，內化成一種被虐待或者被侮辱的感覺。但我又會覺得這件事是對自己好的，是在去除內心的魔鬼。輔導就是對付自己的性慾，對付自己同性戀這個部分。」
輔導員亦以他需要「同行者」為由，邀請他參加「生命更新小組」。在小組內，一眾性小眾聽取牧者、社工、醫生的分享。他們以猶如「洗腦」的方式，引導各人不要繼續走同性戀的路。小組導師曾言：「如果你喜歡一個同性的話，就想一下這個同性的不好的地方。」以至於他每當對誰有好感，就會開始思考對方的缺點。一年之間，他聽盡協會否定同性戀的言論，指同性戀「是病，是罪」，提及「同志關係很亂」、「沒有真愛」；又目睹自己的輔導員原本是同志，也聲言已改變自己，和太太結婚生子，讓他一度以為自己也可以走上如輔導員同樣的路。當時，他處於極度壓抑的狀態，曾應輔導員要求禁慾一年，「如果看到電視有男生赤裸上身跳水，我也馬上關掉電視。」
無奈放下單簧管 暫且放棄音樂夢
日記的字跡恰若其回憶紛亂，他笑言自己的字不好看，偶爾也要把日記簿湊近鼻尖，辨認自己的一字一句；但那年的孤立無援，仍是歷歷在目。「我會覺得接受同性戀的人是異端，我要遠離他們。有些人不接受同性戀，例如教會的人，我就覺得既然你都不接受，你就是不明白同性戀。於是，我就好像和身邊的人相處不了，很孤單，慢慢就鑽進自己的世界裏面。」
那一年伴隨他的，就只有日記和單簧管。這兩件物品，如今還在他的身邊。日記簿上的記憶碎片，是創傷的憑證，亦是他宣洩情緒的出口；單簧管則象徵着他受「拗直」創傷影響而無法圓滿的夢。對他而言，「拗直」等同「逼自己滿足別人和社會的期望」，導致他強制自己迎合，刻意改變自身形態，擠進由別人建構、名為「正常」的框架。除了強逼自己迎合主流的性傾向，也內化了外界對自己的一切期望。當年單簧管老師隨意的一句說話，猶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老師曾對他說：「無論你整體表現有多出色，整首樂曲只要有一個錯音，別人都會記住那個錯音。」於是，即使在緊張的情況下，他也不容許自己出錯。物極必反，當時的他只要開始演奏，便不停打噴嚏，根本無法吹奏單簧管。從小學便開始學習單簧管的他只能放棄音樂夢，他苦笑說：「如果沒有『拗直』，現在我可能是一個樂團裏面的單簧管首席。」
當時的他思緒混亂，內心的鬥爭和拉扯不斷。「『拗直』的過程太辛苦，導致身體很弱，不停病，幾個星期又病一次。」抑鬱與焦慮同時襲來，讓他一度有自殺念頭，需要服用血清素和鎮靜劑。原本觀念保守的母親也感到不忍，過去總是把同性戀與愛滋病混為一談的她對他說：「張國榮都係咁啦」。身心狀況疲弱，又眼看家人態度逐漸軟化，他決意離開「新造的人協會」，轉而尋求沒有宗教背景的輔導。然而，離開協會，並不代表他從幽谷走向光明。
為了紓解抑鬱與焦慮，他嘗試接受家庭治療。然而，輔導員並沒有引領他找到宣洩情緒的出口，當時的輔導員「把同性戀歸因為後天的成因，例如家庭關係。」結果不止無助鼓勵他自我接納，只讓他不自覺地步進另一個漩渦，轉而剖析自己的性傾向會否真有成因，「愈來愈多框框加諸在自己身上，由一個『拗直』的框跳出來，去到另一個輔導的框框」，「我經常都形容『拗直』就像紮腳，紮了以為很漂亮，但其實是內化一些令自己傷殘的東西。」
未曾痊癒的傷口，再度惡化含膿。他漸漸出現解離狀態（dissociation），無法將自身與周遭環境連結。走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他只覺滿眼都是陌生的風景，曾致電朋友訴苦，訴說自己「好像在外星」。「傷害重重複複，我就好像身處在一個地獄裏面打轉。」去年三月，精神科醫生診斷他患上複雜性創傷後遺症；去年六月，心理學家評估他患有解離型的創傷後壓力症。此時，距離他接受「拗直治療」，已有十八年。
曾經內化恐同 如今高呼Born this way
「拗直治療」的創傷與後遺症，一直與他共存。幽谷之中，他還是不住地對自己說：「要走出來，要走出來」。他在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工作碩士，成為社工；轉到同志友善教會基恩之家，得到教友的接納；亦在二○一五年左右開始接受傳媒訪問，揭露「拗直治療」的禍害。初期報道均以化名刊出，後來他慢慢察覺發聲有療癒作用，遂願意以真名受訪上鏡。曾經深陷內化恐同困局的他，現已逐步逐步走出掘頭路，擁抱性小眾身份。他約在五年前出櫃，甚至在辦公室掛上彩虹旗，穿起印有「Born this way」的T恤，走出黑洞。
「拗直」那年，他是大學生，現已快將踏入不惑之年，在春暖花開之際重回承載着自己回憶的大學校園，他淺笑着道：「傷痛已經造成了，反而是要接受自己這些傷痛，更加懂得愛自己，更加懂得接納自己，將這些詛咒變成祝福，令到不會再有下一個受害者出現。」傷口尚待復元，他希望以「拗直治療倖存者」的身份，幫助與自己有同樣經歷的過來人。
投入性小眾輔導 強調接納性取向
他發現， 在傳統機構工作， 即使有意發展性小眾服務，多是有志難伸。於是，他決意從全職學校及家庭服務社工轉為半職社工，公餘時間則全心投入性小眾輔導，服務被邊緣化的一羣。經歷過「拗直治療」，他洞悉「拗直」輔導手法的問題，「當中會不停地滲透同性戀是可以改變的信息，他們用全人成長或者是修復創傷等理論包裝，其實輔導是有引導性的。」最終目標是引導輔導者相信：「我們需要改變同性戀，或者是相信同性戀是多由後天因素造成」。於是，他決意研讀小眾肯定取向輔導模式（Minority Affirmative Counseling）。
這一套模式以接納和肯定的角度出發，「了解小眾如何受到社會文化社會制度壓迫，如何將偏見內化」。小眾肯定取向輔導模式猶如一束光，照亮了他內心的暗處。他多番提到，外界的壓力如同為他的身體「輸入錯誤的程式」，現在則「用一個正確的程式去看我自己，原來我是受了這麼多社會文化影響，怪不得我想死啦。」此模式讓他獲益匪淺，堅定其「助性小眾外化壓力，甚至是幫他們改變制度」的決心。當平機會表明《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未有任何時間表」，有議員要求煞停同樂運動會的當下，他選擇走在一條「療癒、教育、倡議三合一」的道路上。他無懼站在鎂光燈前，對傳媒訴說自身經歷；成為基恩之家心靈同行中心輔導員，亦成立同志友善身心靈服務平台「同心圈」；支援性小眾組織「倖存者」小組。他自信地說：「我現在不再改變，而是期望這個社會改變。」長遠而言，他期望日後社福、醫療、教育、心理學界等各個界別能夠支援「倖存者」，普及性小眾肯定式輔導，希望有朝一日，社工需要有相關的培訓才可獲註冊，並列出「肯定輔導員名單」，讓性小眾能得到適切服務。
創傷未癒，單單要投入一段關係，已是難事，是以Alvin已單身十年。當攝製隊前往拍攝他在教會參與「一人一故事」劇場排練的情況，他分享到與內心創傷有關的話題，還是忍不住嚎哭。解離狀況仍舊不時出現，但他已明瞭自己應盡量「活在當下，看到當下 」，他的當下就是——教會朋友見狀一擁而上，抱緊啜泣的他。
目前，他已重拾單簧管，即使應攝製隊要求，在人來人往的深水埗街頭演奏，也不再打噴嚏。談到昔日的音樂夢，他說：「好像有些未解的結，或者有些遺憾。」樂譜上的音符旁邊，盡是他用鉛筆寫上的標記，他笑着表示正計劃考取演奏二級，也不忘補充：「不過現在我不會逼自己，做到就做」。
過來人曾自覺「拗直」是唯一出路 現洞悉手法荒謬 自主追尋信仰真理：基督徒要行公義、好憐憫，這些是要做出來的，你講接納、大愛、包容，你卻偏偏沒有
Thomas（化名）不欲以真名和真面目示人，告別「拗直」的歲月兩年多，如今再談箇中滋味，言談之間甚至帶點詼諧。他自創「負離子療程」一詞來形容「拗直治療」，「即是暗喻電直，幽默啲吖嘛，有機會電唔成㗎嘛，而且你電直了，也有機會攣返。」
二十六歲的他，從二○一八年一月到二○二○年十一月期間，先後前往兩個機構接受以心理輔導為名、「拗直」為實的服務。儘管憂慮自己會被起底，他還是決定挺身而出，分享自己的故事，「自己能夠去講自己的經歷，對我來說是代表看到自己被看見。我覺得不是很多人都願意去分享這些故事，當然不同人都有不同的選擇，但我心裏也想為這個社羣付出一些努力。」
曾自覺「拗直」是唯一出路
「我慢慢回看，就會說是滑稽，但問題是當時為什麼會去做這件事呢？」事過境遷，Thomas剖析自己接受「拗直治療」緣由，坦然地說，當年的自己是自願地去「拗直」，「其實我是想『拗直』㗎，那時候我有自我『拗直』的傾向，因為我覺得同性戀真係唔好呀。」
他與家人的關係談不上融洽，從沒有主動跟他們談及自己的性取向，但從言語之間，覺得家人應已察覺事實，「有偷偷影射我，說不跟女生拍拖就是不正常。」中學時期，身邊有同學出櫃，「他們的下場很慘啊，看見他被人isolate，沒有朋友，性格比較孤僻」，語速一直稍快的他，此時慢了下來。他說，沒有出櫃的自己，其實也同樣孤僻，「我初中的時候已經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愈成長就覺得自己愈孤僻，因為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同，有很多比較」，「會覺得異性戀比同性戀好，他們有家庭，得到別人接納，同性戀者是無出路的 ，有什麼好處？除了被別人取笑，我也想不到有什麼好處。」
他自言當時的自己「很摺」，「在社會、學校、家庭都沒有一個很安全的地方讓你去表達自己的時候，怎樣會有真我？怎樣去接納自己？其實是很難的。」原有的生活節奏，就在朋友帶他回教會的時候，逐漸步向失序。縱使他知悉傳統教會對同志議題持反對意見，仍不改他對這個羣體的重視，渴望得到教會接納，「當時我沒有很多朋友，與家人關係不好，教會能給予我一個很安全的環境與人接觸。」回首昔日歲月，他直言自己如同「雙面人」，「骨子裏是一個同性戀者，但會做出異性戀的行為，會刻意對別人說：『我是直的』。」當刻，他視同性戀為恥，內疚在心底發酵，覺得自己「十惡不赦」，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把同性戀這個身份狠狠「撕去」。於是，他只想到一個方法——「覺得『拗直』是唯一的出路，『拗直』是一個救贖」。
陷入自責輪迴 輔導員自欺欺人
輔導員直指同性戀性行為是罪，要他承認，才可以開始輔導。「因為聖經都說神會祝福一男一女的婚姻，如果以後我結婚是一男一男，我就得不到上帝祝福，你會覺得，為什麼呢？上帝是不是真的這麼想？」他談起昔日的拉鋸，語調一直平穩，但說到此處，還是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每次與輔導員見面，對方都會詢問：「情慾的試探有沒有增加？」
「你做得好，會得到讚賞；做得不好就會覺得很guilty，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事，過程當中反而對自己多了仇恨。」那時，他曾冒起自殺念頭。「因為我覺得很絕望，你會覺得很難接納自己，看不到出路。」
Thomas帶來幾本由輔導員推薦的書，其中一本是天藍色封面的《同前同行：一名前同性戀者的心靈筆記》，作者是一名「後同」（後同性戀者，即曾經是同性戀的人），書中記錄了自己改變性傾向的心路歷程。Thomas曾經嘗試跟隨其步伐，一天看一頁，想試試會否真的可以改變性傾向。可是他看到第七、八頁，只覺無法跟隨書中指引，本想就此作罷，但過了一段日子，腦海中總是縈繞着「我應該成功㗎嘛」的他，又再拾起書本，重頭開始閱讀，卻又旋即無法再讀下去，只能不停在原地打轉。「你話慘唔慘？如果讀完，成功與否都可以有個定案。」這個循環，也體現在其「拗直」之路，「好像我做輔導的過程，有很多事情做來做去，都好像沒有什麼用。」
他不欲全盤否定改變性傾向的可能，但讓他髮指的是，輔導員似乎有「自欺欺人」之嫌，「有一個輔導員告訴我『我自己仍有受同性吸引，但是我現在都有家庭，可以有小朋友』。」他帶點激動地說：「你能不能過自己那一關呢？你可不可以說服別人？你如何為自己的client輔導？」
「現在回看，我覺得是很荒謬，為什麼會相信呢？」
「不要那麼天真覺得可以『拗直』」
成效與輔導員專業皆成疑，Thomas決定離開，「三年來都是說同一句話，三年來都是說幫我，但是你會覺得不要再傻了，要move on試試不同的東西。」經由朋友介紹，他接觸到以LGBT+肯定式實踐手法（LGBT+ affirmative practices）進行的輔導，逐漸意識到自己過去是怎樣泥足深陷，「說得好聽一點，他們是好心做壞事，其實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洗腦。他想洗腦告訴你：『同性戀？你諗都唔好諗。』」輔導期間，自慰、有同性情慾通通被指是「沉溺」。「每個人都有慾望很正常，當你不標籤這個問題是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自然消失。」
「拗直」的成因複雜，他也不忘反省自身，自言當其時「思想比較單一」、「容易被別人擺佈或者動搖」，「我覺得我自己都要負責的，不要只說社會怎樣怎樣。」故此，他更加熱切地分享自己的歷程，「我的想法不是攤開自己的傷口，因為我能夠說出來，代表我已經overcome了，我想告訴大家，我的故事是這樣，前車可鑒，不要那麼天真覺得可以『拗直』，因為很大機率『拗直』不到，而且會令你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
「拗直治療」的機構聲言同性戀是罪，導致他一度懷疑自己的信仰，「為什麼我走這條路會這麼坎坷呢？」不過，現在他不再自怨自艾，性傾向已無礙他對生命和信仰有所追求。關於怎樣才能夠成為恰如其分的基督徒，他亦自有其看法，「耶穌一生都在幫助窮人、痲瘋病人、骯髒的罪人，就是想告訴我們要這樣做，這樣才是基督徒。」曾經視「拗直治療」為出路的Thomas此時此刻拋下一句：「基督徒要行公義、好憐憫，這些是要做出來的，你講接納、大愛、包容，你卻偏偏沒有。」
同志基督徒應如何自處？基恩之家實習傳道人擁抱多元神學：信仰不是用來排斥、控制別人，而是讓我們有愛和公義，在空間裏共同生活
基恩之家是香港首個由同性戀者創立的基督新教教會，也是亞洲第一個正式註冊的同志基督教團體。阿康笑言已記不清楚在此侍奉多久。他十二歲開始上教會，十八歲受洗，在基恩之家十多年，目前是實習傳道人，也是一位在中小學授課的全職音樂劇老師。他認為「找回節奏」是生命重中之重，亦已找到自己當下的節奏。當下，他是一位同志牧者，關於「同志基督徒應如何自處？」這道被反覆提出的問題，他有信心回答。
相信多元神學
《聖經》有六處經文經常被引用，用以證明基督教反對同性戀。阿康也曾經歷過傳統教會的歲月，明白性小眾難獲傳教會接納。年少時資訊不多，他也一度迷失，「小時候別人說什麼你就信什麼，別人說你有罪，你就有罪。」他原本所屬的教會甚具規模，有近二千人。猶記得某次崇拜遲到，他只能在最後一行落座，抬頭望向遠方的講台，發現物理與心理距離，同樣遙遠。
「對我自身來說，我們教會的神學是多元的，多元的意思是每一個教友的神學觀都會不一樣。多元神學意味着，我也尊重你的神學，我也不需要說你的神是錯的。」他表示，他們以「前進神學」（progressive theology）的角度思考信仰。「『前進神學』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是，無論《聖經》裏面的事情有沒有發生過，我們都只會用一個看寓言故事的角度去看。等同我們看中史、世史，我們可以透過那些人發生過的事情，而有所得着。」他解釋，《聖經》由當時掌握權力的人決定以什麼經文輯錄而成。「在過程當中，牽涉着要灌輸什麼意識形態給他們管治的人，或者他們的教徒，他們想社會是怎樣取得他們當時所想要的東西，他們想怎樣塑造社會文化。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所以我怎麼可以當《聖經》是100%的真理呢？」值得深思的是：「箇中內容是否能夠迎合我們今天的社會？」
他表示，信仰很廣闊，《聖經》也不是信仰的全部。「如果有些人對經文有疑問的話，可以告訴他們，聖經只是其中一部分，信仰很大的，你都要靠自己的經歷、社會文化等等去分辨。」；「信仰有很多面去看的，有很多不同的神學，但以前傳統的教會可能只說一套神學，還有以《聖經》為本」。他說，家中書櫃上還放着由「新造的人協會」、「明光社」等對同志羣體不甚友善的團體所出版的書籍。「你覺得那些是罪，那些隔開你跟神的距離的話，那就是你要處理的東西，但是我不覺得這些綑綁着我，因為我跟神建立的關係是出於愛和公義的。」
撇開宗教的語言，阿康所相信的，其實很純粹，「唯一真實的就是我和你此時此刻的交流，我們的生命是真實的。」
同志牧者肩負社會責任
這天崇拜的尾聲，有作為第二代基督徒的教友分享，因為母親要求自己上同一間教會，所以不能常到基恩之家參加崇拜。阿康指，這樣的故事並不罕見。在基恩之家遷到深水埗以前，教會會址設於上環，那段日子，當大部分教會都在早上崇拜，他們的崇拜在下午四時才開始。原因在於不少教友上午都要回另一間教會。
教會在成長，他們也在成長。如今，崇拜在早上十一時舉行，前來崇拜的人已坐滿整個禮堂。他們甚至已經不欲標籤自己是性小眾教會，「雖然我們大部分是性小眾，但其實我們也不要斷絕自己與社區的聯繫。」教會前身名為「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現在易名為「Blessed Ministry Community Church」。「因為我們都是一間正在成長的教會，改名是很大的成長，證明我們這裏的人開始都不止是為了性小眾，我們應該要走出去，應該要多接觸人羣。」身為同志牧者，更應該承擔責任，告訴世界：「信仰不是用來排斥、控制別人，信仰不是這麼主觀的，而是說讓我們有愛和公義，在空間裏如何共同生活，讓人可以活在當下。」
創傷留痕 伴教友同行
阿康表示，教會內也有四、五位經歷過「拗直治療」的教友。他看到他們滿身傷痕的模樣，「情感不可以消失，創傷一定會留痕。但可以舒緩、掌握那些情緒。」他在教會中帶領戲劇小組的活動，活動以「一人一故事劇場」形式進行，觀眾先分享故事，演員再作即興演出。「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們對任何事情都要say yes，對對手say yes，對觀眾分享的故事都say yes」。對創傷sayyes，也是療傷的過程，他希望，與受過傷的靈魂同行，「我們只可以提供一個很安全舒適的空間，讓你去成長和突破自己。」
他不排除「拗直治療」有其成效，但問題在於有否給予空間小眾作選擇，「為什麼我這麼抗拒『拗直治療』，是因為你擺明就是要他直。」他讀到LGBT+性小眾友善組織PrideLab出版的小誌《以愛之名：香港「拗直治療」經歷者真實故事》，得知有醫生以靜脈注射的方式「拗直」性小眾，大為震驚，不由得反問：公義何在？「究竟什麼才是錯呢？是同性戀的錯大一點，還是你用這件事再傷害別人的身體的錯更大呢?」
怎樣才能避免下一個「拗直」受害者出現？ 提倡性小眾自我接納團體真光社望大眾以接納取代「拗直」 冀心理輔導界重視性小眾肯定培訓
今年一月，提倡性小眾自我接納的非牟利團體真光社聯同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及輔導學系副系主任陳俊豪博士舉辦記者招待會，發表「香港性向試改研究報告」，揭示了本港性小眾改變性傾向的情況，會上還有兩名「拗直治療」過來人列席。一時之間，「拗直治療」——一個原本較少被注視的議題引起不少討論。
「拗直治療」過來人Alvin已非首次面對傳媒，每次報道出街後，總是免不了因其性傾向被指指點點或大造文章。然而，當是次研究結果公布，外界反應卻與過往截然不同，他笑着對真光社主席兼創辦人黃政光（Dino）與副主席姚皓璋博士（Jensen）說：「連『連登』都支持，證明社會是可以改變的！」翻查當日各間傳媒報道，焦點主要放在研究數據以及過來人的親身經歷，較少提及是次研究是香港首個關於性小眾性向試改（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SOCE）的研究報告。
「拗直治療」過來人的故事固然需要被看見，默默耕耘的真光社也有話想說。
過去沒有數據說明香港性小眾「拗直」現況
真光社成立於二○一八年，機緣巧合之下，Dino從相熟牧師的口中得知， 有支持「拗直治療」的團體出版見證集，聲稱「拗直治療」有效，於是與幾位有志之士創立了真光社，希望推廣有科學根據的信息。當時，各人滿腹大計，卻因一事未能開展。「當時最大的挑戰就是暫時沒有數據，不知道香港現在有多少人接受過這件事，也沒有聽過有倖存者的支援小組，沒有聽過他們出聲。」Dino表示，立法、倡議等工作，都需要有數據支持。從「香港性向試改研究報告」結果可見，兩成受訪者曾經嘗試性向試改，該數字比加拿大、美國高三倍；沒有受訪者認為其嘗試有效，超過八成表示曾因此出現自殺念頭。Jensen點出：「無論以什麼形式改變性傾向，都會對心理健康造成很大損害。」
21.9% 受訪者曾經嘗試性向試改，數字比加拿大、美國高3倍
73% 試圖改變性向的受訪者都有宗教背景
56.3% 受訪者認為性向試改「完全無效」
39.6% 曾經嘗試性向試改的受訪者達至臨牀抑鬱水平
83.3% 出現自殺念頭
——出自「香港性向試改研究報告」
於是，成立初期，他們主要聚焦在研究工作。與此同時，他們也從教育、社羣等方面着手，鼓勵性小眾自我接納。他們留意到，不論是性小眾與否，社會上都有不少有心人希望為小眾權益出一分力，但無奈缺乏經驗，原因就是坊間沒有課程教導大家怎樣去創立一個NGO或者小組。故真光社先於二○一九年舉辦首屆領袖訓練課程，課程今年來到第二屆，Jensen期望「更多人出來嘗試建立一個性小眾友善的空間」。Dino表示：「如果可以的話，可能未來會有更多性別友善的人和資源，就少一些人會去想到要『拗直』自己、憎恨自己。」Jensen正是第一屆的學員，如今已是真光社的副主席，Dino笑着說：「第一屆的學員，幾乎全部都留在這裏，成為了真光社的core member。」
倖存者的創傷 本應可避免
二人亦提到LGBT+肯定式實踐手法（LGBT+ affirmative practices）的重要，他們意識到治療過來人的創傷原是可以避免的。「聽過倖存者的故事，只要有一兩個有這種意識的輔導員出現，他們是不會愈踩愈深的。輔導員沒有這個意識去問，結果就會失去了很多的治療和關口。」
身為臨牀心理學家的Dino表示，「肯定式實踐手法是現今唯一符合人權和有科學實證的針對性小眾心理健康的輔導手法，旨在讓受助者知道社會於過去及現今的偏見及歧視對性小眾羣體造成傷害，並且肯定受助者多元的性／別身份。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全球健康》在去年就有一篇評論指出性小眾心理健康是全球醫療體系忽視的一個重大議題，呼籲推廣性小眾肯定式實踐手法。」為了使更多輔導專業人士認識LGBT+肯定式實踐手法，真光社將在六月聯同香港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舉行全港首個有關LGBT+ 肯定式實踐手法的學術會議——「香港國際 LGBT+ 肯定式實踐手法會議 2023」，並邀請來自美國、澳洲、台灣、香港等地的嘉賓作分享，希望能推動本地心理輔導學界對議題的關注。
心理輔導界缺乏性小眾肯定培訓
Dino指，在學期間，課程甚少涵蓋此範疇，當踏入職場，有意進修也無從入手，「香港沒有地方讀，在全球各地，這都是很新穎的課程。」他表示，目前只有關注多元性別的英國最大獨立治療組織Pink Therapy有一個相關的證書課程，他曾嘗試了解課程細則，發現索價不菲，課程亦相當「chur」。他表示，期望日後本地學院可以擔當起培訓的重責。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及香港心理學會分別在二○一一年及二○一二年發表聲明，指出同性戀並非疾病，同時指出「拗直治療」的成效仍未有科學根據和臨牀證據支持。聯合國人權專家亦曾批評「拗直治療」為性小眾帶來痛苦；加拿大、瑞士、法國等多國亦已立法禁止「拗直治療」。縱使香港的立法進程未明，Dino和Jensen看到其他友好的同志團體對「拗直治療」的關注與日俱增，「倖存者」敢於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仍對前路感樂觀，「我想我們做的事情開始有人見到，也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法學碩士（人權法）課程主任羅愷麗副教授表示，「拗直治療」污名化性小眾羣體，並讓他們遭受傷害。她表示：「如果政府有意維護性／別小眾權益，應正視『拗直治療』的傷害，以及立法禁止相關治療，多國已就此立法，值得香港借鑒。」
「拗直治療倖存者」的對立面？後同性戀者找到同性性傾向之「原因」 相信性傾向可被「修復」
「拗直治療倖存者」的經歷中，有許多傷口、壓力與恐慌。他們認為，這些創傷，也揭示了社會文化對同志社羣的不公。所謂的「治療」，可曾真的治癒過誰？帶着這道問題，本刊找到由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創立、關注「後同」（後同性戀者，即曾經是同性戀的人）的組織「後同盟」，經由其介紹，接觸到兩名分別曾為男同性戀者及女同性戀者的「後同」。從二人口中，又可以觀照到一套怎樣的文化和價值觀？
曾戀慕男性 因信仰渴望一男一女婚姻
訪問甫開始，四十六歲的基甸（化名）便強調，自己過去「有戀慕男性的傾向，其實我沒有入過同志的圈子，但我有同性的傾向。」他進一步解釋，「即是沒有跟男性拍過拖，或者有同性的性行為。」
他年少時曾戀慕男同學，但因為信仰關係，對於自己的性傾向，或多或少有掙扎。十七歲開始信主的他說：「其實我一直都覺得男男的生活，不是一個我所期待的生活方式。」「透過我的信仰，我自己見到上帝創造的最美好的計劃，所以其實我一早都渴望能夠活出這個計劃最原本的生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裏面。」於是，他在二○一八年主動尋求支援及輔導性小眾的機構，經輔導後，他現時已跟一名女性結了緍。
認為同性戀是一種感情投射
性傾向是後天還是先天形成的爭論，歷來從未休止。根據真光社今年發表的「香港性向試改研究報告」，沒有受訪者表示性向試改有效；過半受訪者認為，性傾向是天生且無法改變。基甸則認為，其同性戀傾向與後天因素息息相關。「就好像我一樣，其實我發現到（同性戀傾向）是由後天的家庭背景甚至是親密關係的破碎而形成的，這是一個情感的投射和補償。」他強調，不是非得要找出性傾向的形成原因，惟輔導員「幫助我找到一些自己過去生命的根源」。
輔導期間，他發現其性傾向的掙扎源於「我真實的情感沒有辦法被表達出來。」基甸七歲時，父親離世，「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想像有父親的照顧和保護會是怎樣的。」他回想過去，才察覺自己從來未曾為父親的死而哀哭，故回到父親的墳前，訴說自己對他的想念。「我找到自己的情感真實需要，原來不是其他的男生，而是我的父親。」
他這樣形容「後同」的生命歷程：「在我的理解裏面，同性的傾向是可以被修復的，是一個可以讓一個人的心思和情感得到完整的過程。」「今天已經進入了婚姻裏面，我經歷到原來一男一女的配合是一種幸福，是我一直所期待的真實的親密關係。」他說。
改變性傾向是一種「選擇」
年約四十歲的Sarah也很同意基甸所言的「修復」一說。過去的Sarah， 愛作TB（Tomboy）打扮，從小四開始喜歡女生，中學讀女校，中三初嘗與女生拍拖的滋味。她二十一歲開始信主，曾經和當時的女友一起上教會，但不久對方以信仰為由提出分手，並對她說：「同性戀不是由神所創造」。「那一刻我就在想，要不我就選擇繼續相信這位神，要不就繼續過我的同性戀生活。」她仔細思考後，「覺得這個神是真的」。於是，她決定守獨身，單身九年，機緣巧合下，對一位同性產生好感，內心掙扎不斷，於是她向一位牧者傾訴，「對方一直為我祈禱，一直去揭示很多的成因。」從中，她發現自己的「缺陷」。童年時，由於父親失業，故母親外出工作，未有太多時間照料Sarah，她回想過去，始發現自己缺乏母愛，「我覺得我是在一些同性關係裏填補了這個缺陷。」
另一邊廂，她亦找到自己以前愛作TB打扮的原因。Sarah表示，曾經「覺得自己是一個男生」、「完全接受不了自己穿女裝衣服」、「很難接受自己女性的形象」 。她又指：「我的TB形象令我經常被女生關注，還有經常都會被人稱讚。」她認為過去的自己「比較以別人為中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所以很容易因應這個環境和別人的期望來去活出自己。」她認為改變並非刻意，而是一個「信仰歷程」，「慢慢使我自然地恢復一種女性的形象」。她不認同改變性傾向是「拗直」，而是一種「認識自己的過程」，「怎樣才會令我生活得舒服一點開心一點？我覺得是這個轉變的過程令我愈來愈自在，愈來愈開心。」目前，她暫未與異性拍拖，「知道自己已經不再被同性吸引，已ready跟男仔拍拖，但也要遇到對的人」。基甸和Sarah二人不約而同地為其同性傾向找到「原因」，那又可曾為異性戀找「原因」？Sarah說：「我覺得（異性之間）自然會被吸引的。」
同時，有過來人指控「拗直治療」損害性小眾身心健康，二人不欲將其經歷與「拗直治療」混為一談。他們認為「拗直治療」強逼人改變，並以性傾向改變為治療的主要目標，他們表明反對此治療，並指出他們所接受的，「是修復關係，全人關顧和自我身份和價值重建的輔導同行模式，當我們經歷以上的三方面的生命成長轉化，發現同性吸引自然地減輕和改變」。
「拗直治療」現況如何？記者「放蛇」親歷性傾向試改輔導 與前義工、前求助者對話
新造的人協會屢遭同志組織及已停用該協會提供之服務人士指控，認為其輔導手法為「拗直」性小眾。此專題的受訪者張煦峰（Alvin）為「拗直治療」過來人，指控協會輔導令他承受巨大精神困擾，他因此出現持續多年的抑鬱、焦慮症狀；去年，他被診斷患上複雜性創傷後遺症。二○一六年曾有傳媒以放蛇形式，揭發當時負責帶領小組的羅文麒牧師將同性戀定性為「罪」，並多次批評同性戀者。惟協會創辦人、精神科醫生康貴華一直否認相關指控。
為了探討相關指控、爭議和後續引發的思辯，本刊記者深入「」新造的人協會」，與協會社工面談兩次，每次面談約長一小時；並採訪兩名近年才離開協會的性小眾，盡量還原協會「輔導」今貌。
記者以女同志身份致電該會，職員簡單詢問名字、職業、年齡後，便安排一位名叫Gloria的職員以WhatsApp聯絡記者，相約會面時間。該會地址神秘，其網頁並無相關資料，當記者以訊息追問見面地點後，事隔六天，才獲對方告知地址在佐敦；記者再度追問，對方表示先約在佐敦地鐵站某出口等。首次會面前半小時，Gloria又突然傳訊息告知協會的實際地址，着記者自行前往上址。
協會社工疑為「後同」
到達時，Gloria開門迎接，自稱為新造的人協會社工。記者以當事人身份，在第二次見面末段問對方可否提供名片，她以「正在印刷新卡片」為由婉拒。翻查網上資料，她曾以「後同」（後同性戀者，即曾是同性戀的人）身份，接受多間傳媒訪問。根據關注「後同」組織後同盟於二○二○年出版的《敢於不同 十五個跨虹者的故事 – 香港篇》所示，Gloria為時任後同盟召集人。
協會位於一個單位內，大堂沒有其水牌，大門上亦只掛上「言道中心」的標示牌。單位內分隔了三數個房間，輔導就在其中一個佈置簡潔的房間內進行。另一間面積較大的活動室，牆上貼上「忘記背後 努力向前」的揮春。
強調同性戀後天成因
首次見面，Gloria首先了解個案情況，隨即介紹協會背景，稱「是基督教信仰，但輔導是比較中立」，「我們叫這裏『半教會』」，又指是「信仰下面的輔導服務」，並指無論是否基督徒，協會都會提供相應輔導。
Gloria表示，「同性戀不一定要變成異性戀，其實這個概念是錯的。但來到的朋友，可能有些機會是受了一些創傷，或者可能受一些成長經歷的影響，令到他和同性戀在一起。」接下來，她不斷引述過往輔導個案例子以支持其論點，指有女案主因為曾被人「飛」，所以不再相信男人，其實並非真的如此喜歡跟女生拍拖。她多次指出同性傾向有其後天原因，「我有些個案是他成長的經歷可能有些事情發生，令到他比較怕異性，但他又有戀愛或親密感的需要，所以他就找了一個同性，其實過程是有很多原因的。」
Gloria接着開始提問，最初圍繞生活經驗，包括何時得知自己的性傾向、家人如何施壓，對家人施壓有何感受、家人如何得知女兒是同性戀、身邊的朋友是否知悉自己的性傾向等。然後問及過往與女性拍拖的經歷，詳細地詢問：「你喜歡對方什麼？喜歡怎樣的女生？當有親密關係時，有何感覺？是否很喜歡目前的女朋友？」
再後來，她提出更多問題：「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男仔追你，你會唔會都ok ？」「好多男生也是這樣，為何你不會考慮男生？」、「是否真的對男生沒有感覺？」、「其實會否覺得男生很難carry ？」、「與女友一起多年，是不想分開；還是其實不是很夾，只是不好意思分手 ？」
她指提問用意僅為幫助當事人了解自己，「其實我不是叫你去分辨男女，而是我想reflect給你看，其實很多這些想法在背後。」又再三強調：「其實很多經驗都會令到一個人會選擇同性。」會面期間，她多次建議當事人要先認識自己，並指出：「 有時候認識自己後，會更容易作出（性傾向）選擇。」
稱「輔導」並非「拗直」性小眾
第二次會面與上一次相隔一個多星期，Gloria狀甚疲憊，多次打呵欠，再次問及當事人何時發現自己的性傾向，又再次請當事人分享過去與女生談戀愛的經驗，期間一度遺忘當事人名字。
她要求當事人數出三個自己的優點，亦通過畫圖表方式，檢視自己除了同志身份以外，還有由什麼特質構成。期間，Gloria指出輔導並非「拗直」，「我們也不是那些『「拗直」』的，每個人都有他的選擇，但有些人是會改變的。」
記者以當事人身份詢問到底性傾向是否真的可以改變？她回答：「我只能說根據我們的經驗，有人在走這條路，過程不是那麼容易，當中也有很多學習。」
兩次會面，Gloria分別贈予當事人協會於二○一三年出版的刊物《同話．家 一羣「櫃父母」與後同的家常話》和《給最後女友的信》。前者講述「後同」與同志父母的關係，後者則是關於七名女「後同」決定告別女同志生活的經歷，Gloria在推介後者時，稱「你應該會有共鳴」。
前義工退出協會
除了面談以外，根據新造的人協會網頁所示，該會還有小組活動，但列明為「非公開」。輔導期間，記者曾詢問小組活動詳情，惟Gloria表示，小組主要是供有信仰人士參加，要彼此都是基督徒才能成為同一組的成員，暫未能讓沒有信仰的當事人參與。記者透過其他渠道，找到曾經是協會義工的Kit（化名），了解協會其他活動的情況。
Kit是女同志，也是基督徒，因信仰緣故，經歷過很多「想自己能夠改變」的時刻。她曾成為協會義工兩年，直至與同性拍拖，有感被協會的人認為「骯髒」，遂退出協會。
初接觸新造的人協會時，她本以為「好像找到一些方法」改變。當時，她認同協會所指：「保持自己不拍拖的狀態，專注在信仰上，學習與神溝通」。於是，她在二○一六至二○一八年間，成為了由協會舉辦，讓同志家長參與的家長小組義工。不過，她當時認為，自己心底都是為性小眾着想，希望小組的家長「至少不是在傷害小朋友，讓他們更加懂得怎樣和自己的子女相處」。後來，原本在守獨身的她遇到心儀的同性，促使她在二○一九年離開協會。她表示當時拍拖，仍然相信：「我和信仰的關係是很好的，我是愛主的，我不覺得上帝斥責我這個行為。」她繼續說：「那就和協會不同，協會覺得，我應該覺得很罪疚，滿身骯髒。」
前求助者：「是軟性拗直教育」
去年才離開協會的周卓楓，同樣反對協會的主張。他是一名男同志基督徒，過去曾一度「對自我形象、角色很混淆，有些面對不到自己，想找出路。」二○一七年，當時約二十四歲的他，自行接觸新造的人協會，體驗過個別輔導、小組活動。五年後，即二〇二二年中，他決定離開協會。曾經深陷在掙扎中的他得出的結論是：「協會不值得跟隨」。
當時，協會受助者的男女比例約為七比三，年齡主要都是四十歲以上，以五十歲到六十歲為主。「後同」輔導員多會「鼓勵（男受助者）單身或者跟女生拍拖」。小組活動多以五至七人一組，也有舉行聚餐、行山等較大型的活動。他形容，活動「沒有太大壓力」，惟氛圍主要是引導大家朝異性戀生活「進發」。小組內曾有其他組員與異性拍拖，他形容，好像有「future picture」。不過，就他所知，這些戀情都以分手告終，有組員後來繼續和同性交往。
五年間，他見盡協會眾生相，自己亦接觸到同志友善教會，對性傾向的看法漸有改變。「我見到協會內有些人去到六十歲，都是在掙扎，就是這樣抑壓了自己整個人生，從沒有拍過拖，那我就覺得很可惜。他們未試過讓自己真正地愛一次，我覺得是浪費了人生。」他形容協會「想法太迂腐，不切實際，是自欺欺人」。
綜合自己的經歷，他認為與其說協會在進行「拗直治療」，倒不如說是「拗直教育」。「我覺得那是軟性的，他們某程度是灌輸你去和異性拍拖。」他說：「我不認為性傾向可以改變，我反而覺得社會或者信仰給予性小眾壓力，要大家貼上道德的規條，跟隨一個標準答案。但當人離開了這些枷鎖，其實可以選擇跟從自己內心的需要和渴求。」
本刊曾向新造的人協會詢問對上述說法的回應，協會以電郵回覆本刊：「由於我們不清楚相關情況，因此不會作出任何回應。」
翻查二○二二至二三年度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獲資助項目名單，新造的人協會獲批29,935元，報稱用以提供互助小組、工作坊、輔導／支援服務。本刊就協會項目向當局查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電郵回覆本刊：「申請項目須符合計劃的宗旨，即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或為性小眾提供支援服務，才會獲考慮資助。若評審委員會知悉項目申請機構有違背計劃宗旨或目的的情況，在審批有關申請時亦會作適當考慮。」
後記：異性戀自我評估表
回到是次封面開首的提問，到底是什麼令同性戀者強行拿起油漆，把自己的顏色掩蓋？
記者參照「拗直治療」過來人在接受輔導期間所填寫的「同性戀自我評估表」，製作「異性戀自我評估表」，諸位不妨細閱明細，思考「拗直」箇中問題所在。
從過來人的經歷中，揭示出令同性戀者強行拿起油漆的，是社會和文化。大家又可曾想過，在這個環境中的每一位，也可能是施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