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宜說，她很喜歡吃魚。晚飯時間，我們便叫了一尾蒸魚分着吃。
魚端來，她拿起筷子，仔細地挑了多骨的部分，夾在碗中自己慢慢吃，然後剔了一些骨，把大塊的魚肉夾給我。她說猜我怕骨，於是把有骨的肉先吃掉。
「聽話」是一個緊箍咒
她也是創傷後壓力症的個案。臨牀心理學家說她的創傷後壓力症主要來自Social bullying，長時間於社交上遭遇欺凌，人際關係上成為人生最大的磨難，從小積累的傷口最後因一次朋友的背叛而爆破。甘宜時時嘔吐不止，三年前一場家暴，觸發成創傷後壓力症，病情嚴重時，她晝夜不睡，不停流淚，只要稍有回閃就又爬到廁所嘔吐。
她開始書寫，其中一篇記錄了2019年，她轉工了，因為前一個上司喜歡micromanagement（事事干涉），她說她壓力很大，連帶腦海中的創傷也一併挖掘出來：「深處的痛苦記憶重新挖出來，我感到懼怕。但是，那些創傷愈來愈清晰了。創傷後遺症是精神病的一種。精神病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本身帶給病者有多大傷害，而是來自別人的恐懼，包括你的至親、男朋友、好朋友。他們只看見你不懂處理人際關係、悲觀、意志消沉、退縮、不安、憤怒、情感麻木，他們會跟你說好好「處理」你的創傷後遺症，而不是用「治療」，因為他們認為我的病徵不是病徵，而是我本身的人格有問題，因此我不是有病，我要不斷反省改進自己，自然會好起來。」
然而她已是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她從小努力回應家人的需要，長大後努力處理人際關係，努力地學習收藏悲觀想法，結果愈努力愈挫敗，別人的責備，埋藏在內心的委屈，最後成了她最創傷的總和。
「我在單親家庭長大，爸爸在我十多歲時過身。我是長女，對下還有幾個弟妹。從小，阿媽就將喪親的情緒發洩在我身上，她罵人總是不留情面，對着我也是粗口橫飛。她要我聽她話，天一光，張開眼就已經聽到她在鬧人，日日如是。」其實甘宜從小成績優良，自我要求很高，時常要照顧弟妹，家中貧窮，她省吃儉用，衣櫃所有衣物加起來只有十件，一穿就是幾年。母親眼中卻只看到自己人生的不順遂，將一切遷怒於女兒。甘宜從小就開始自責，覺得自己不夠努力，母親才會一再挑剔自己，有時又自覺再努力，也不會得到別人的認同。
小女孩情緒波動，外表倔強，內心荏弱，寂寞離羣。同學下課就去逛商場，她下課馬上回家，身邊沒半個朋友。老師們討論起這個學生，都說她雖然成績好，但不懂與人相處，性格冷淡高傲，想法負面。別人對她，總是批評比關心多。
「我沒有童年，腦海中好一些日子完全空白。家裏的經濟狀況不好，我也很少出街，回到家，弟妹間經常吵鬧，母親常常罵我，我長期覺得受到壓迫，日子難捱，很不開心。」中學時，老師更頻繁地批評她，她發現傾訴無門，只好看書，像許多不懂表達自我的人，她特別喜歡文字，因為文字充滿力量，作家寫出了當事人自己說不盡的心事。「阿媽對我的學業沒有太高的要求，她只要我什麼都聽她話，否則，就是忤逆，就是品性差。我心裏有許多的委屈說不出來，回到學校就發洩，但你問我在學校有什麼回憶，我都已經『斷晒片』，也不記得爸爸過身的情況，只記得他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離開了，爸爸好惜我。中一至中五的片段也很零碎，只記得老師一直批評我不懂與人相處。」她自中學開始出現回閃，長大後卻記憶斷片，但一直不知是自己出了問題，以為自己只是情感麻木。
大學自由時光是心靈水泡
她只關心自己成績好不好，可不可以升上大學，她相信只有升上大學才可以賺錢幫補家計。放榜那年，她如願地拿到良好成績，被分派到不錯的大學，升讀不錯的學系，然而走進大學那天，大學裏綠草如茵，她卻突然出現回閃，想起了許多忘記的東西，不自覺地就緊緊握住了拳頭，就好像一條緊繃的橡筋突然被放鬆了，許多憤怒，許多往日的畫面在腦海之中跳來跳去。
大學三年如同她的救贖，她把癥狀擺在一旁，努力去呼吸自由自在的大學時光。大學最後一年，她到外國交流，開始知道打扮，發現生活可以過得悠悠。
然而，回到香港，沒想到一畢業就在工作上遇到職場欺凌。
「畢業後，我在一間廣告公司工作，上司像我母親一樣情緒化，會無緣無故罵人，下達命令不清晰，卻要求很高，工時也很長，我試過凌晨3點鐘下班，第二朝9點又要回到公司。後來轉了行，但第二份工情況更加差，上司總是叫人進房間罵足一多小時，而且罵人時眼睛瞪得老大，又會邊罵邊扔東西。我一直死忍，只要對方說我錯，我就一直道歉。上班哭完，下了班還是哭個不停。很累，覺得自己已經很勤力，很努力，但東西總是出錯。很小的毛病，例如少間一條線，就被上司長時間地罵。」她說回到家，家人不見體諒，她曾想過自殺，後來心情稍為平復，終於找了心理輔導。
學會建立一條界線
剛剛端來熱騰騰的一條魚涼掉了，魚被兩雙筷子撈來撈去很快就吃剩下一個魚頭，魚頭鑲着的魚眼似乎還是活的，在餐廳的黃燈下狠狠盯向電視機的方向。電視這刻正播着晚間新聞，一個示威者頭部流血被警察壓在地上。她覺得世界看來多麼叫人絕望悲觀，然而於資本世界卻鼓勵人們正面，希望事事欣欣向榮。
那次見完心理輔導，她自覺成長了許多，輔導員向她提到心理學上的界線（boundary）。心理學上認為人們在不同層面上都會不期然地為自己及社會設立界線或規範，例如男女有別、社會責任，而界線的存在可使人可以在社交中得到舒適的距離和平衡，然而甘宜從來沒有建立這樣的心理界線，從小到大對媽媽的斥責，同學、老師的怪責以至上司的投訴，都照單全收，亦不懂得在適當的時候向人說「不」，只會勉強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甚至超出自己的責任的事。因為有輔導員的支持，那份工她做了幾年，甚至鼓起勇氣跟上司說明自己的心情，提到她不停的斥責令自己有自殺念頭，對方聽後亦有所收斂。
經歷過職場欺凌，她以為自己已經吃過成長的磨難了，但幾年前又被信任的朋友出賣，他們與中學老師一樣，指控她做人悲觀，不識和人相處，在未商討之下就做了一些決定，令她感覺被出賣。
「以前我會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都跟他們講，連我家中的情況他們都知道，我以為你們是最了解我的人，但最後她們也沒有理解我的心情，合起來做了一個不尊重我的決定。我很受傷，因為家人對我不好，我一直視那幾個朋友如至親，所以他們這樣做令我很痛苦。我原先已經沒有什麼朋友，後來連朋友這個角色都在生命中消失。那晚我不停地嘔，有許多自我懷疑，覺得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好，是不是我性格不好或是不夠聰明。我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力，也已經很堅強，為什麼仍然行不通。」於是她又重新去見心理輔導。
隱形的血 無法得到同情的病
一直到三年前她遇上家暴，她見臨牀心理學家，才知道自己患上創傷後壓力症。社工亦建議她從家中搬出來。她一個人找房子住，搬進九龍的一間劏房裏，簽合約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有了自主權去生活。簽租約是她頭一次為自己做的事。那時她不時見心理學家進行心理治療，但每次回家她都會嘔，持續見了三年，病情慢慢好轉。
兩年前，她決定搬回家。「我慢慢知道我渴望的幸福家庭其實是一種很中產的概念，在我身上很難做到。見了心理學家之後，病情好了些，也覺得是時候學習和家人相處和建立合適的距離。現在回家，阿媽不是電視機那種會對我攬攬抱抱，或者倒一碗湯等我回家的媽媽，但她改變了不少，她會跟我說：個煲有湯，叫我自己倒來飲，又會買好多水果放枱面。現在她還是有脾氣，卻不會再鬧我。」
甘宜和家人試着和解，她也試着和自己和解。隨年紀愈大，她似乎一點點注意母親對自己的影響，母親的情緒，她的脾氣，待人處事的方法一步步的建立了現在的甘宜。於是她更懂得接納自己，承認自己的負面，在社會打滾久了，她也自覺能力好了，不再自我懷疑；雖然她還是不習慣和同事相處，喜歡自己吃飯，和上司留有距離，但她不再自責，知道那不過是她和人之間合宜的距離。
「心理學家跟我說，我們都要多謝自己的腦，它為我們承載了許多傷心的回憶，塵封起來，讓我們可以一直活下去。」甘宜說，創傷後壓力症是一個充滿壓力和委屈的病，創傷後壓力症不是先天的精神疾病，沒有遺傳關係，他們都是因為承受了身邊一些事物的傷害才會出現這個病。
然而這個病和過馬路被車撞到的皮肉之苦不同。「別人見到你混身是血，會很同情你，想去照顧你，更甚會有義務律師幫你打官司，爭取公義，但創傷後壓力症是一種無形的病，沒有人會同情你，許多人不理解，只是覺得你好脆弱，大家都有創傷，為什麼大家都好地地，只有你一沉不起──這是一個充滿委屈，背負了傷痛又得不到公義的病。」甘宜說道。
（為保障被訪者隱私，部分個案均作化名）